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公超在《新月旧时》里回忆，鲁迅曾在饭桌上大骂徐志摩是“流氓”，郭沫若听闻此事后说：“当然，鲁迅除了自己，什么人都骂。”
在人们的印象中，鲁迅急暴尖刻，徐志摩儒雅平和，二人相差16岁，混的又是不同圈子，按理说不应该有过节。
面对鲁迅的责难，徐志摩也非常费解，他曾委屈巴巴地写信给周作人说：“令兄鲁迅先生的脾气不易琢磨，怕不易调和，我们又不易与他接近，我与他虽则素昧平生，并且他似乎嘲弄我几回我并不曾还口，但他对我还像是有什么过不去似的，我真不懂，惶惑极了。我极愿意知道开罪所在，要我怎样改过我都可以。”
不难看出，徐志摩的措辞和口吻是十分谦卑的，言语间带着哭腔和卑微。但这并没有阻碍鲁迅的继续发难。不久后，鲁迅又在《集外集序言》里公开说：“我更不喜欢徐志摩那样的诗，而他偏爱各处投稿，《语丝》一出版，他就马上来了，有人赞成他，登了出来，我就做了一篇杂感，和他开一通玩笑，使他不能来。”
徐志摩已经表现得如此弱小卑微了，鲁迅还是不依不饶，这到底是什么仇什么怨啊？事情可能还要从“音乐论战”说起。
1924年，徐志摩翻译了波特莱尔的代表诗作《死尸》，发表在《语丝》杂志第三期，并写了一篇《题记》。在这篇《题记》中，徐志摩把宇宙、人生、思想、万事万物都归结为音乐，就连“战场上的炮，坟堆里的鬼磷，巷口的那只石狮子，我昨夜的梦……”也无一不是音乐。“你听不着就该怨你自己的耳轮太笨，或是皮粗，别怨我”。
当时正值民族危亡之际，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徐志摩看不见人间疾苦，矫揉造作的文风，自以为是的强调，惹怒了愤世嫉俗的鲁迅，遂写了一篇《音乐？》批评徐志摩，讽刺他如小雀一般“唧唧啾啾地叫，轻飘飘地跳”，笔锋尖刻，手法辛辣，极尽挖苦之能事。
徐志摩终究不是鲁迅的对手，迫于舆论压力，他后来在出版《志摩的诗》时，删掉了《死尸》的序言部分。
你以为这就完了？并没有！紧接着，鲁迅又在《语丝》杂志第四期上发表了白话文打油诗《我的失恋》，讽刺徐志摩与林徽因之间的混乱男女关系，一时成为民国文坛头号八卦，几乎让徐志摩颜面扫地。
不难看出，鲁迅既不喜欢徐志摩的作品，也不喜欢徐志摩的人品，二人是典型的道不同不相为谋。
但1931年，当鲁迅在《时报》上得知了徐志摩坠机身亡的消息，他深感震惊与惋惜，虽然未发表只言片语，却从报纸上剪下了关于空难事件的报道，默默留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