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蒋介石逃往台湾前夕，曾命令国民党江西省主席兼保安司令方天组建“豫章山区绥靖司令部”，专门收罗土匪及溃兵，组成了三个总队（相当于师），后又改名为“豫章山区游击队司令部”，成为江西境内最大的土匪武装。
为了让这些人死心塌地地卖命，蒋介石大肆颁发委任状，还给配备了大量的轻重机枪、冲锋枪、卡宾枪等美式武器，还配发了无线电台，可以直接与台湾的“国防部”和国民党特务联系。
该游击队司令部下设的第六总队主要由两股土匪组成，一股是盘踞在广昌地区的17支队，刚开始有七千多人，该匪头目名叫廖其祥，也是赣东地区官职最高、资历最深的土匪头子，是一个集反动官僚、劣绅、恶霸、叛徒、特务、国民党军、警、惯匪等八种身份的大杂烩，别的土匪大多只具备一两种身份，有个三四种就算是大土匪头子了，可是廖其祥却“八恶”俱全。
廖其祥长得不怎么好看，个子矮小，头也是秃的，由于长年累月的花天酒地，吃的满脑肥肠，特别是那标志性的大肚子更是像游泳圈一样，非常“发达”，走路时一直腆着大肚子，当地百姓形象地给他取了个外号，叫做“廖大肚子”。
廖其祥1900年出生在江西广昌县水南乡，从小就不走正道，17岁时更是上山当起了土匪，由于心狠手辣，很快就在土匪窝中崭露头角，逐渐成为一个小头目。
1926年，廖其祥拉起队伍单干，仅两年时间就发展到上千人的规模，国民党派军剿匪多次都无济于事，索性将他招安，廖其祥接受招安后，当上了专门残杀革命群众的靖卫队中队长，手上沾染了很多革命群众的鲜血。
1930年，红军游击队进入了广昌县，廖其祥又起了小心思，主动联系游击队说要带领队伍“起义”，说自己之前都是被逼无奈，他已经认识到了错误，决心革命到底，在考察了一番后，游击队领导决定答应廖其祥。
很快，廖其祥就带领手下“起义”加入了红军游击队，还当上了副队长，但廖其祥的本质没有变，红军队伍纪律严明，廖其祥待了没几天就受不了约束，暗中带着人继续干着土匪的勾当。
他的行为很快就被一名红军战士发现，廖其祥害怕对方告密，将这名红军战士杀害后带着手下逃进了大山继续当土匪，游击队多次围剿都被他逃脱了。
廖其祥对游击队的不断围剿很是不满，一直与红军队伍作对，数次残害无辜群众，还主动联系上了国民党，想要再次投靠。
1934年，廖其祥再次投靠了国民党，还当上了土豪武装“守望队”的队长，后来国民党军占领了广昌县，廖其祥带着数十名手下全城搜捕，仅一个多月的时间，他就杀害了我苏维埃干部和革命群众多达130人。
几个月后，廖其祥的队伍被编入国民党军第33旅，他也被任命为连长，但廖其祥就是个不受约束的人，受不了队伍里的纪律，再次离开部队干起了土匪，当时他离开时只有十几个人愿意跟随，廖其祥发现自己接受招安的这大半年时间里，当地又出现了一伙土匪，人数有上百人，自己这点人想要从对方嘴里抢吃的无异于痴人说梦。
廖其祥索性带着人主动投靠，还不断吹捧对方，那名匪首见廖其祥这个“老前辈”都对自己恭敬有加，不免有些得意忘形，对廖其祥也放松了警惕，没想到廖其祥暗中联络，在一个夜里杀害了这名匪首，成功接管了对方的部下，当上了匪首。
廖其祥这伙土匪在南丰县境内不断作恶，当地县政府于1936年底派兵围剿，没想到被廖其祥打得大败而归，1937年初，当地县政府再次实行招安策略，廖其祥也如愿当上了南丰县保安大队的中队长，不久之后就回到了广昌。
当时广昌县水南地区还有一霸，名叫揭小木，和廖其祥势力差不多，两人都想要除对方而后快，但均没能成功。
福建有一名匪首名叫朱树棠，为了和廖其祥修好，就派人设计杀了揭小木，廖其祥得知消息后很快就进入揭小木的地盘，接受了他的人马和财产，甚至连揭小木的老婆都被廖其祥拉回了自己的山寨中。
凭借手中的武装，廖其祥广交权贵，网络党羽，1944年，他当上了广昌二区区长，后来又先后担任了县参议员、副县长、县参议长等职，掌控了广昌县政局。
廖其祥势力不断扩大，他将手伸到了全县各处的地主武装中，将所有的武装都抓到了自己手中，还私自建立了地下工厂，为他铸造银元和武器弹药，成为了广昌县最具实权的人物。
第六总队的另外一股土匪是南城县的18支队，组建之初只有两千多人，势力比较小，到1949年7月从南城县出逃后，一路散伙，一路挨揍，逃到福建时，只剩下几百人了。
这伙土匪的头目名叫王象，曾在国民党100军中当过营长，该军并非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土地革命时期蒋介石将他们调到江西和红军作战，抗战时驻扎在江西、福建一带，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干脆将该军全部解散，许多中下级军官失去了生计。
王象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落草为寇的，他聚拢了一批手下，在南城下贩卖私盐，混得还算不错，100军的部分军官也成了他的骨干力量。
廖其祥和王象虽然出身、经历完全不同，但他们的共同利益却是一致的，再加上廖其祥的队伍势力庞大，因此新成立的“六总队”以廖其祥为首，他也当上了总队长，还混到了一个“少将”的头衔。
但没多久，廖其祥匪部就被剿匪大军击溃，他也和王象、曾文轩（副支队长）、李彬等人一起逃往建宁。
廖其祥带着属下逃到了建宁地区，匪部只剩下一两千人，这些人都挤到了该县，一下子造成了给养困难，在南丰时，给养还能筹措到，但出了南丰，粮饷可就不那么容易筹措了，这可难倒了廖其祥这个总队长。
在南丰时，他凭借的是多年积累的人脉，到建宁后，他就没这个能耐了，为了吃饭，他将一部分人马调到了自己老家广昌水南一带驻扎，不久，广昌解放，这伙土匪只能朝宁化县安远寺一带逃窜。
几天之后，宁化县也解放了，各路土匪人心惶惶，为了安抚和稳定下属，廖其祥将曾文轩升任支队长，王象升任总队副指挥官，但这些操作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对于大多数土匪来说，既不能充饥，也不能御寒，很快就要到冬天了，各个匪部都要求添置棉衣，至于薪饷，已经好几个月没有发了，于是各支队不得不自己想办法解决，那些当官的就去抢金子，当兵的就抢吃的和穿的，不一而足。
廖其祥无法从种种复杂矛盾中解脱出来，只能听之任之，建宁地区的百姓遭受了无妄之灾，廖其祥又带着部队到了泰宁。
1950年1月中旬，台湾派出的特务在泰宁与廖其祥取得了联系，他大喜过望，立即召集李彬、王象等匪首开会，恢复了豫章山区绥靖司令部，并改名为豫章山区游击队司令部，廖其祥当上了“中将”司令，李彬为副司令，第六总队总队长的职务则是给了王象。
虽然大家都升了官，但矛盾并没有解决，山区的天已经很冷了，曾文轩更是当众说道：“谁能给我们棉衣，我们就听谁的。”这显然是在向廖其祥挑衅，他的威望也降到了谷底。
泰宁是待不住了，廖其祥带着队伍朝建宁、广昌边界前进，为了稳定军心，他让人放出风去，说“廖司令在家里埋了很多金子和现大洋，挖出来做棉衣不成问题。”
大家听后非常振奋，行军速度也加快很多，到边界后，立即赶到廖其祥的家乡广昌水南，然而几十人挖了大半天，什么也没挖到，这下子可是炸了锅，土匪们怨声载道、骂声不绝，曾文轩更是带兵包围了廖其祥的司令部，将他的警卫排所有枪全都缴了，要廖其祥拿出钱来发饷，做棉衣，眼看局势不可收拾，李彬和王象急忙赶来才制止了这次冲突。
为了挽回声望，廖其祥打起了资溪县城的主意，他派出了自己最有姿色的姨太太，诱惑了县城内的一名通讯员，在那人的帮助下逐渐策反了一名自卫队班长。
1951年2月21日晚，让所有人没想到的是，廖其祥带领上千名土匪在内应的配合下，打开了县城大门，所有土匪一拥而入，杀害了数十位干部。
这些土匪就像是难民一样，见到吃的穿的，只要是值钱的啥都抢，有的甚至还将女人穿的花棉袄和旗袍也抢走，手里拿不上就系在腰上带走。据统计，这次一共被抢劫了20多万斤粮食，2000多万元旧钞，县城的所有档案全部被土匪焚烧一空。
这次事件之后，虽然土匪们都拿到了吃的穿的，但廖其祥还是觉得不保险，毕竟上一次曾文轩的举动让他的威望下降太严重，他必须要改变这种情况。
思来想去，廖其祥决定用结拜兄弟的方式来拉拢人心，一时之间，拜把之风随处可见，廖其祥不仅和总队长、支队长都来个“桃园三结义”，就连下面的连、排长都是他的“把兄弟”，相互之间也不再称呼职务，而是以“大哥”、“兄弟”称呼。
廖其祥此举不过是无奈之举，他的日子仍然不好过，此外，他的压力不仅仅是来自于内部，盘踞在金门的上司胡琏也一直在给他施压，让他拿出点表现。
在这样内外的压力之下，廖其祥又准备带人攻打县城，没想到还没有动手，我剿匪大军就分兵多路主动出击，将盘踞在山林中的廖其祥匪部打得人仰马翻，廖其祥见势不妙，又逃进了福建深山之中。
作为一个惯匪，廖其祥打仗不行，但逃命却是经验颇多，他一次又一次从我剿匪部队的缝隙中逃脱，在深山老林中来回逃窜。
到1950年底，廖其祥的手下竟然还有一百多人，但他的日子却越来越不好过了，由于我剿匪部队的进剿，廖其祥的活动范围不断压缩。
自从被台湾特务扶上“司令”的宝座后，廖其祥就将自己的命运交给了对方，以此作为最大的依靠，所以一遇到困难，就想到求援，但远水解不了近渴，廖其祥的末日很快到来。
在不断围剿中，王象被活捉，李彬等人也被追得抱头鼠窜，其他土匪都自顾不暇忙着逃命，廖其祥还等着“援军”，可是两眼都望穿了也不见人影，就连电台也在逃命的时候弄丢了，他多次派人给特务捎信，甚至派专人前往台湾，可是都石沉大海毫无音讯。
1950年12月1日，廖其祥逃到了靖安，遭到了430团一营的突然袭击，又在逃往宁化的路上被剿匪部队抓住踪影，等到逃脱时，他的手下只剩了几十人。
1951年2月初 ，快过春节时，泰宁县弋口一带发现了一股残匪，经分析，很可能就是廖其祥残部，于是，当地政府派出了以燕作秀、陈祖蔚领导的泰宁弋口武工队前往侦察，并将这一情况通报给了建宁方面。
很快，解放军连长杜玉泰和指导员刘炳政就带着281团2营5连赶到了弋口，2月7日正月初二这天，人们顾不上欢庆春节，立即开始了追剿行动。
经过数天侦察搜索，终于确定了土匪们的藏身之地，2月14日一早，剿匪部队冒着满天大雪，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朝险峻陡峭的马坑岩洞发动攻击，龟缩在洞中的三十多个土匪毫无准备，不是被打死就是成了俘虏，唯独不见匪首廖其祥的踪迹。
原来，就在大家抓捕最后一批俘虏时，我军通讯员张加祥感到有人溜进了一块岩石背后，他赶过去一看，发现是一个人正朝着河的下游拼命逃跑，于是他没来得及打招呼就追了上去，廖其祥见有人追赶，跑得更快了。
本来张加祥可以一枪将对方打死，但他发现那名土匪年纪较大，说不定是个土匪头子，还是抓活的有用，就加速追到廖其祥身边纵身一跃，将他扑倒在地，廖其祥见来人只有一个，拒不投降，而是和张加祥扭打起来，这时，刘炳政带着九班班长及时赶来，向廖其祥的脚上和肩上各开了一枪，廖其祥这才乖乖束手就擒。
刘炳政打量了一眼对方，发现这家伙年龄较大，头上还戴着个黑色绒帽，上身穿一件棕色皮衣，下身穿一条蓝色棉裤，脚上是一双一般人难以拥有的黑色皮鞋，和其他土匪一比，这身装备显然不一般。
这人长时间在山林逃窜，日晒夜露，食物缺乏，脸上呈现一种酱紫色，头顶是秃的，剩下的几根头发随意地耷拉在脸上，最有特点的就是嘴里镶的那颗大金牙了。
刘炳政率先发问道：“你叫什么名字？干什么的？”
廖其祥一声不吭地躺在地上，这时，旁边一个战士突然肯定地说这家伙就是廖其祥。
旁边的战士问他为何这么说，这名战士说道：“你们看他长得这个样子，还穿的那么好，嘴里都镶着金牙，不是廖其祥还能是谁？”
这时，连长杜玉泰也赶了过来，他拿出一本册子说道：“还有这个呢，我们在他住的岩洞里发现了很多武器弹药，几十件金首饰和几千块大洋，还有这本《豫章山区游击队司令部第六总队名册》。”
此次联合会剿胜利结束，弋口武工队根据县领导的指示，押解廖其祥前往建宁县城，当时这里去县城没有通公路，而廖其祥又中了两枪，没法行走，就用猪仔轿抬着对方。
猪仔轿是当地一种简易的工具，就是在两根竹竿中间，夹一根做工粗糙的竹椅，或者用几根简单的短竹子相连，那时候山里人到城里去卖猪，就用这种轿子将猪绑在上面，抬到城里去，因此叫“猪仔轿”。
山路上坡下坎非常难走，抬轿的是当地群众，由于廖其祥实在是太胖了，大家只能轮流抬着，到一个地方就要换人，朝龙安进发途中，新换了两个抬轿的老乡，这两个人也不知道自己抬的是谁，边走路边聊天。
走在前面的那个老乡说：“听说最近解放军打了个大胜仗，把一个什么司令都给抓住了，这家伙听说在建宁、泰宁杀了很多人。”
后面那人也搭腔道：“可不是嘛，我听说这个人还是个大叛徒呢，一叛变就杀了几百人。”
前面那人愤恨地说道：“这种人就应该千刀万剐，不然就太便宜他了。”话还没说完呢，就感觉上身一晃，两肩一轻，“嗵”的一声，什么东西摔到山崖下面去了。
听到动静的陈祖蔚连忙跑上来，生气地说：“你们怎么把他给翻下去了。”
“同志，这可不关我们的事啊，是这个人自己挣脱翻下去的。”说完又将刚才两人闲聊的情况给说了一遍。
陈祖蔚听完后也有些明白了，估计是廖其祥害怕被千刀万剐，死命地挣扎，结果因为自己太胖了，一翻身给滚到山崖下面了，他无奈地说：“唉，你们呀，知道这人是谁吗？他就是廖其祥，你们聊天说的就是他，那么说还不把他给吓死了呀！”
这是一条很窄的山路，上边是峭壁，下边就是悬崖深谷，大家顺着藤蔓下到深谷中，当大家找到廖其祥时，他已经是一具尸体了，摔得惨不忍睹，大家费了好大的劲才将他弄到上面，放到“猪仔轿”上继续抬着走。
建宁距离广昌只有几十公里，县里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通知了广昌县，随后县政府派公安局邱发生同志前去接洽，将该匪首级及死后照片等带回县中。
邱发生到建宁后，在布袋中放入石灰，将廖其祥首级带回了广昌县，县里的人民这才确认这个罪大恶极的土匪终于死了，纷纷放下心来安心生产，建设家乡，至此，“豫章山区游击队司令”被干净、彻底摧毁，所有土匪也都受到了应得的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