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邓小平的政治生涯历经过“三起三落”。
第一次“起落”是发生在土地革命时期，由于邓小平、毛泽潭、谢唯俊等人则坚决支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反对以博古为代表的临时中央推行的“左”倾军事冒险主义路线，邓小平遭批斗，并一度被关进监狱，他的会昌中心县委书记和江西省委宣传部长的职务也被撤销，并受到党内最严重警告处分。
直到1935年遵义会议后，这次“起落”才算画上圆满句号。
邓小平第二、第三次“起落”则发生在建国后文革期间，由于他的“拨乱反正”，邓小平被安排到江西锻炼，以至于多年后，日本首相曾根康弘问他：“你最痛苦的是什么？”邓小平坦率地回答：“我最痛苦的是文革中两次被打倒。”由此可见文革时期对他本人所造成的巨大影响。
不过，文革中邓小平虽然远离庙堂，但他始终抱着积极乐观的心态来看待人生的大起大落，而也恰恰是因为他的豁达心态，到了华国锋粉碎“四人帮”全面执掌大局后，邓小平在老同志们的举荐下再次回归高层，并最终完成人生的华丽逆袭成为改革开放的领航者。
所以，对于邓小平不畏艰难愈挫愈勇的心态，外国媒体评价他是“打不倒的小个子”，毛主席也对他有过比较中肯的评价：“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
正是因为他的能力出众，因此，华国锋退隐后，邓小平开始主持国家大计，全面大刀阔斧改革，从此中国由阶级斗争全面转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
但问题是，此时的中国周边的安全形势不容乐观。苏联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就已经与我国开始交恶，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中苏关系更是剑拔弩张，大有随时兵戈相向之势。
不仅如此，苏联为从地缘战略上压制新中国，在与越南签订军事同盟关系后，大举向越军提供军事援助，并不断怂恿越南黎笋当局控制老挝，出兵柬埔寨，一时间，中南半岛烽烟四起，南国外部安全形势急剧恶化。
更令人痛恨的是，黎笋当局为向苏联递交“投名状”，不惜在国内大肆排华、反华，在中越边境线上更是主动频频挑衅，炮制大量流血冲突事件。
而此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尽管也没有完全放弃对新中国的制裁和打压，但自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以来，中美关系迈出了实质性关键一步，不过好在1978年后，中美之间实现建立邦交正常化，这就为邓小平出访美国提供了良好铺垫。
鉴于越南黎笋当局屡教不改的“白眼狼”行径，邓小平决定在1979年开战之前率先访问美国，以争取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支持，进而减小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国际压力。
1979年1月29日，邓小平正式开启访美之行，面对中方的来访，美国方面高度重视，美国总统卡特对此也表示热烈欢迎。
在与卡特总统的第一次会谈中，主宾双方一阵寒暄后，卡特微笑着说：“1949年4月，我作为一名年轻的潜艇军官曾经在青岛呆过。”
邓小平也笑着回应：“我们的部队当时已经包围了那个城市。”
此时，坐在旁边的美国总统顾问布热津斯基听后感觉很有趣，便插话问道：“那你们早就见过面啰？”
“是的”
随即双方哈哈大笑。
当雪莉·麦克莱恩对邓小平曲折离奇的经历表示兴趣时，邓小平兴奋地说：
“如果对政治上东山再起的人设置奥林匹克奖的话，我很有资格获得该奖的金牌。”
事实也确如邓小平所言那样，一位在政坛上历经三起三落，最后成为改变中国命运的“总设计师”，纵使在全世界政坛风云中，也实属难以找出第二个这样的特例。
也恰恰是因为邓小平的诙谐幽默和极富雄辩的口才，邓小平访美最终取得巨大成功，美国方面最后也就中越之间的战争，选择站队中国，促使苏联不敢轻易介入战争，让黎笋当局在国际舞台上出尽了洋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