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被遗忘的历史：上海沦陷的故事！南京大屠杀和二战的前奏

1937年，上海被日本侵华日军占领，并导致了接下来南京大屠杀事件的发生。

上世纪30年代，上海正处于全盛时期，是一个人口约350万的繁华大都市。这座伟大的城市是众多文化的交融中心，而且它的存在本身也反驳了拉迪亚德·吉卜林那句著名的格言。在这里，黄浦江蜿蜒曲折的河岸上，东西方相遇。这条河同时也是名副其实的商业大动脉，将贸易输送到这座城市充满活力的商业中心。

上海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堡垒，商业是其生命的血液。英国和美国的商业公司的负责人可能会在周日去教堂，但在平日里，上海的主神是财神，而不是上帝。南京是1842年《南京条约》开放的首批“通商口岸”之一。并且中国刚刚在所谓的“鸦片战争”中惨败，不得不屈服于英国的要求。中国一开始在很大程度上自给自足，视外国人为“外来野蛮人”，后来则不得不被迫与外部世界建立正常的外交和贸易关系。英国率先采取行动，很快美国、法国、日本和其他许多国家也迅速跟进。

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处于动荡之中，受到外敌入侵和内部动乱的困扰。为了寻求与中国的贸易，同时又想与中国的社会和政治麻烦保持距离，条约大国确立了“治外法权”原则，而这自然是当时的中国所讨厌的。外国飞地将在中国被设立，并在很大程度上享有自治，最重要的是不受中国法律的约束。

上海的国际租界和法租界就是这个时期的产物。虽然在物理上与中国统治的大上海相连，但国际租界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个自治领土，由上海市议会管理，由外国商业利益集团主导，其中主要是英国人控制，尽管美国等其他大国也有席位。1863年，英国和美国的飞地联合形成了国际租界。其中法租界由巴黎控制，是一个独立的实体。

外滩——这个词来源于一个英裔印度词，意思是“码头”或堤岸，是国际租界的盛大展示场所，一排壮观的银行、酒店和办公楼沿着河的弯道绵延数里。对于游客来说，这些建筑是异域风情的产物，是欧洲和美国的巨大象征，它们被神奇地移植到了中国的土地上。香港上海银行、横滨新银行、上海俱乐部和国泰饭店，高耸的圆顶和庄严的圆柱，是内在财富的外在象征。

外滩的大道日夜拥挤，目瞪口呆的游客与大摇大摆的下班水手、白俄难民、英国商人和小偷小摸的罪犯擦肩而过。人力车夫拉着穿着丝绸旗袍的漂亮中国女人，戴着红头巾的锡克教警察小心翼翼地提防着各种麻烦。汽车的喇叭声、轮船的汽笛声、拥挤的中国人力车夫叫卖声，日夜响彻街道。

国际租界和邻近的法租界都是人为创造的，是中国动荡的社会和政治风暴中的安全港湾。不过事实证明，这种安全与其说是现实，不如说是幻影。

日本人在上海也有非常强大的存在，其存在仅次于英国人。日本是一个现代国家，其在19世纪的快速工业化震惊了世界。大多数欧洲人和美国人认为，日本人是“荣誉的”西方人，他们的成就和不断增长的军事力量，赢得了他们勉强的钦佩。

但日本的西方化在某些方面依旧是肤浅的。在现代、进步的外表下，日本文化中很多更令人不安的方面仍然存在，并有浮出水面的危险。比如武士道精神，推崇军事美德，对天皇的奉献，以及对死亡近乎狂热痴迷。日本著名的武士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练习武士道，已有几个世纪的历史，但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世界看到了武士道的现代化身。

日本人口从1868年的约3000万增长到1930年的约6500万。日本农民很难养活不断增长的人口，于是一些人开始认为领土扩张是唯一的解决办法。当然，咄咄逼人的日本帝国主义也是一个古老的故事。1910年，日本吞并了朝鲜，在这个长期受苦受难的半岛上开始了文化压制、经济剥削和政治恐怖的噩梦。但朝鲜只是日本在亚洲大陆的立足点，是通往更大目标跳板。

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初，日本受到了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影响。当这种军国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与武士传统和武士道准则结合在一起时，就产生了一种特别残忍的帝国主义。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性经济萧条严重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对外国的征服，似乎是解决这个岛国问题的可行办法。

1931年，“满洲事变”开始了日本新一轮的侵略政策。日本在满洲驻扎了一支关东军，以保护日本的财产和经济利益。关东军的军官们为了找一个借口来征服满洲，他们创造了一个借口，炸毁了日本拥有的满洲铁路的一部分，并将责任归咎于中国人。很快，满洲被入侵，中国军队很快溃败，于是一个叫做“满洲国”的傀儡国家建立了。

满洲事变引发了世界各地的谴责，尤其是美国，但大多数国家更关心大萧条，而不是遥远的中国。溥仪，中国的最后一位皇帝，被正式任命为“独立”的满洲国的统治者，但他的浮华政权不过是日本人的橱窗装饰。日本赤裸裸的侵略在全中国激起了强烈的抗议，但没有哪个地方的爱国热情，比上海更加强烈。

中国示威者挤满了街道，愤怒地高喊着反日口号，张贴着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海报。很快，言论抗议演变成了实际的行动，这座城市的中国商界组织了一场有效的抵制所有日货的运动。所有日本产品，甚至是无伤大雅的玩具和自行车，都从中国商店的货架上消失了。货物堆积在日本仓库里，因为没有中国商人愿意接受日本产品。

日本人是国际租界外国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条名为东吴河（现在的苏州河）的小水道蜿蜒穿过上海，形成了国际租界和中国控制的大上海之间的边界，然后急剧转向，将租界分为两个不同的部分。

从外滩穿过花园桥的游客，会发现自己来到了虹口区国际租界。虹口是日本殖民地的一部分，拥有3万日本居民。众多的商店、酒吧，甚至还有艺伎馆，使这个地区在当地有了“小东京”的名字。自然，这次虹口也是中国爱国主义者的目标。正常情况下，日本进口占上海年进口总量的29%。当抵制活动开始后，这一数字骤降至3%。700吨未售出的日本货积在虹口码头和仓库中。

虹口的日本商店被迫关闭，日本居民登上船只返回本岛，毕竟他们别无选择，中国商人甚至不卖食物给他们。

闸北是上海虹口以北的一个区，就在国际租界的边界之外。这是一个高度工业化的地区，也是成千上万贫困中国工人的家园。街道两旁是肮脏的红砖建筑和工厂。商务印书馆是一家位于闸北的中资出版社，在中国，每四本教科书中就有三本来自商务印书馆。

局势变得越来越不稳定，当蔡廷凯将军指挥的31000人的中国十九路军到来时，紧张局势并没有得到缓解。这些军队大部分是南方人，而那些来自广东的讲粤语的人，只是在名义上受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控制。蔡将军只是口头上支持国民政府，但很少有人怀疑谁才是真正的领导人。

十九路军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领到军饷了，这使居住在这个定居点的许多外国人感到恐惧。蔡将军可能会变成军阀，并通过解散国际租界来充实他的金库。不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时西方大国认为更大的威胁是中国人，而不是日本人。为了缓和局势，很多西方人开始筹集资金来支付士兵的工资。

日本人故意挑起事端，派了五名佛教日莲教成员进入上海。日莲派是极端民族主义者，认为统治亚洲是日本的神圣使命。

1932年1月18日，日本佛教僧侣游行穿过闸北，据一些记载，他们大声喊着反华口号，而这些蓄意挑衅，很快就被中国迅速以暴力回应。一名僧侣被杀，另外两人受伤。作为报复，一群日本暴徒放火烧了三羽毛巾公司，两名中国人在大火中丧生。

不过他们正中日本人的下怀。日本总领事向上海市长吴铁城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包括逮捕杀害僧人的责任人，立即镇压所有反日组织，并在10天内结束抵制活动。吴市长虽然与南京中央政府进行了协商，但最终决定权在他手中。就在市长考虑的时候，日本人正忙着向上海派遣海军增援部队，其中包括一艘巡洋舰和佐世保的12艘驱逐舰。1月23日星期六，一支由500名日本海军陆战队员组成的特遣队，在国际租界的Yantzepoo部分登陆，而这些目前只是先头部队。

随着危机的加深，国际清算防御委员会（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Defense Committee）也开始采取行动。大多数大国在上海都有小型军事部队，其主要任务是保护本国国民的生命和财产。防卫委员会由市议会主席、警察局长和来自英国、美国、法国、日本、意大利军队的各种军官组成。

上海志愿军是一支奇特的多国民兵，反映了国际租界的世界性。这些人大多是“周末战士”，一般也都是上海商人，一方面是出于公民义务，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捍卫自己的利益。总共有20多个单位，包括美国公司、上海苏格兰公司、葡萄牙公司和一个白俄团。除了俄国人，他们都是志愿者，拿着薪水。

1月26日星期二，中国当局宣布戒严，并开始设置铁丝网和沙袋。事态明显失控，促使国际定居点市政委员会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他们动员了上海志愿队，也动员了外国军队。国际租界约为22平方千米，而法租界约为10平方千米。每个单位，包括专业人员和志愿者，都在防御外围分配了一个位置。

1月28日下午，吴市长接受了日本最后通牒的所有条款，甚至关闭了抵制抗日组织的办公室。不过这些要求更多的是为了迎合世界舆论，而不是真正的政策。于是日军小泽治三郎上将决心惩罚中国人的挑衅行为。他还向《纽约时报》记者哈雷特·阿本德承认了这一点，当时两人在日本的旗舰，停泊在黄浦江的巡洋舰“出云号”上会面。

这位海军上将承认，吴市长的投降“无关紧要”，并补充说，“我对闸北的条件不满意。今晚11点，我将派我的海军陆战队前往闸北，保护我们的国民，维护秩序。”

哈雷特·阿本德很快便去撰写他的新闻报道，并警告了美国总领事埃德温·s·坎宁安他所了解到的情况。闸北与日本人统治的虹口隔着国际租界，而小泽治三郎的目标是闸北的北站，在那里，错综复杂的铁轨穿过迷宫般的机车棚、仓库和外屋。这位日本海军上将甚至还完全蔑视中国人，他预测他将在“三小时内不费一枪一弹”拿下北站。

十九路军的战士们，其中一些还是青少年，正等待着日本人的猛攻。他们全副武装，穿着脏兮兮的鞋字、军帽和褪了色的棉布制服，看起来好像没什么战力。但是他们的勇气上弥补了他们在训练和武器上的不足，并决心抵抗到最后一个人。

11时许，400名日本海军陆战队员从位于虹口开湾路的司令部出发，钻进18辆卡车。日本平民在路上为他们欢呼，海军陆战队的耳朵里充满了胜利的喊声“万岁！”

日本海军陆战队驱车到了北站附近的一个地点，然后下车准备进攻，然后士兵们都由手持手电筒的人引导前进。光束刺穿了黑暗，也使前进的日本人成为完美的目标。日本人在离车站大约50码的地方，看到了一个用铁丝网和沙袋搭建的临时路障，墙上的洞都用桌子或椅子堵住了。

在那一刻，阿本德竖起耳朵，在黑暗中倾听着他知道一定会到来的战斗声音。他并没有失望，因为两声步枪的尖锐枪声在夜空中回荡，接着是断断续续的机枪射击声。蔡将军给毫无戒心的日本人设下了圈套，整个地区的每座建筑里都布满了中国狙击手。很快，许多日本海军陆战队员躺在街上，血泊迅速扩散。

随着战斗的加剧，战斗的声音吸引了来自国际租界的好奇的外国人。他们生活在一个享有特权的世界，而国际租界的半殖民地地位，使它成为中国无休止的冲突的避风港。一些外国人可能会同情中国，但更多的英美商人则以一种困惑和冷漠看待亚洲人。

临近午夜时，外国人从这个定居点的许多旅馆、剧院和夜总会里出来“看热闹”。许多人穿着晚礼服，边吃三明治或喝热咖啡，边谈笑风生，以抵御晚上的寒冷。成群结队的外国人从四川北路观看了这场战斗，就好像这场战斗是一场为他们而上演的体育比赛。子弹在附近呼啸而过，一些日本海军陆战队员也在好奇的旁观者对面，设置了防御阵地。

日本人对延误感到失望，又担心丢了面子，于是采取了严厉的措施。几个星期过去了，日军的重炮轰击了闸北，河上的日本军舰也发射了齐射炮。很快，轰炸机和飞机编队也毫不留情地轰炸了闸北。棉纺厂、公寓、工厂、教堂都变成了冒烟的废墟。外国记者对肆意轰炸平民感到震惊。火焰向天空喷出厚厚的黑烟，到了晚上，大火把闸北变成了白炽的地狱。

据估计，有85%的闸北被夷为平地。甚至著名的商务印书馆也遭到破坏，许多书籍化为灰烬。成千上万的中国平民被杀或严重受伤，一些人终身残废。60多万中国难民涌进了国际租界，并携带着他们仅有的财产。

尽管伤亡惨重，十九路军还是拒绝投降。这一英勇的立场也立刻登上了世界各地的头条，使蔡将军成为国际名人。菲律宾的华人社区向蔡将军捐赠了数千美元，旧金山还举办了筹款晚宴。

对日本人来说，这也是一场公关灾难。在损害控制方面的尝试只会让情况变得更糟。小泽治三郎上将在他的旗舰上为外国媒体举办了一场鸡尾酒会，他在会上指出，美国报纸给他贴上了“婴儿杀手”的标签。海军上将暴躁地提醒阿本德，“我只用了30磅的炸弹，如果我真的选择这样做，我可能会使用500磅的炸弹。”

十九路军在不可能的情况下赢得了道德上的胜利，如果不是身体上的胜利的话，最后血肉之躯也将无法忍受。蔡将军现在只剩下16000人，而不是原来的31000人。8000多名日本援军的到来标志着战争结束的开始。1932年3月8日，日本士兵在北站的废墟上升起了他们独特的旭日旗。建筑物变成了焦黑的炮弹，尸体到处都是。尽管有人热烈地喊着“万岁！”，但这仍旧是一场空洞的胜利。

谈判开始后持续了数周。双方达成了停火协议，并制定了一项非军事化计划，要求日本从上海撤出除正常驻军外的所有军队。中国军队也被要求撤离，并不能让军队进入城市周围48千米的区域。

遭受重创的十九路军撤退了，但他们的立场羞辱了日本最高指挥部，鼓舞了中国人的士气。和平恢复了，在接下来的五年里，上海又恢复了它那壮丽的、镀金的颓废。商业繁荣，黄埔上船只滚滚，外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挤满了人。

在十九路军的几个星期的斗争中，国民党领导人蒋介石没有给予任何帮助。他基本上还是在囤积最好的军队，以便继续与共产党作战。

不过蒋介石很快就在西安事变后改变了主意，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面对共同的敌人。这个“统一战线”形成得正是时候，因为1937年夏天，日本人又开始行动了。1937年7月7日，一名日本士兵在北平失踪，成为日本发动战争的充分借口。日本人指责是中国人绑架了他（据说他后来在一家妓院里被发现，也没有受伤），于是向华北地区投入了数千军队。北平很快就陷落了，港口城市天津随后也陷落了。

蒋介石知道中国几乎没有机会抵抗日本在北方的进攻，不过长江流域则是另一番景象。上海是中国面向世界的窗口，国际舞台，也是苏伊士运河以东最大的外国记者团的所在地。所以蒋介石决定将战火引至上海，希望能够得到西方的足够同情，从而引发干预。

觉察到麻烦的日本人开始向上海派遣援军，同时撤离他们的平民。日本最初的承诺是大约1300名海军陆战队特种登陆部队。而蒋介石则将他最精锐的部队——在德国训练下的第87师和第88师，派往上海。这是一支精锐的队伍，骁勇善战，装备精良，决心与日本侵略者决一死战。

8月9日，日本海军大山勇夫中尉与水兵斋藤与藏驾驶汽车，闯入中国保安队驻守的虹桥机场时被击毙。

8月12日（星期五），上海志愿军动员起来，在国际租界外围设防。这时候的志愿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国际化，其中包括一家菲律宾公司和一家犹太公司。

由美国、葡萄牙、菲律宾和美国机枪连组成的志愿军B营，占领了Pakhoi路的理工公立学校。而与此相反的是，白俄的C营驻守在埃尔金路上的碉堡。甚至还有一家中国公司占领了教堂男校。

保卫国际租界的正规军包括英国士兵和水手、美国第四海军陆战队、荷兰海军陆战队和意大利萨伏亚德掷弹兵。附近的法租界也处于防御状态，一个由法国政府越南殖民地部队组成的营。

美国海军陆战队第四团占领了沿苏州河沿岸的一段防线，河的另一边是刚刚重建并再次被中国军队占领的闸北。

8月12日爆发了零星的战斗，让大量的中国难民从上海北部，特别是从闸北地区开始逃离。闸北虽然已经重建，但1932年那场大火的记忆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心理创伤，即使在五年之后，这种创伤仍然历历在目。成千上万的中国平民在国际租界寻求安全，他们首先从日本占领的虹口进入，然后进入花园桥和外滩。

人潮汹涌，排成了16千米长的纵队，都想要定居到当时所谓的天堂。

对无法到达安全地带的恐惧引发了非理性的恐慌。如果有人万一倒下，只会被无情的人群踩踏。一个名叫罗德斯·法默的美国人就不幸被困在了恐慌的人群中，随之而来的恐怖记忆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他后来回忆说：“我的脚在滑倒在血和肉上……有六次我知道自己走在被人群吞没的儿童或老人的尸体上，被无数只脚踩平....”

更糟糕的事情接踵而来。黄浦江上挤满了各国的军舰。当然，也有日本舰队，他们的驱逐舰使用4.7英寸口径的舰炮，攻击中国控制的码头。长谷川清中将的9500吨级旗舰“伊津云”号停泊在日本领事馆和东州湾口附近的日本尤森开社码头。伊津云号是一艘老船，是1904年至1905年日俄战争的遗迹，但它的象征意义使它成为首要目标。

美国重巡洋舰奥古斯塔号刚刚抵达港口，载着海军上将哈里·e·亚内尔。美国的中立在当时导致了一些奇怪的事件。即使在战争期间，日本的驱逐舰和轻巡洋舰也会停下来向奥古斯塔的海军上将致敬。美国平民被船只疏散，奥古斯塔在那里监督和保护这次行动。几艘英国军舰也在上海，包括肯特级巡洋舰坎伯兰号。

1937年8月14日星期六早上，天空中有台风即将来临的迹象。风暴警告旗被悬挂起来，居民们可以感受到强风，风速高达每小时96千米。很少有人能意识到，在这场自然风暴之前，会有一场强度更大的人为风暴。

成千上万的中国难民现在挤在国际租界，而国际租界当局尽其所能，在新世界娱乐中心免费分发茶水和米饭。

对于外国人来说，生活一如既往。商业还是以同样的利润为驱动，这座城市的颓废享乐一如既往地诱人。国泰酒店的传奇奢华使其成为国际社会精英的圣地。它的屋顶餐厅散发着风信子的芬芳，是许多舞蹈的场所。

当天下午，中国空军第二大队4架美制“诺斯罗普2E”攻击机编队，从龙华机场起飞。他们的目的地是上海，于4点15分左右，出现在这座城市上空，并立即俯冲攻击。

爆炸刚开始时，现场气氛就像一场体育赛事，外国人和中国人都挤在屋顶和外滩的人行道上观看表演。头一两次射偏，聚集在一起的群众发出了欢呼声和嘘声。不过欢呼声很快就变成了痛苦的尖叫，因为有两枚炸弹完全偏离了大约1.6千米的目标，在国际租界爆炸。

第一枚炸弹炸穿了一座酒店的屋顶，上层楼层像纸牌屋一样倒塌，而第二枚炸弹落在外滩和南京路的十字路口，就在传说中的国泰酒店外。烧焦的血肉模糊的尸体到处都是，火舌从失事的汽车中猛烈地跃出。爆炸发生时，司机们正在等红灯。现在每辆车都变成了火葬的柴堆，埋葬着被烧成灰烬的乘客。

中国的错误攻击也影响到了停泊在黄埔的外国军舰。一枚1300磅重的炸弹溅落在“奥古斯塔”号的右舷附近，金属碎片散落在船上。来自路易斯安那州拉斯兰的21岁一等水手弗雷迪·法古特当场死亡，还有约18名水手受伤。可以说，法古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第一个美军伤亡人员。

一架被日本防空火力击中的中国飞机向西北方向移动，似乎要一瘸一拐地回家。不过，飞行员突然在大娱乐中心外的西藏路和爱德华七世大道的十字路口释放了炸弹。外滩爆炸案是可怕的，但与爱德华七世大道的灾难相比，它就显得微不足道了。因为这枚或多枚炸弹恰好落在一条拥挤的街道中央。

男人、女人和孩子的尸体被堆成一堆，许多人被烧得面目全非。遇难者中大部分是中国人，也有外国人。在这场悲剧中，有人看到一名商人的双腿和部分手臂被炸飞，并在救援到来之前就死了。傲慢的西方人和卑微的中国难民终于走到了一起，在死亡中获得了平等。爱德华七世大道大屠杀创造了当时平民被一枚炸弹炸死的记录。共有1123人死亡，另有1000人受伤。如果加上外滩事件的遇难者，死亡人数为1956人，受伤人数为2426人。

是什么导致了这场可怕的悲剧？人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理论，其中大多数是合理的，但也很难证明。据说，飞行员知道他的飞机被严重击中，所以他打算在一个空街道上投放炸弹。有人说，他的炸弹架本身严重受损，导致炸弹被提前释放。虽然据说飞行员都接受过在7500英尺高空进行水平轰炸的训练，但飞行员未能根据天气差异调整轰炸地点，所以大风也被认为是一个可能的原因。

与此同时，陆战仍在继续，战线也在扩大。上海仍然是这条延伸112千米、包围长江两岸的战线的焦点。蒋介石派遣了相当于9个师的部队对抗日本人，8月23日，日本的上海远征军登陆，由两个师团和一个坦克兵团组成的部队。

8月过去了，9月又过去了，战斗丝毫没有减弱的迹象。中国将军张志忠开始在上海地区加强了四个师。到9月，这一数字跃升至15个。外国记者在16层的百老汇大厦（现为上海大厦）楼顶观察了这场战斗。他们一边舒适地看着，一边在一家供应充足的酒吧里喝着饮料。喝够了杜松子酒和看够了杀戮，他们开始用打字机写起报道。

1937年11月5日，日军4个师团（第6、16、18、114师团）在抚顺附近和杭州湾茶浦同时登陆。这两个推力形成了一个夹击运动，有吞没上海守军的危险。而中国军队被迫从这个大港口城市撤出，以避免被包围和歼灭。上海保卫战代价高昂，中国军队伤亡约8万人，而日本的总数超过了3万。

每天都有成群的日本轰炸机飞过这座城市，空气中弥漫着死亡之雨。整个上海都被烧得面目全非。1937年8月28日，上海南站遭到了一次特别残酷的轰炸。派拉蒙新闻片摄影师H.S. Wong拍摄了一个中国婴儿独自坐在废墟中的照片。而这张照片成为了20世纪30年代最令人心酸的照片之一，是中国的象征，也是对战争恐怖的强烈控诉。

一支中国后卫部队拒绝撤退，其英勇的姿态让人想起五年前的十九路军。然而，这些人并不是初出苗头的年轻人，而是88师精锐部队的一部分。这支部队大约有411人，很快被旁观的外国媒体称为“命中注定的营”，并很多封锁了联合储蓄协会所有的五层楼高的仓库。

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命中注定的营”选择了在国际租界入口对面的街道上驻扎。中国人表现出了伟大的英勇行为。有一次，一名中国士兵看到20名日本士兵在仓库附近前进。他抓了几颗手榴弹，跳进日本人中间，拔了引线。之后，日本人用重机枪扫射仓库，不时有火炮齐射。

食物从不远处的国际租界传递给顽强的中国守军。英国人试图安排停战，保持着日军总部和被围困仓库之间的电话线路繁忙。最后，这支“命中注定的营”幸存者被允许在国际和解中向英国人“投降”，而不是向日本人“投降”。其他被困在上海的中国部队也纷纷效仿。当一些孤立的中国士兵在法租界向法国人“投降”时，他们脸上流下了失败的泪水。

胜利的日本军队很快冲上长江流域，留下了一条前所未有的破坏之路。12月，他们到达南京，在那里他们犯下了世界历史上最大最残忍的暴行之一。一场地狱般的为期六周的大规模强奸、谋杀和掠夺。数千人被折磨致死，多达8万名妇女被强奸。

在某种意义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第一枪就是在黄埔这个大港口打响的。事后来看，我们可以说，上海发生的许多事件预示着即将发生的悲剧。1932年闸北的彻底毁灭和1937年的大屠杀，在鹿特丹、伦敦、德累斯顿和广岛被复制，甚至被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