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6月30日，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第1、第2、第3、第6纵队共12万人，在强大炮火掩护下，从黄河8个渡口，150公里地段强渡黄河，揭开了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战略反攻序幕。
众所周知，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后，一度从原来的12万人锐减至不足7万人，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一是因为白崇禧长久以来的经营，我军难以同有备而战的白崇禧部硬碰硬，二来则是作为革命老区的大别山自红军主力部队撤离后，国民党反动派在此地进行了血腥的疯狂报复，致使当地老乡害怕刘邓大军来了又走会重蹈当年的惨剧，所以，刘邓大军刚到大别山之际，严重缺乏群众基础，更重要的是，千里跃进大别山原本就是无后方依托的千里大跃进，在不具备充足军需物资供应的情况下，大别山一带本就地瘠民贫，难以维持如此数量庞大的军队给养，因此，刘邓大军在这种强敌环伺的敌统中心区域极难立足。
对于刘邓千里跃进大别山，中央军委很早就预见到了即将面临的困难。当时毛主席对此预判有三种结果：第一种结果，付出极大代价，站不稳脚跟，只得全部退回来；第二种结果，付出极大代价，站不稳脚跟，只能留在当地打游击；第三种结果，付出了大的代价，却在当地站稳了脚跟。
应该说，当时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预判都是比较符合可能发生的实际情况的，而延安总部之所以要不惜冒如此巨大的风险去搞千里大跃进，说来也是无奈之举。
解放战争在战略防御阶段时，我军为粉碎敌人的全面进攻，采取的办法是不计一地一城的得失，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作战目标，在这个军事思想的指导下，蒋介石的军队每拿下一座城池就要付出7000人的巨大代价。
结果，蒋军共计拿下105座城市，换来的却是71万部队被消灭的巨大损失。
全面进攻不是解放军的对手，号称“微操大师”的蒋介石又开始捣鼓起了搞重点进攻。为此，蒋介石把重点进攻放在了陕北和山东两个主要解放区，并将黄河花园口决堤堵上，企图以黄河重新形成的“乙”字形为纽带链接陕北和山东后，牢牢地把解放军困死在黄河流域一带。
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打得啪啦啦地响，国民党几十万大军也在陕北和山东气势汹汹，这时候的陕北延安总部虽然主动留下空城一座，毛主席带领一部人在黄土高原与胡宗南周旋，但几次差点与胡宗南的部队遭遇，最危险的时候，甚至都能听见对面敌军的讲话。
山东战场的情况也不容乐观，特别是南麻之战、七月分兵后，华野一挫再挫，部队折损不小，士气受到较大打击，黄河以南的山东大部分地区，以及胶东地区都落入了国民党军之手。
这个时候的相持阶段可谓异常艰难，如果不能打乱蒋介石的部署，调动陕北和山东两大战场上的国民党军，后果将会变得岌岌可危。
因此，在这种危急的情势之下，千里跃进大别山无疑是一招不错的高招，这样一来，既能调动陕北和山东战场之敌，也能打乱国民党军的部署，让其方寸大乱，不过，唯一的不足就是付出代价极大。
事实上，除了刘邓千里跃进大别山除了前面提到过的抵达大别山时，将会面临的各种困难，在跃进途中，刘邓大军实际所遭遇的困难丝毫不比到达大别山的少。
千里跃进的途中不仅要经过山东、河南、安徽、湖北等地，蒋介石重新堵上黄河花园口堤口后，又恰逢黄河水量暴涨，更难的就难在，进军途中大多都是河流纵横，交通便利的平原地带，且又处于敌人统治的中心地带，敌人要随时调集军队，对刘邓大军实施围追堵截，远比急行军的刘邓大军要方便、快捷的多，再加上蒋军拥有空中力量，随时能对我方实施侦察，如此大规模的部队要在敌人眼皮子底下，堂而皇之地进入敌人的统治心脏大别山地区，还要保障部队沿途不遭遇重大损失，其难度丝毫不亚于当年长征途中的四渡赤水。
尽管进军的途中困难重重，但一向以沉稳果决的刘邓二人并没有畏葸不前。在审慎分析敌我情势后，刘邓大军以11纵冀鲁豫军区部队在黄河渡口佯动，给敌机造成北渡黄河的假象，以华野5个纵队的兵力牵制敌军，掩护刘邓大军南进，再将刘邓大军兵分三路向南开拔。
在一系列极具迷惑的操作下，起初，蒋介石误判我军“北渡”，后来又误以为我军“难逃”，直到刘邓大军进抵沙河，直趋大别山一带时，蒋介石才如梦方醒，急急调遣军队在汝河北岸严阵以待。
事实证明，在敌军统治中心地带作战，论机动实在无法与其争锋。当刘邓大军抵达汝河南岸之际，北岸的国民党军已是封锁了整个渡口，无奈之下，我军只得以“狭路相逢勇者胜”的气势强行渡江，最终才冲破防线直奔大别山区。
而蒋介石的“黄河战略”伴随着水量暴涨和沿线部署的国民党军兵力，起初给我军造成了不小的震慑，用邓公的原话来讲：“听到黄河的水要来，我自己都听得到自己的心脏在怦怦地跳！”
虽然困难重重，但好在全军勠力同心，最终在克服千难万险后，刘邓大军终于像尖刀一样插入敌人心脏，并在付出巨大代价后，彻底粉碎了蒋介石的重点进攻，为解放号角的凯旋，立下了赫赫功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