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的大混乱中，作为第一代的民国学人能找到自己的衣钵传人，这是钱穆先生的大幸，也是中国文化的大幸，更是学种火种得以延续的大幸。但是凡事最怕对比。对比如陈寅恪，自己空有一身学术，即使陈门弟子立雪者众多，却始终没有找到自己的衣钵传人，可以想象到陈老先生的是怎样的无奈和悲凉。
作为寓居海外的华裔汉学家，钱穆先生的弟子余英时是独一无二的。他幼年时在故乡安徽省潜山县居住，在一个彼时几乎与现代文明隔绝的环境中，零距离地体验了中国传统社会。1945年日本战败，余英时离开故乡，却又亲历了中国现代史上最为激烈的沧海桑田，先东北，后北平，再香港，辗转颠沛，最终定于美国。
他的知识体系也同样斑驳。幼时接受过传统的私塾教育，年少时还曾在古文重镇桐城客居，在香港时则更有机会师从国学大师钱穆。姑且不说其治学专业，仅从诗文应和中，人们也能体会到他深厚的国学根底。青年时代负笈哈佛，师从杨联阩先生（他是胡适的弟子兼密友）更系统地接受了西方的学术训练，并在西方学术体系下获得煌煌成就。可谓“中西兼备”。
中国传统社会的文明实质是农耕文明，这一文明在农村是常态分布的。余英时老先生老家是安徽潜山，他在农村生活多年，使得他能够接触到真正的中国传统农村社会，这种农村生活，使得他对传统农村有一个立体意识，也是这种认识，使得他能够摆脱日后作为历史学家尴尬的境地，不为人惑。这一点也是余英时老生引以为傲的地方，他曾说他们同代人许多人都是在城里生活的，没有农村生活经验，他们笔下的农村社会是他们以为的农村社会，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村社会。
我的故乡官庄，有余和刘两个大姓，但两姓都没有大地主，佃农如果不是本家，便是亲戚，他们有时交不出田租，也只好算了。我从来没有见过地主凶恶讨租或欺压佃农的事。我们乡间的秩序基本上是自治的，很少与政府发生关系。每一族都有族长、长老，他们负责维持本族的族规，偶尔有子弟犯了族规，如赌博、偷窃之类，族长和长老们便在宗祠中聚会，高议惩罚的办法，最严重的犯规可以打板子。但这样的情形也不多见，我只记得我们余姓宗祠中举行过一次聚会，处罚了一个屡次犯规的青年子弟。
在余英时笔下，中国传统社会大体上是靠儒家的规范维系着的，道德的力量远在法律之上。只要是佃农租种了地主家的田地，地主是不能随便欺负他，甚至即使佃农的租子交不上来或者交的不多，地主也不能采取更激烈的办法来对付他们。
他曾举了这样一个例子，他曾在安徽桐城的舅舅家生活过。安徽桐城要打稻子，这个工作是很讲究的，要是佃农故意给地主打的不干净，这时还有一大部分稻粒还没打出来，地主对这些是没有办法的。
地主和佃农有的还是亲戚关系或者同宗同族。有的佃农还是地主的长辈，逢年过节地主还有去佃农家里去磕头。
他也认为，中国社会这么大，比欧洲都大，要说没有冲突，也不是不可能的，他曾举例强势的地主会欺负农民，这种现象也是有的，但是也有农民也会欺负地主，比如对孤儿寡母的地主，脾气好的地主。这种现象也是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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