1948年12月12日，胡适接到南京教育部长朱家骅的密电：“明天派专机到平接你与陈寅恪一家来京（南京）”。但是当国民党飞机飞抵北平上空时，南苑机场已经被解放军控制，飞机无法降落，只能空返。
于是，蒋介石又命令傅作义把机场抢了回来。12月14日，蒋介石两次亲自打电报催促胡适飞南京，并再派专机迎接。胡适遂决定南下，去往政府所在地南京，他悲观的说是“作“逃兵”，作难民，”。
胡适1948年12月15日的日记：“昨晚十一点多钟，傅宜生（按：傅作义）将军自己打电话来，说总统有电话，要我南飞，飞机今早八点可到。我在电话上告诉他不能同他留守北平的歉意，他很能谅解…我们的飞机直飞南京，晚六点半到，有许多朋友来接。儿子思杜留在北平，没有同行。”
这一年，胡思杜26岁，胡适先生58岁。
胡思杜为什么留在北平，而没有随父亲一同南下？我们可以看下胡适对这一事件的解释，胡适在给Prescott W. Townsend的信中说：
“我与我的太太于1948年12月共军围城的第二天离开北平。思杜自愿要求留下，为我打包我四散在家中的书。当他装好书，存到北京大学图书馆时，他已经很难出来了。从此他就一直待在北平。（胡适纪念馆检索号HS-NK02-009-027）
从胡适先生的信中，可以看出胡思杜暂时留下打理父亲书籍信件，一旦打理好后，是要离开的。但是打理好后，已经很难出来了。
但是，胡适的门生邓广铭先生也有一个回忆：
当时思杜不愿意随胡适南飞，他刚从美国回北平不久，对国内这几年的情况不熟悉。他说：我又没有做什么有害共产党的事，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结果胡适夫妇就把他留下了。
而邓广铭的回忆则与胡适相反：胡思杜自愿留下，并表示“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可以看出胡适应该是有劝过思杜，让他离开，但被胡思杜拒绝了，“自由主义者各自决定其命运”，因为必须尊重每一个个体的独立和自由，加上那时时间相当紧迫，胡适尊重了儿子意愿。
那么胡思杜是自愿留下呢？还是被迫留下呢？我们可以分析下胡思杜的价值观、当时的背景和父子关系。
“热爱鲁迅，追求进步”
胡思杜生于1921年，20年代是胡适与国民党关系最为紧张的一年，后来胡适寻求与政府合作的机会，通过改良主义，一步步解决社会问题。
30年代-40年代则是中国国难极为深重的时期，这时五四运动已经退潮，在20世纪20年代，胡适的自由主义尚可在铁与血的称雄中也能生存下来，但是日本侵华以后，胡适的自由主义被迅速边缘化。学生和知识分子也开始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的价值和传统开始否定，自由、理性、容忍、个人主义被抛弃，充满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口号开始席卷一切。
学生开始以强烈的民族主义取代早前对个人的关切，愿意暂时抛开对个人自由的坚持，而加入政党对抗帝国主义，这种意识形态的变化，正是学生能和注重群体忽视个性的政党接近的理由。这时，鲁迅开始成为中心，并且影响半个世纪，直到80年代。这也是胡适所说，五四运动被小家伙们掰错了车道。
以上是整个大时代下，整个青年群体的思想轨迹开始由“右向”开始“左转”，开始拥抱“主义”，这一时期的主旋律是：革命 流血 、激进、牺牲 悲壮 浪漫。
学者罗尔纲曾为胡思杜担任过家庭教师，他表示胡思杜“从小就有进步思想，比较爱国、热爱鲁迅”。胡思杜这一价值观是他选择留下的最主要的原因。
而胡适对那种虚晃而美好的乌托邦和“超人”力量并不感冒，他认为那只是一个理想，没有成功的的范本和实现步骤，与其天翻地覆，不如一点一滴、一步步的进行社会改良，解决一个个具体问题，这是最实际、最实用，也是成本最小、避免社会激烈动荡、流血的理性方式。
主义的魔力
20世纪是一个主义的世纪，当时的社会主义就有8种，令知识分子眼花缭乱，无所适从。
20世纪20年代，克列蒙梭说过：“一个人如果30岁以前不是社会主义者，他的良知就有问题；如果到30岁以后还是社会主义者，他的头脑就有问题。”
国学大师牟宗三说：“30岁以前不相信社会主义是没出息，40岁后你还相信社会主义，你就是没见识。”
据传罗素也说过类似的话：“一个人30岁以前不相信社会主义是没有良心，30岁以后还相信就是没有头脑。”。
傅斯年曾对李济说：“我要是十七八岁的青年，我也许对社会主义发生兴趣。这是傅斯年的感触。
当时思杜在国内的年龄也就19岁，正在沐浴于“社会主义”之下，青年们对这种魔力，难抵诱惑，且乐于接受。胡思杜也不例外，这种年龄接受后，非经历社会阅历，则非常难以改变。
胡思杜19岁去美国念书，罗尔纲说他“追求进步，热爱鲁迅”，说明还是社会主义的 信徒。
当时陈寅恪的大女儿陈琉球、李济的儿子李光谟也是这种心态，甚至在国民党高层的子女中，进步子女相当的多。
热衷政治和大官
1939年6月27日，江冬秀对胡适说：“小三（胡思杜）死没出息，他要学政治，日后做狗官。”旧女子都希望丈夫能够做官，但是江冬秀从不这样想，她非常厌恶做官，这也是胡适欣赏和尊重太太的地方。
胡适一生议政但不从政，议政是中国书生传统，但胡适厌恶做官，“一入政府，全无办法”。他始终坚持做政府的诤臣和诤友，以保持自己独立和自由的在野地位。但是，驻美大使除外，使美是被“逼上梁山”，“现在是战时，战时政府对我的征调，我不能拒绝，只能牺牲一两年的学术生涯，尽自己的一点公民责任”
但是，胡思杜却与父母价值观相违背，热衷于政治和做官，母子难免冲突，父子自然也是，而此时胡适已经去往美国担任大使，使美使得胡适异常繁忙，压力巨大，心脏病又复发。哥哥祖望于1939年前往美国康乃尔大学读书，而思杜则和母亲留在国内胡思杜于1941年5月也到了美国，学习历史。这一年19岁，正是血气方钢的年纪。
私德和学业均不佳
关于胡思杜的学业情况，最清楚莫过于1944年7月1日，胡适给赵元任的信：
小三（按：指胡思杜）七月六日就上课了。我叫他选一科爱读的历史课，用全力去试试看，余力去学写中国楷书，预备替我做抄手。他这学期五门课，四门全不及格。大概“正途出身”，他是没有希望了！
信中，胡适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对儿子的失望。
如果专心学业还则罢了，胡思杜居然私下侵吞国家公款。1947年9月8日，胡适在给教育部长杭立武的信中写道:
立武吾兄：
前在会场中，承见面告小儿思杜护照满期，之迈兄有电问我应否叫他回国。当时我匆匆未及索阅原电文，即说应令他回国。
昨回校后始见尊函附来去两电，始知之迈原电说小儿请求回国旅费，我很诧异。当我1942年下任时，政府已付我与两儿旅费，共三份，每人两千余元，我即将两儿的旅费购买美国战时公债，各用两儿本身名义。思杜的一份，已于我回国前托人转交给他了。他已领过旅费，不应再请求回国旅费。此儿甚不安分，或曾向之迈诡辞请求，以至之迈有此电。
此事使我甚不安。如当可挽回，乞兄告之迈勿付款。如已付款，乞告他托妥人将款取回。我已函告纽约友人将此儿遣送回国，绝不敢冒领公家第二次旅费。
此事竟致烦劳吾兄，十分感愧！此儿在学校成绩甚不佳，故我在八月廿七日曾由沪去电叫他回国，万不料他会向之迈出此“花头”，匆匆奉陈，敬谢厚谊，并祝大安。
弟胡适敬上 卅六，九，八。
在信中，胡思杜的如此“不安分”，居然耍小聪明，利用父亲关系，通过父亲老友、当时的驻美大使馆参赞陈之迈，“重复领取回国差旅”，因为胡思杜公费出国留学时已经领过旅费，这次申请属于骗领国家财物。陈之迈将此信转给了胡适。
小儿不堪行为令胡适生气不已，并且“感愧”。他立刻给教育部常务次长杭立武写信，告知杭立武，不可给胡思杜再发放旅费，如果已经发放，请即刻追回。而且胡适再次表示了“此儿在学校成绩甚不佳”。胡适何等名望，遇到这样不堪的儿子难免生气。
那时的知识分子普遍都有道德底线，不会侵吞国家财产的，民国社会很腐败，但是知识分子界却是当时社会的清流。
胡适替胡思杜拒绝聘书
1936年，蒋廷黻卸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后，计划推荐胡适的学生罗尔纲去接任自己，但胡适不同意他去清华教书，认为罗尔纲的功力不够。胡适的拒绝使得罗尔纲很长时间没去胡适家里。后来，罗尔纲去向胡适辞行，知道他心里不痛快的胡适向他做了解释：
尔纲，你生气了，不上我家。你要知道，我不让你到清华去，为的是替你着想。中国近代史包含的部分很广，你现在只研究了太平天国一部分，如何去教人？何况蒋廷黻先生是个名教授，你初出教书如何就接到他的手？
可见胡适的理性。而胡适解释后，小矛盾也由此化解。
胡适对徒弟尚且如此，何况儿子。
1948年夏，胡思杜回到了北平，有很多大学请他任教，“其中山东大学历史系最为积极”。但胡适以“思杜学业不成，不是研究学问的人才”为由，拒绝了所有邀请，只同意思杜到北大图书馆工作。并通过毛子水管教，让他多看些 书。这件事估计也引起胡思杜的不满。
冷暖人生
这一年，他留在了北平，而且是相当自愿留下的。
1952年11月，应台湾大学和台湾师范学院的邀请，胡适自美国返台讲学。为表礼遇，蒋介石专门邀请胡适吃饭，并说到香港《大公报》上胡思杜批胡适的文章，胡适说：“我的小儿子天性愚钝，实不成器，不如总统令郎迷途知返！
胡适的反应见人见智，胡适这是暗指1927年蒋经国在莫斯科写文章，大骂其父蒋介石是“革命的叛徒”、“帝国主义的帮凶”、“是我的敌人”。
而蒋介石并没有什么反应。
图片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内容仅做交流和学习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