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至今三年有余，累计超过660万人因此丧生。尽管遭遇如此毁灭性的灾难，美国似乎还没有为下一场大流行做好准备。
根据专家说法，我们很容易举出一种与SARS-CoV-2一样具有高传染性 （甚至更善于传播） 而又致命得多的病毒。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医学系主任鲍勃·沃切特 （Bob Wachter） 说道：“如果把新冠疫情看成一场试运行，我认为我们的大部分工作都失败了。”
那么，这里头的核心问题有哪些？根源在哪儿？我们还给不出一个清楚准确的答案。
俄亥俄州卫生部前主任艾米·阿克顿 （Amy Acton） 认为，美国需要建立一个委员会用以研究传染病大流行的应对措施，改进对未来的准备工作。然而，随着美国的疫情即将翻篇，没人清楚这个委员会何时与我们见面。
美国《史密森尼杂志》 （Smithsonian Magazine） 的编写团队联系了多位公共卫生专家，根据专家观点提炼出“应从Covid-19中吸取的6个教训”，这可以帮助美国抗击下一次大流行。当然，多个国家同样可从中吸取教训。
应快速扩大检测规模
斯克里普斯转化研究所所长埃里克·托波尔 （Eric Topol） 认为，大流行的第一个失败是“在将近2个月时间里没做病毒检测”。
2020年1月下旬至2020年3月上旬期间，Covid-19蔓延全美，但整个国家却在盲目行驶，无法追踪病毒传播路径，追不上疫情的速度，“这令我们陷入了一个从未被真正挖掘过的黑洞”。
2020年1月11日，中国科学家将新冠病毒的基因组上传网络。一周后，德国科学家进行了首次诊断测试。美国疾控中心 （CDC） 当时正开发自己的病毒检测方法，但创建的第一批试剂存在缺陷——而且需要数周方可解决问题。
与此同时，美国拒绝使用世界卫生组织 （WHO） 的测试 （尽管其他近60个国家都接受了） ；联邦法规也阻止各州、学术和商业实验室开发自己的测试版本。这些规定直到2021年2月底才被取消。
马萨诸塞州公共卫生部前专员莫妮卡·巴雷尔 （Monica Bharel） 表示：“我们最大的一个失误就是浪费了时间。”
2021年12月，美国华盛顿特区的居民正排队等待Covid-19检测包。疫情暴发的头几个月里，美国在测试方面落后于其他国家
环顾世界，许多国家授权商业实验室生产Covid-19检测试剂，因而能在大流行初期每天测试数万人，美国却只能每天检测不到100人。
未来，弃用某些监管障碍，使用WHO的测试方法作为临时措施，可帮助国家迅速扩大测试规模，同时确保质量和效用。
应更有效地利用数据
疫情期间，“遵循科学 （follow the science） ”是个流行口号，但由于缺乏高质量数据，我们几乎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最开始时的检测延迟是问题的一部分，它使得公共卫生官员缺少足够信息用以指导其所在州的行动。
除了病毒检测和数据收集，另一个艰巨挑战是公共卫生部门的数据系统严重过时。这意味着求助与合作。用阿克顿的话说：“如果俄亥俄州的公共卫生部门缺少技术能力甚至是财力来进行数据分析，我们可以求助于克利夫兰诊所和各个优秀大学的科学家，他们能为我们计算数据。”
这类合作非常关键，却也是分散化的，因此每个州都以在全国范围内并不总兼容的方式报告Covid-19数据。巴雷尔指出：“在马萨诸塞州的单位可能从伊利诺伊州、罗德岛州或纽约州的报告中学到什么，并进行对比。疾控中心必须以标准化方式获取各州信息。”
在未来的大流行病中，CDC应要求各州收集精细、高质量的数据，并帮助建立数字基础设施以标准化全国的报告。如此一来，公共卫生机构可以在每日简报和每周报告中与民众共享数据，而非来得太迟又太少的“数据快照”。
应寻求多元化的声音
若他日再遇疫情，政府必须广泛寻求专业人士之力——从神学家到传播专家再到医学人类学家，等等。在阿克顿看来，德国总理默克尔是一位“有意让自己置身于多元化的认知和思想之中”的领导人，她希望以此做出最明智决定。
根据默克尔的说法，在一场席卷社会各方面的大流行病中，领导者需要审慎权衡形势的各方面，以做出最有效的决定。
有意识地寻找多元化观点对于消除健康差异也至关重要。
马萨诸塞州成立了针对医疗公平（health equity）问题的咨询小组，以便社区成员、医疗保健工作者以及其他专家就“在哪里以及如何部署有限资源”提出建议。
马萨诸塞州的疫苗接种策略因其采用率高和覆盖面广而广受好评，其成功离不开该咨询小组的努力。与美国大多数州一样，马萨诸塞州的防疫工作始于大规模铺设疫苗接种点，但他们很快发现接种点并未平等覆盖所有居民。 因此，马萨诸塞州的疫苗部门在最“薄弱”地区奉行超本地化 （hyperlocal，集中于特定小区域） 战略，聘请社区成员担任疫苗大使。 后者会挨家挨户拜访，回答大家担忧的问题，然后带他们去接种疫苗。
巴雷尔说道：“在美国，如果你开始感到身体不适，你需要自己去医疗机构。如果我们把情况反过来，让工作人员主动到社区里帮助你，会怎么样呢？”
当然，这方面的工作不应当是“打一针就走”的简单粗暴。
公共卫生部门应组建代表其社区多样性的跨学科咨询委员会，后者可帮助指导工作；此外，优先考虑社区的生活经验，提供持续的投资，有助于建立信任和公平。
应继续在疫苗上加大投入
新冠疫苗的故事是无比成功而令人惊叹的。援引沃切特的说法，“美国研制推广新冠疫苗的成功证明，协调一致的公私合作，能帮助我们在8~10个月内大规模生产高效的疫苗”。
美国联邦政府对资源的保证、药监机构加快批准程序、过往关于mRNA疫苗的研究成果，以及“刺突蛋白是个易攻击目标的幸运事实”，都促成了Covid-19疫苗的空前成功。
成功的故事也包含着关键的教训。正如托波尔所言：“如果你给一个项目下了重注，并取得成功，你就应当继续投入。”
特朗普政府于2020年5月发起的“曲速行动”计划 （Operation Warp Speed） 旨在加快疫苗开发以及大规模的制造和普及，最终以前所未见的速度得到了美国的第一代新冠疫苗。
然而，政府没有启动第二或第三次行动来制造可预防新变种的鼻腔疫苗或泛冠状病毒疫苗 （pan-coronavirus vaccine） 。据报道，这是因为缺乏政治兴趣和资金。
我们知道，mRNA疫苗的妙处之一是它们利用病毒核酸序列 （而非病毒本身） 合成关键mRNA序列，因而能灵活改变抗原，生产速度很快，为解决各种传染性疾病、自身免疫性疾病和神经退行性疾病提供了基础。
专家建议，未来面对新的大流行时，美国应该利用mRNA疫苗平台的易迭代特性，开发一系列新疫苗；此外，国会应将疫苗研发视为保证国家安全的一种手段，将足够多的国防预算用到大流行病防范上。
应重视信息传播，积极排除不良信息
1984年，人们发现HIV是艾滋病病因。但过了近40年，科学家们仍未研制出针对HIV的有效疫苗。而在美国，很多民众不愿意接种Covid-19疫苗。
沃切特认为：“错误信息的漩涡能放大任何微小的风险。”
美国公共卫生官员在争取大众注意力方面做得不够。“阴谋论走红网络，这是经过精心设计的，极具目的性和战略性，而公共卫生信息网络却呈‘躺平’之姿——‘我们只负责发布信息，何须考虑传播和流量问题？’”
未来再遭遇大流行之时，公共卫生官员需要广泛地带动社区消除错误信息。马萨诸塞州在这方面已树立标杆。其州长在新冠疫情的前120天里发起了100多场新闻发布会，旨在让官方成为值得信赖的信息来源。
托波尔认为召开新闻发布会和吸引公众参与还不够。“你必须积极应对反科学团体，因为如果你不对其进行压制，它们只会变得更有组织和财力。”
根据他的设想，白宫或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 （HHS） 应设立事实核查小组，负责公开揭露媒体网络上的公共卫生谣言，让公众知道哪些事实被歪曲了，哪些内容是被编造的，哪些人在散播不良信息。
托波尔强调，对于错误信息，公共卫生部门绝不能放任自流，“它们已经伤害了数百万人，夺去了数十万美国人的生命，而我们却一直听凭其发展”。
沟通需要坦诚和示弱
美国公共卫生机构频繁改变关于隔离时间和加强针资格等问题的指南，因此失去了民众的信任。沃切特如此说道：“当疫苗首度问世时，官方说突破性感染很少见，但大家都表示，‘不，它并不少见，我家里有一半人遭遇了'。”
2021年5月发布的一份民意调查显示，仅一半公众表示对CDC非常信任，而信任HHS的只有三分之一。
面对一种新型病毒，科学观点频繁变化是必然，可事实也证明，将认知转变传达给公众非常困难，美国政府为此步履蹒跚。举个例子，CDC在2020年4月提出的佩戴口罩建议一度被认为“武断且反复无常，不能反映病毒空气传播和无症状传播的更多证据”。
俄亥俄州政府在与民众的沟通中表现出色，其所采用的方式方法可作为未来面对新的大流行时，其他政府参考的典范。
2020年，《纽约时报》制片人观看了阿克顿 （俄亥俄州卫生部前主任） 于 七周内 的多次新闻发布会，并发布一部题为“我们希望拥有的领袖”的观点纪录片，重点表现阿克顿主动的示弱（vulnerability） 、毫无粉饰的诚实（brutal honesty） 以及赋权于下（empowerment） 。
她承认俄亥俄州民众遭遇的痛苦，努力让他们感到不孤单。她公开表达自己对问题不确定、对情况无把握。
2020年4月检测试剂供不应求时，她承认卫生部不清楚Covid-19的传播情况，“我必须对你们坦诚，现在的数据都是被严重低估的，我们还不知道Covid-19的流行程度”。
阿克顿反思：“如果你把真实情况摆到桌面上，更多真相就会传播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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