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2月7日，日本帝国不宣而战，轰炸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12月8日，美国正式对日本宣战，民间反日情绪空前高涨。
彼时，在美国西海岸，还有113000名日本人生活在各大城市，其中75000人是日裔美国人，已充分融入美国社会。珍珠港事件，如激流般将他们冲向了历史的风口浪尖。
珍珠港事件当天，美国总统罗斯福就下令调查起因。有关人员经过调查后得出结论：日裔美国人疑似有通敌行为，他们应该为事件负责。
美方之所以得出这个结论，是因为日裔社区长期存在一个“橘”间谍网，为日本帝国提供情报。早在1941年7月《洛杉矶时报》就报道：“（日裔）有的肆无忌惮地搜集美国军事经济情报，有的公开或秘密为日本政府工作，吹嘘日本的伟大成就和在东亚的崛起，煽动日裔侨民群体中的忠君爱国思想，有的以日语教师为掩护，以弘扬日本文化为名，利用种族信仰等文化差异，挑拨日裔侨民与美国的关系。”
至于这个间谍网到底与珍珠港事件有多大联系，发挥了多大作用，美方其实也没调查清楚。
不过，美国人既然咬定日裔“通敌”，就不是空穴来风。珍珠港事件中，还真有一个日裔“通敌叛国”的铁证——“尼豪岛事件”。尼豪岛是距离珍珠港200公里外的一个小岛，岛上有136名居民，其中130人是夏威夷土著，6人是日裔。
12月7日，日本海军“飞龙号”航空母舰一等飞行兵曹西开地重德完成轰炸任务后，油箱被击穿，迫降到尼豪岛。西开地迫降后孤立无援，仅用几句话就说服岛上的日裔原田义雄为自己修飞机，并拨枪胁迫岛上的土著，13日晚，土著趁机反抗，在搏斗中打死了西开地，原田义雄畏罪自杀。
尼豪岛事件在美国引起极大震动。美国人认为，原田义雄是一个生在美国，从没去过日本的日裔，可几句话就被策反叛国，日裔的忠诚度可见一斑，必须重拳出击。14日美军当局知晓原委后，立即动用战时法令，临时拘留了1.5万名日裔美国人。
事发突然，12月15日，美国最大的日裔组织——日裔美国公民联盟，紧急向美国政府提交备忘录，解释道：我们与残忍和贪婪的敌人并无瓜葛，只是由于血统和身体特征的原故，才成为了焦点。为了证明我们的“忠诚”，联盟愿意尽一切力量帮助美国消灭敌人。
日裔联盟的反应相当迅速，言辞也相当恳切。但如此谄媚的“表忠心”却没有使美国人买账，1942年2月13日，太平洋国会委员会给罗斯福提交一封信件，建议立即驱逐所有日本血统的人，包括美国公民。1942年2月19日，罗斯福颁布9066号行政命令，授权陆军部长将日本人排除于军事战略区域之外。
罗斯福总统的命令如下：
“现在，作为美国总统，我将我的权利赋予给陆军和海军的总司令，本人授权陆军部长和军事指挥官，强制迁移居民中所有可疑分子。特此授权陆军部长为此类被驱逐的居民提供必要的资金、运输、食物、住所、和其他住宿。本人进一步授权，所有行政部门和其他联邦机构，要协助陆军部部长或军事指挥官执行这一行政命令，包括提供医疗援助，住院治疗，食物、衣服、交通、用地、住所、以及其他用品、设备、公用事业、设施和服务。”
所谓“可疑分子”，针对的就是日本人。1942年3月2日，海军中将德威特发布一号公告，定义了“第一军事区”（华盛顿州、俄勒冈州、加利福尼亚州和亚利桑那州），要求上述地区所有日本人必须撤离。
就这样，11万日本人在美军的催促下远走他乡。限时48小时内收拾好行李搬走，且不准携带相机和收音机。搬到哪去呢？美军用废弃牧场改建了10个安置中心，花费7个月时间把日裔都赶了进去。
说是安置中心，其实更像是集中营。在营区内，日裔不能随便走动，更不能随便离开。四周建有瞭望塔和岗哨，全天对日裔进行监视。营内被分为数个区域，按照家庭的人口数来分配面积，一个六口之家只能分到30平米。数个家庭共用一个餐厅和厕所，拥挤异常。
佐藤回忆，他们一家迁移到杰罗姆中心后，发现该中心并没有完工，风从木板夹缝中呼啸而过，使来自夏威夷的他们感到非常寒冷。为了保暖，四个孩子只能蜷缩在一起。还有的日裔更倒霉，被分配进牲口圈里，四周都是牛马的粪便，臭气熏天，真是苦不堪言。
由于卫生条件极差，日裔大量染病。为了防止传染病蔓延，中心规定所有日本人必须接种疫苗，如果拒绝将被视为逃犯。尽管如此，到1945年，11万日本人还是因为各种原因死掉了1万。
粗放的管理模式，使日裔对美国当局大失所望。1942年4月9日，日裔联盟给艾森豪威尔写信，信中说：日裔并没有不忠诚的想法，此次撤离行动会给日裔带来不好的影响。希望美国当局能权衡利弊。
1942年10月，由于对工资、食物和生活条件的不满，日裔爆发了总罢工。此举引起了美军的高度关注，他们自然地认为，日裔骨子里还是“亲日”的，行动很可能受到日本帝国的指使。
事实上，大多数日裔从小接受美国教育，信仰美国价值观，并不“亲日”。只是不适应集中营的生活方式，才奋起反抗。但在特殊时期，任何不满的情绪都被上升到“亲日”或“亲美”的立场问题。日裔的反抗，反而加重了美国当局的不信任。
在严厉的打击下，不少日裔的信念开始动摇。约藤·北佐说：“我经历了撤离的痛苦，对民主的信念受到了攻击，但还没有被摧残。”
东京山根更进一步，他在遭到管理人员殴打后，彻底放弃了对美国的信仰。紧接着策动了图尔湖中心的骚动，随后又遭到关押。事件传到日本后，日方认为美国是在虐待日裔，将以虐待美国战俘的方式予以报复。东京山根听说后大受感动，认为日本才是自己的祖国，随即在图尔湖建立了一个青年组织，表示愿意放弃美国公民身份回到日本。山根的想法并没有得逞，这个组织很快被美军解散，成员全被隔离审查。
当然，除了闹事的日本人，大多数日裔还是选择面对挫折，苦中作乐。他们互帮互助，把营区打扫干净，开荒种地，并建立学校和体育比赛，渐渐使冰冷的安置中心有了人情味，成了温暖的日裔之家。
不仅如此，为了证明对美国的忠诚，11万日裔中还有8000人请愿入伍，为美国而战。尽管有议员认为“卑劣”的日本人没资格参军，但罗斯福还是力排众议，授权日裔组成442兵团赴欧洲作战。
这些矮半头、黄皮肤的“美国人”来到战场后，备受盟军歧视，但他们却奋不顾身，每次战斗都冲在最前面。最终成为二战中美军伤亡率最高和获得荣誉最多的步兵团。经此一役，民间对日裔大为改观，也为战后日裔回归社会做出铺垫。
到1945年，二战结束，日裔重获自由。442步兵团也获批前往华盛顿接受检阅，时任总统杜鲁门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你们不仅仅要和残酷的敌人作战，还要面对友军的歧视，然而你们战胜了这一切”。1988年，美国总统里根宣布，给予每个曾被“安置”的日裔美国人2万美元补偿，并就此事代表美国政府向日裔道歉。
二战中，日裔美国人遭受了远比德裔、意裔更不公正的待遇。同为轴心国，德意裔美国人受牵连者不过千人，日裔美国人却不分老幼遭受囹圄之灾。究其原因，是美国一直以来的种族主义和偏见作崇，亚洲人的勤劳习性引起了其他族裔的恐慌，和对日本战后地位评估的安排。
正是各种因素合成的政治推力，导致了驱逐政策的形成。美国虽自诩“上帝的坩埚，伟大的熔炉”，但在关键时刻，还是执行“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有罪推定。可见人类是缺乏安全感的动物，永远对不熟悉的族群保持敌意。另一个逻辑是，共同体的壮大，本质是先来者与后来者的聚合，熟悉者对陌生者的接纳。投靠者立功心切，皈依者信仰狂热，并非无知无畏，而是为子孙谋划未来。共同体，从不是没有门票的大众广场，而是交上投名状的血盟。罗马人箴言“公民死国，奴隶偷生”。意思是任何公民，只有付出鲜血和勇气，才能赢得尊重。对于中国人来说，如果因为偷生背弃祖国，远走海外，最终也同样会付出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