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49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正式成立。按理来说,毛泽东也该和周恩来一样,有自己的专机了,这样外出也更加方便,然而,中央却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禁止毛泽东坐飞机。

为什么会有这样一条规定呢,因为在1955年,发生了一起重大的空难事故,不,应该说是精心策划的谋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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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

1955年4月,亚非会议决定在印度尼西亚的避暑胜地万隆市召开。从2月开始,周恩来便开始着手会前的准备工作,为中国代表团确定了总方针:和平共处,求同存异。

与此同时,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特务机关也开始蠢蠢欲动,他们准备趁着此次行程,谋害周恩来及中国代表团的重要人物。

接到情报后,周恩来考虑再三,还是决定出席此次会议。那时候,新中国还没有大型客机,也没有飞往印度尼西亚的国际航线,所以只能租用印度航空公司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

本来,中国代表团是打算于4月11日乘坐克什米尔公主号,先转道香港再飞往雅加达的。

然而,3月中旬,周恩来突患急性阑尾炎,手术结束后,他接到了缅甸总理吴努发来的电报,对方邀请他在亚非会议之前,先去仰光休息两天。

周恩来欣然应允,于是,在4月11日之前,周恩来便和陈毅先行前往昆明,再乘由吴努派来的飞机飞往仰光。

到时候,周恩来直接从仰光前往雅加达,而中国代表团的剩余人员,则按照原定路线,乘坐克什米尔公主号转道香港飞往雅加达。

因为敌情复杂,这一事并未让外界所知,几乎没人知道周恩来已经提前到达仰光,也不会在之后乘坐克什米尔公主号。

没想到的是,蒋介石特务机关针对周恩来实施的暗杀计划,就是在克什米尔公主号上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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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7日,周恩来刚准备出发前往昆明,便接到了一份重要情报,情报中说,蒋介石特务机关已经高价收买了香港启德机场的地勤人员,准备利用在香港停留检修的时间,将炸弹放进飞机油箱。

这个被收买的地勤人员名叫周驹,他是启德机场的清洁工,只有20多岁,却吃喝嫖赌,染上一身的不良习性。

而周驹最“得天独厚”的,是他瘦小又平凡的外貌,扔进人群中没有任何人会关注到的普通。

选定目标后,特务机关开始软硬兼施,许诺事成后可以给他60万港币作为奖励,还会把他送到台湾定居。

周驹答应后,便被带到一间饭店住下,里面有人反反复复地教他安装并使用定时炸弹。

周恩来自然不知道特务机关的详细计划,可那份情报依旧引起了他的重视,他马上做出指示:请转给在京的有关领导办理。

到达昆明后,周恩来又不放心地给邓颖超打了电话,嘱咐她把此情况报给新华社香港分社和代表团的同志们,邓颖超马上做出部署。

当晚,新华社香港分社便将情况通报给了香港分局,因为害怕没有得到落实,凌晨1点又派了潘德声专门前往印航驻港经理的住所。

对方一再保证:“克什米尔公主号在港停留之际,决不允许任何非印航人员接近飞机,加油、押运行李也都会由公司派人负责。”

4月11日中午,克什米尔公主号到达启德机场,香港政府派了警察警戒飞机四周,印航经理亲自监督例行服务和行李的搬运工作,无关人员一律不准接近飞机,看上去万无一失。

然而,一直未引起人们注意的周驹却神不知鬼不觉地混了进去,他“平安无事”的通过了工作人员的例行检查,当时,炸弹被特制成牙膏的样子,就放在周驹的身上。

他和印航的工作人员一起,忙碌着进进出出,趁没人注意,他偷偷钻进行李舱,安置了炸弹。

下午1点26分,克什米尔公主号按时起飞,周恩来随即接到北京的电话,飞机未发生任何问题,他松了口气。

然而,到了6点左右,北京再次打来电话,说克什米尔公主号失去联系,有通讯社报道说在南海上空听到爆炸声,不知道是不是跟克什米尔公主号有关。

周恩来心里一惊,当即指示北京,迅速与相关方面取得联系,查明情况,如若飞机失事,火速进行救援。

晚上,北京打来第三通电话,确认克什米尔公主号失事,中国代表团及陪同前往的中外记者11人全部遇难。

克什米尔公主号失事的消息震惊了国内外,所有人都看得出,这是针对周恩来的一次谋杀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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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坐专机出行

或许是因为克什米尔公主号的前车之鉴,中央一直不允许毛泽东乘坐飞机。

可毛泽东本人却特别想坐飞机,他跟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提了几次,对方都以“飞行员水平不高,空军飞机不行”等理由搪塞回去了。

无奈,毛泽东只能“忍气吞声”,继续乘坐专列出行。后来,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人都有了自己的专机,出行也变得更方便快速,这下,毛泽东忍不了了。

1956年4月,去广州视察前,毛泽东再次找到刘亚楼:“五一检阅后,我就要去广州视察了,这一次,你说什么也得给我准备好飞机,坐飞机速度快,办事效率高嘛。”

刘亚楼老生常谈:“我们空军没有好飞机,飞行员水平也不行,得考虑你的安全问题嘛。”

毛泽东好像已经下定了决心,说什么也不让步。几天后,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给刘亚楼打了个电话:“主席生气了,这事就这么定了吧。”

刘亚楼愁得一晚上没睡着觉,第二天一早,他直奔毛泽东的住所:“主席,咱们空军组建不久,飞行员经验不足,要不咱们坐苏联顾问开的飞机吧。”

这是刘亚楼想了一晚上想出来的办法,既然毛泽东一定要坐飞机出行了,那么找个经验丰富的飞行员,也能把风险降到最低。

可毛泽东不同意:

“咱们国家已经培养了自己的飞行员,就不要坐外国飞行员的飞机了,我这次就坐咱们自己飞行员驾驶的飞机,都说实践出真知,这不就是实践的好机会嘛,正好我看看咱们飞行员的技术如何。”

刘亚楼拗不过毛泽东,只能去找周恩来,周恩来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但他也提醒刘亚楼:“挑一架最保险的机型和一名技术最好的飞行员,对了,务必保证此次任务的保密性,不要让外人知道了。”

思来想去后,刘亚楼选中了专机飞行团团长胡萍,作为此次驾驶毛泽东专机的飞行员。

胡萍是最早的一批战斗机飞行员,曾多次完成领导人的专机运输任务,不管是经验还是水平,都是数一数二的。

那天,刘亚楼派人将胡萍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当时,办公室的气氛有些严肃,胡萍小心翼翼:“司令员,叫我来有什么事吗?”

刘亚楼冲他点点头,示意他坐下,胡萍落座后,刘亚楼便开门见山地告诉他:“交给你一项重要任务,毛主席点名要坐我们空军的飞机,可以吗,有把握吗?”

虽然已经承担过不少重要任务了,可这个消息还是令胡萍震惊:“主席怎么要坐飞机呢?专列不是更安全吗?”

刘亚楼叹了口气,将来龙去脉告诉了胡萍。胡萍听后备受鼓舞,毛泽东坚持乘坐自家飞行员驾驶的专机,这无疑是对大家的一种鼓励。

如果说刚听到这个消息时还有些惴惴不安,而现在,胡萍只觉得自己浑身充满了干劲,他向刘亚楼敬个礼:

“司令员,你放心吧,既然主席坚持要坐我们的飞机,那我们就一定能飞出中国空军的志气!”

刘亚楼眼睛一亮,选择胡萍果然没错!他走到胡萍面前:“你的能力我是知道的,我相信你,一定能圆满完成此次任务!”

之后,胡萍和其他精挑细选的空军飞行员组成了专机组。5月3日,万里无云,一架服役五六年的里-2运输机静静地等在北京军事机场的跑道口。

不一会儿,毛泽东朝着飞机走来。看到毛泽东的身影,胡萍紧张到腿肚子发抖,他立正站好,向着毛泽东敬个礼,“首长好!”

毛泽东很温和地笑了笑:“放轻松,正常发挥好了。”

有人向毛泽东介绍了胡萍的身份,几个人寒暄了几句,这才先后上了飞机。胡萍坐进驾驶室,他深吸一口气,真正考验技术的时候到了。

因为里-2的最大航程较短,所以此次飞行需要经停武汉,在武汉加了油才继续飞往广州。

在飞往武汉的4个小时里,胡萍和副机长陈锦忠一直保持着高度紧张的状态,一刻都不敢分心。

这是毛泽东建国后第一次乘坐专机出行,他兴致很高,一直面向窗户,看窗外渐渐变小的建筑物和景色。

到达武汉的时候,毛泽东还看到了武汉长江大桥,他高兴的对身旁的罗瑞卿说:“多好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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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汉短暂停留后,飞机重新起飞,这一回,中途遇到点危险,遇上了“华南静止锋”。

“静止锋”是一种对飞行威胁极大的气候,它会导致能见度低,对起飞和降落都有很大影响。

胡萍绷紧神经,紧握驾驶杆,飞机逐渐变得颠簸,机舱内的毛泽东也感觉到了。

周围人劝毛泽东靠着休息一会儿,毛泽东洒脱的摆摆手:“没关系,摇一摇而已,这种程度还吓不到我。”

在胡萍精湛的驾驶下,飞机平稳的降落在了广州白云机场,毛泽东脚步轻快的走下舷梯,对前来迎接的广州省省长说:“还是坐飞机快啊,不到一天就到了!”

这一次,毛泽东在广州停留了近一个月左右,到了月底,才决定乘坐专机返回北京。

回去的路线和去时不太一样,专机会途经长沙,在武汉落地,之后再飞往北京。

然而,在武汉落地后,因北京的天气状况不好,毛泽东不得已在武汉停留了4天,6月4日,北京天气好转,专机这才起飞。

这次依旧是由胡萍担任机长,除了毛泽东乘坐的专机,刘亚楼还派了两架副机伴飞。

死里逃生的经历

中午12点,第一架副机起飞,确定可以飞行后,胡萍驾驶载着毛泽东的专机起飞了。

随后,第二架副机起飞。本以为,经过仔细考察的天气不会出现任何问题,然而,下午2点,意外发生了,北京机场塔台联系不上这三架飞机了。

塔台台长心急如焚,冲着工作人员大喊:“想尽一切办法,必须联系上他们!”

与此同时,第一架副机的机长何延一在进入河北衡水境内后,便发现四周都是雷雨乌云,这样的天气无疑是不适合飞行的,于是,他想要联系后面的专机,结果,他发现自己联系不上了。

没能联系上的结果便是胡萍在未知情况下,一路开到了雷雨积云区的边缘,看到前方雷云笼罩,胡萍顿时冷汗直流。

他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就在这时,一道强雷闪过,刚好与里-2发动机擦肩而过。

专机被吹得上下颠簸,机舱内的工作人员都不由得担忧起来,只有毛泽东,他低着头专心致志地看着文件。

机舱内沉默的让人心慌,只有钢笔划过纸张的“沙沙”声,渐渐地,毛泽东处变不惊的情绪感染到了众人,大家逐渐静下心来,选择相信胡萍。

此时的胡萍已经做出了抉择,他决定绕行沧州飞回北京。专机变道后,跟在后面的第二架副机也随机应变,跟着胡萍改变了路线。

终于,专机转危为安,度过危险区后,胡萍冷静的驾驶着专机绕道飞往北京。

与此同时,何延一已经驾驶第一架副机到达北京西郊机场。刘亚楼并不知道专机失联的事,他急匆匆的冲了过去:“主席呢?”

何延一苦着一张脸:“我不知道,经过雷云区的时候失去联系了。”

刘亚楼大惊,赶紧联系塔台询问情况,就在这时,专机和第二架副机与塔台取得了联系。

人们总算松了一口气,半个小时后,专机和第二架副机平稳降落。

刘亚楼满脸担忧地走到毛泽东身旁:“主席,以后还是别坐飞机了。”

毛泽东并没有把此次死里逃生的经历当回事,他笑呵呵地说:“我这不是平安回来了吗,对了,你之前骗了我,你说咱们空军没有好飞行员,我看这个机长就很年轻有为嘛。

临走时,毛泽东还幽默地送上了自己对空军飞行员的祝福:“祝大家腾云驾雾,在暴风雨中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