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基洛级潜艇的话题我以前写过文章也做过视频，为什么这次又旧话重提呢？
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之前的视频里聊技术比较多，宏观角度少；其次，最近半年又搜集到一些更权威、更可靠的资料。
同时2022年12月又是基洛级来华整整28周年，所以就想再做几期视频，从军贸谈判的角度，把之前没说到的地方再梳理一下。
好，话不多说。让我们先回到28年前的芬兰。
1994年12月24日是一个阴天。芬兰汉科港的码头上寒风刺骨。一艘巨大的黑色潜艇在60个坞墩的支撑下，安静地俯卧在挪威半潜船海燕号的甲板上。不远处，几名穿着厚厚风衣的中国人正在寒风中守护着它。
别看这条“黑鱼”此时显得温顺而驯服，但其实它是全世界最先进的水下大杀器之一：俄罗斯877型常规动力潜艇，北约代号“基洛”。几小时后，它将在半潜船的背负下，踏上前往中国的漫漫航程。
这是中俄间的一项重大军事技术合作：两国签订了一份价值大约五亿美元的合同，由俄罗斯向中国提供4艘基洛级潜艇。现在距首艘877潜艇交付中国，已经过去了整整28个年头。
提到中俄两国军事技术合作，往往绕不开50年代的那段蜜月期。那段日子用“合作”来形容，其实不太恰当，准确的说法应该是：苏联单方面向中国提供援助和技术转让。
当然，这些装备和技术大部分我们也都付了钱。比如在长春建设一汽，中国就向苏联支付了315万卢布的设计费；苏联在山西援建的海军长波电台，也和中国签了经贸合同，所有来自苏联的设备都给了钱，但这并不能算军贸。
苏联向中国收取费用，是为了减少自己的经济负担，所以很多都是按成本价计算，还有些是半卖半送，甚至也有很多无偿援助，比如三百多架米格15就是斯大林无偿支援的。可以这么说，苏联对华援助，并不是为了赚钱。
更重要的是：苏联的技术援助几乎都是无偿的。
当时两国也没有知识产权和专利的概念，这些不产生硬成本的技术转让费，通常都省略了费用。但其实技术援助，却是苏联援华最有价值的部分。
接受苏联援助比较集中的是新中国海军，海军从零开始，全部都是苏联援助。不但所有舰艇是苏联货，就连鱼雷快艇里的挂衣钩都是从苏联运来的。
中国的潜艇部队更是如此，所有艇员都是编入苏军部队，和他们同吃同训练，才逐渐成军的。虽然后来我们自己造了051和053等水面舰艇，但也都和苏联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从60年代初开始，中苏几乎在一夜之间断绝了往来，从政府到民间所有联系都陷入停滞，甚至爆发了武装冲突。这一停就是三十年。
随着80年代末中苏关系解冻，两国的第二次军事技术合作很快又再次启动。
这一轮合作的起点，始于1990年6月。当时刘华清率军方高级代表团访问了莫斯科，和苏联签署了军购《合作纪要》。
虽然苏联解体后两国军事合作一度被暂时搁置，但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很快表示，俄罗斯将会接替苏联，继续履行向中国出售军品的义务，并在1993年和中方签署了新的协议，这份文件就成为此后几十年双方军贸合作的基础
为了协调军事技术合作，两国各自都成立了一个级别很高的“混合委员会”，由主管外交、财政和军事工业的负责人组成。两国“混合委员会”要定期开会并形成《会议纪要》，给军贸合作做方向性和原则性的规划。
说通俗点就是大家要坐下来聊，哪些武器能卖，哪些暂时卖不了，大概列个框架。总的来说，当时中国想买的比较多，而俄方能卖的比较少。据可靠信源，当时中方在“购物车”里加购了好几十项装备，但最终成交的不足百分之三十。
如今我们已经很熟悉的一些重大引进项目，比如苏27和基洛级潜艇，都是经过中俄“混合委员会”之间的讨论并确定下来的。
截至目前，中俄混合委员会还会定期进行会晤。
中方混委会对内称“专项领导小组”，首任组长由刘华清担任，副组长是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这个“领导小组”不但级别高，开会也很频繁，但它并不是一个常设的职能机构。领导们把中俄军贸的主要框架定下来之后，还要各自去忙其他工作，因此需要一个执行机构来贯彻落实。
于是当时的总参装备部就成立了一个“专项办公室”，由这个办公室来具体执行“领导小组”定下来的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常设部门，基本上中俄军贸的大事小情都由他们来经办。
当计划引进某种装备时，先由“专项领导小组”向某军兵种下达文件，一般是已经和俄方混委会沟通一致的、考察俄方某个具体武器的指示；接下来，军兵种要组织技术专家，会同国防科工委的国防工业专家，以及总参专项办公室，一起前往俄罗斯考察。
中国引进武器装备从来都强调要吸收和消化技术，因此国防科工委在中俄军贸中也是非常重要的部门，几乎每次赴俄考察团，都有他们派出的军工专家随行。
等考察结束后，军兵种要向军委递交本次的考察报告和采购某项装备的请示，并最终由军委拍板。
军委批准后，总参专项办公室才能正式和俄方进行商务、技术等各项谈判，谈判时由使用装备的军兵种和国防工业专家配合。
谈判中最核心的武器采购价格，是由总参装备部的专项办公室来谈。也就是说，各军兵种只负责使用这些装备，提技术要求，但采购武器要花多少钱，怎么花，他们并不参与。
一位曾经全程亲历基洛级引进的总参装备部主任，曾这样评价：“如果没有‘专项领导小组’这个机构，中俄之间进行如此大规模的装备和技术引进是不可能的。因为两国的军售需要协调外交、经贸、财政、军队和国防工业的方方面面，要集中全国的资源，跨部门、跨行业来执行，因此必须有这样一个最高决策机构。”
90年代初海军引进基洛级潜艇，就是严格按这个组织架构和流程来执行的。
1992年底，海军接到派团前往俄罗斯考察海军装备的任务。很快，一个由海军副司令员张序三率领的考察团就来到俄罗斯，他们用一个月的时间考察了877、猎豹轻型护卫舰和一些鱼雷、水雷、导弹等装备。回国后，海军根据作战需求，向“专项领导小组”请示，希望优先引进基洛级潜艇。
其实在出国前，海军已经把877列为重点考察对象，因为877的出口型已经被前苏联卖到了好几个国家，我们早有耳闻。等到了俄罗斯海军代表团才发现，原来俄国人还有一种比877更先进的常规潜艇，也就是636型。
636比877在性能上有很大提升，原本是俄军自用，但这时的俄罗斯经济已经陷入严重危机，市场上物资短缺物价飞涨，军工企业也早已发不出工资。
据海军考察团成员回忆，他们在一个造船厂里看到，工厂没有任何生产任务，厂区内一片破败，杂草长了一人多高，空旷的车间里甚至还能听见鸟叫。
但此时俄方也拥有一座宝库，这就是前苏联遗留的庞大军事科技遗产。在持续几十年的巨额投入和科技人员的长期努力下，苏联拥有世界顶级的军工产业，基本继承了这些产业的俄罗斯，也迫切想通过军贸走出困境。
1993年6月，海军又派出了贺鹏飞副司令员率领的代表团，对俄罗斯部分项目进行了全面考察，重点了解了877和636的技术状态，基本确定要引进636。
在90年代初，不要说636，即使稍旧一点的877对大部分国家来说也很先进，一些技战术指标放到今天也不落后。
当时我国的主力潜艇还是老式035的改进型，虽然这些潜艇都做了不同程度的改进，但它们的战斗力仍然相当贫弱。所以引进俄罗斯基洛级636型的报告，很快就得到了军委的批准。
但当中方正式提出希望引进636时，俄方却表现的不是很积极。
当时在船厂里有两艘接近完工的877，俄国人最想卖的是这两条艇，他们迫切需要资金以解燃眉之急。至于中方想要的636，虽然俄军短期内根本没钱装备，但这毕竟是一个比俄军现役潜艇更先进的型号。出售比自用型号更先进的装备，在苏联和俄罗斯历史上也没有先例，所以俄方显得顾虑重重，
不过，在当时历史大背景下，俄方最终同意不仅出售两艘877，还包括2艘636，并于1994年3月开始和中方正式展开谈判。如今回头看，636的出售有两个先决条件：首先。出售先进潜艇符合俄罗斯保存军工骨干企业的战略利益，其次，中俄两国要有政治互信。
这两个条件缺一不可。
最终，中国海军成为第一个获得636型潜艇的武装力量，不但早于其他国家，也早于俄罗斯海军。
不过俄罗斯在对华军售时，也有一个心态转变的过程，这一点在出售先进鱼雷给中国时体现的淋漓尽致，下一期我们将讲述关于鱼雷的谈判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