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63年12月16日，开国元帅罗荣桓在北京医院病逝，享年61岁。
很快，噩耗被传到中南海。当时，毛泽东正在颐年堂，准备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
听闻这个消息后，他沉默了好久，才深深叹了一口气。
会议开始前，毛泽东庄重地起身，向在场所有人提议，为罗荣桓默哀3分钟以表哀思。
3分钟后，毛泽东还没有从悲伤的情绪中抽离，他低声说道：
“罗荣桓同志有个优点，很有原则性，对敌人狠，对同志亲。从不背后议论人，有话讲在当面，原则性、纪律性很强……这是一个好同志，永远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
接着，他扭头面向罗瑞卿：“请你转告林月琴（罗荣桓妻子）同志，就说罗荣桓同志逝世，我很难过，请她注意身体，继承罗荣桓同志的遗志。”
罗荣桓的逝世
罗荣桓是十大元帅中第一个去世的，事实上，他从1942年开始，身体就出现了问题。
那时候，他还在山东抗战，正是最艰苦最紧张的时候。因为过度劳累，罗荣桓出现尿血的症状，人也越来越瘦。
在仅有的医疗条件下，医生为他做了检查，却什么都没查出来。
巧的是，罗荣桓又刚好被任命为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他努力坚持了一段时间，直到山东军区的新机构建成，才被批准前往新四军诊治。
当时，新四军有一位奥地利籍的泌尿科专家罗生特，罗生特为罗荣桓做了检查，发现他的肾脏已经有了明显病变。
然而就在此时，国民党派了李仙洲率92军围剿山东，山东的斗争形势顿时紧张起来。
虽然新四军的条件远远好于山东军区，可罗荣桓放心不下山东那边，只在新四军待了一个月便回去了。
后来，陈毅考虑到罗荣桓的治疗问题，便把罗生特派到了山东。可山东没有能做出准确诊断的X光机，罗生特只能给出建议：去上海治疗。
很快，毛泽东复电，同意林月琴陪同罗荣桓前往新四军3师，再通过地下交通线去到上海。
发出这份电报的同时，毛泽东又考虑到罗荣桓的安全问题，于是又在1944年2月8日发了另一份电报。
电报中提到，去上海“实含若干冒险性质”，问是不是一定要去上海，如果一定要去，去法又是否安全可靠。
等罗荣桓收到这封电报时，已经是2月27日了，这时候，他们已经在3师驻地了。
罗荣桓考虑了一下，最后回了山东。
到了1945年，罗荣桓的病情越来越严重，毛泽东将他调到了东北，这里的医疗条件要好一些。
果然，罗荣桓来到东北没多久，就照上了几年没照上的X光片。医生分析后，诊断为肾癌，并表示要尽快手术。
为保证安全，毛泽东建议罗荣桓到驻朝鲜平壤的苏军医院治疗，他帮忙跟金日成和苏军方面取得联系，做好安排。
没想到，平壤这边的医院不具备肾切除手术的条件，于是，毛泽东又发报跟斯大林取得了联系：
“罗同志是我党重要财富和久经考验的忠诚干部，希给予最好的治疗。”
1946年7月，罗荣桓在林月琴的陪同下前往莫斯科，手术很顺利，回来后，罗荣桓又马不停蹄地投入到了解放战争的紧张工作中。
结果才过了三年，罗荣桓突然在天津再度病倒，毛泽东得知消息后，马上派了保健医生黄树赴京为罗荣桓治疗。
同时，黄树还捎来了毛泽东的亲笔信，上面写着：“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
建国后，罗荣桓不需要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玩命了，可繁重的工作依旧压得他喘不过气，有时开完一个会，罗荣桓需要靠在沙发上休息好久才能缓过劲来。
毛泽东知道后，再次写信提出建议：“荣桓同志，你宜少开会，甚至不开会，只和若干干部谈话及批阅文件，对你的身体好些，否则难于持久，请考虑。”
1956年，罗荣桓心绞痛反复发作，他担心耽误工作，便写报告请求辞去总政治部主任的职务，毛泽东考虑到他的身体情况，同意了他的请求。
1960年，罗荣桓再任总政治部主任，这一次，他带病工作了两年多，到了1963年秋季，直接住院报了病危。
12月15日，罗荣桓好不容易从昏迷中苏醒，看着病榻前的林月琴和孩子们，他交代了遗言：“我死后，分给我的房子不要住了，搬到一般的房子去，不要特殊。”
接着，他闭上双眼，小声念叨：“我革命这么多年，选定一条，就是要跟着毛主席走。”
12月16日，罗荣桓的心脏停止跳动。与此同时，在颐年堂召开会议的毛泽东带领大家为罗荣桓默哀。
12月19日，罗荣桓的追悼会召开。当天晚上，毛泽东服用了两次安眠药物还是睡不着，他起身来到桌前，不停在纸上写着什么，没写一会儿就扔进了废纸篓。
第二天清晨，吴旭君来到毛泽东的卧室，看到废纸篓塞得满满当当，她好奇地捡起，看到了纸上字迹潦草的《七律·吊罗荣桓同志》一诗：
“记得当年草上飞，红军队里每相违。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
斥鷃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
跟吴旭君聊起母亲
吴旭君是1953年来到毛泽东身边担任保健护士长的，第一次见面，毛泽东就风趣地开了个玩笑：
“‘无细菌’这名字好，你正好是搞医务工作的，讲究卫生，没有细菌，这样才可以不生病嘛。”
或许是吴旭君性格开朗、开得起玩笑，总之，初进中南海的女孩迅速跟毛泽东搞好了关系，后来相处时间长了，他们也顺利从护患关系，变成“父女”关系。
罗荣桓逝世后，一连几天，毛泽东都有些心事重重，本就失眠的他，在床上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于是，他找到吴旭君，跟她来了一次特殊的谈话。
当时，毛泽东半躺在床边，随意地聊着一些话题，突然，他提起了自己的母亲。
他说母亲是位善良的农村妇女，待人诚恳，自己很喜欢她。她去世的时候，有很多为她送殡，和父亲完全不一样。
毛泽东的母亲叫做文七妹，她26岁生下毛泽东。因为前两个孩子都夭折了，为了把第三个孩子平安抚养长大，她干脆回到湘乡的娘家，在一座观音庙让毛泽东认了一块巨石当“干娘”。
在外公外婆家待到9岁，毛泽东才跟着文七妹回到韶山冲。毛泽东的父亲名叫毛顺生，儿子回来后，他将孩子送到离家最近的一所私塾读书。
那时候，私塾老师邹春培非常欣赏毛泽东，他甚至对毛顺生说：“令郎有朝一日定会名登高科，光宗耀祖。”
可毛顺生对此事没有任何期待，他农民出身，后来依靠小聪明挣了点钱买了点地，日子才越过越好。
而他之所以会让毛泽东读私塾，完全是因为自己没文化，曾经在一次公诉中，被对方胡搅蛮缠，最终输了官司。
所以，他觉得毛泽东读几年书，能认得几个字、算明白家里的账、帮他吵赢官司就足够了。
结果，毛泽东喜爱读书，为了争取读书的权利，毛泽东跟父亲发生了争执。那时候，他们一家五口人，毛顺生一个人一边，毛泽东、文七妹，还有两个弟弟毛泽民、毛泽覃一边。
毛泽东从小到大都是更偏向母亲这边的，不仅是因为母亲支持他读书，还有就是母亲实在是个善良慷慨的妇人。
她对穷人很有同情心，常常施米给乞讨的人，在母亲潜移默化的影响下，毛泽东也开始接济穷苦人。
那时候，私塾是自带午饭的，有一次，毛泽东发现一个同学因家里穷没带午饭，于是，他拿出自己的午饭，分给对方一起吃。
午饭被分走一半，毛泽东只能饿着肚子回家，到了晚饭狼吞虎咽一顿。
文七妹很细心，她以为是毛泽东饭量比较大，午饭不够吃，所以换了更大的饭盒，结果，毛泽东回来后还是跟没吃饱一样。
文七妹纳闷，直接问了毛泽东：“你上学读书，怎么比在家干活吃得还多呢？”
毛泽东一五一十的把事情告知，文七妹听完，慈爱地摸着毛泽东的头：“你应该早点跟我说呀，我多给你带些，省得两个人都吃不饱，可不能饿坏了身子。”
后来，文七妹便给毛泽东带了两份午饭。
不过，与文七妹“对立”的毛顺生却是相反的想法，他不赞成做好事，尤其是“付出”“奉献”，只要自己能吃香喝辣，就算门口有人饿死，他也不以为然。
就这样，毛泽东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教育之下长到了16岁。这时，他听表哥文运昌说湘乡县有所很有趣的学校，建议他去报考。
毛泽东不出意外地心动了，回家后，他把想法告诉家人。
文七妹一如既往站在毛泽东这边，而毛顺生却大发雷霆，最后还是在文运昌、王季范等人的轮番劝告下，毛顺生这才松了口。
就这样，毛泽东走出了韶山冲。后来，他参加革命，忙到日夜颠倒，完全没时间照顾父母。
1919年10月5日，文七妹病逝，毛泽东放下所有工作，马不停蹄的赶回家中。可母亲已经在两天前入殓，毛泽东没能见上母亲最后一面……
吴旭君兴致勃勃地听着，她好奇地问道：“你当时不在身边，是怎么知道的啊？”
毛泽东笑了：“我不在，就不能听别人说啊。”
吴旭君也觉得自己这话问得有点傻，不好意思地笑了。毛泽东眼睛看向远方，好像已经陷入回忆：“我作为儿子，其实是不够格的，生不能尽忠，死不能尽孝……”
吴旭君安慰他：“这不能怪你，你那么早投身革命，为解放中国做了那么多贡献，也算是孝敬母亲了。”
“那你对母亲好吗？”毛泽东突然反问她。
“好”，接着，吴旭君给毛泽东讲了自己和母亲的故事。
吴旭君8岁的时候，母亲便去世了。那一天，吴旭君特意换上了母亲给她做的小红褂，跪在地上大把大把地烧纸钱。
因为有人说，母亲喜欢看到吴旭君漂漂亮亮的样子，所以她便信了。
之后的事情吴旭君也记不得了，那时候她年纪太小，对母亲印象不深，只知道她是个温柔善良的女人。
毛泽东谈死亡
就在这时，毛泽东猝不及防地来了一句：“我死的时候，你不要在我跟前。”
吴旭君愣了一下，反应过来后马上皱起眉头：
“你别开玩笑了，假如真的有这么一天，我怎么可能不在你身边呢，我要做好防病工作，你得了小病我会及时给你治疗，不让你得大病。”
毛泽东却好像没听到一般，再次复述一遍：“不，我死的时候，你一定不能在我跟前。”
停顿了一下，毛泽东这才缓缓说出理由：
“我母亲病重的时候，我曾告诉她，我想让她给我留下一个美好的印象，母亲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她同意了，所以直到现在，在我脑海的她依旧是美好的，就好像活着的时候一样。现在，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希望你在跟前了吧，我想给你一个美好的印象。”
听了这话，吴旭君心里说不出的难受，她反驳毛泽东，让他不要再说什么死不死的话题了。
可毛泽东坚持，他说越是别人回避的问题，自己越是要说：
“我相信辩证法，辩证法告诉我们，有生就有死，按这个科学规律，我和罗荣桓同志一样，也是会死的，而且死了要火化……”
说完，他还给吴旭君推荐了本《形式逻辑学》，让她回去读完，明天再接着聊。
第二天下午，吴旭君陪着毛泽东吃了饭。饭后，两人坐在沙发上，再度开启聊天。
毛泽东问她书看完了没有，吴旭君告诉他看完了，就是有些问题似懂非懂。
毛泽东是个严格的老师，听吴旭君说看完了，马上让她根据形式逻辑继续聊昨天的话题。
吴旭君一想到毛泽东说的“死”，就忍不住的失落，所以，她没有搭茬。没想到，毛泽东自己掰着手指讲了起来：
“人都是要死的，毛泽东是人，所以也是要死的。”
接着，他还举了好几种死法，说完自己还哈哈大笑。吴旭君的眉头越皱越深，她终于忍不住了：“主席，咱们别说这些不吉利的话了”
“你这个人，还有点迷信呢。你是个搞自然科学的，应该懂得自然的规律性”，他指了指吴旭君的鼻头：“我死后，可以搞一个庆祝会，你要打扮的漂漂亮亮的，最好穿红衣服或是花衣服，满面春风的参加庆祝会，然后大大方方的上台讲话……”
“讲什么？”
“你就说，同志们，今天是个胜利的大会，毛泽东死了，我们大家来庆祝辩证法的胜利，如果他不死，从孔夫子到现在，地球就装不下了……”
说到这，毛泽东停顿了一下，好像想起了什么：
“我在世的时候吃鱼比较多，死后把我火化，骨灰撒到长江喂鱼，你就说，鱼儿啊，毛泽东来给你们赔不是了，他生前吃了你们，现在你们吃他吧，吃饱了好去为人民服务，这是物质不灭定律……”
吴旭君被毛泽东的话吓得连连摇头：“主席，这可不行，平时我都听你的，这件事我可不干！”
毛泽东看着吴旭君，轻轻叹了口气：“你在我身边工作这么久，离我这么近都不能理解我啊，我主张火葬，自己当然不能例外，我在协议上签了名的……”
这件事，吴旭君不知情。原来，早在1956年4月，毛泽东就在中央领导人火葬倡议书上第一个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只是，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后，考虑到当时的各种情况，他并未被火葬。
与此同时，吴旭君遵守了她与毛泽东的约定，在毛泽东离开人世的时候，她不在他身边，因此留下了最美好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