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阎长贵”这个名字，很多年轻人都很陌生，也就只有上了些年纪的人才知晓，为了便于不熟悉他的人，更好的理解本文，我会简短的介绍一下阎长贵先生的背景。
当然，我不会像其他人那般，从盘古开天辟地，从阎先生的出生开始讲起。
正文
出生于山东聊城的阎长贵，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高材生。1961年，他从中国人民大学的哲学系毕业，六十年代的大学生，那含金量是百分百的，真的是天之骄子。
提到阎长贵，就不得不提到两个人，一个是关锋，一个是戚本禹。
阎长贵1961年毕业后，就被分配到了红旗杂志社，在关锋的哲学组工作。
关锋年长阎长贵18岁，他对这个名校毕业的年轻人十分看重，为了不让阎长贵分心，不让他参与到杂志的编撰工作中，而是跟在关锋身边，专心的学习如何写文章。
在杂志社内部和外人看来，阎长贵就是关锋的关门弟子。
戚本禹也很欣赏阎长贵的才能，也正是戚本禹的推荐，1967年的1月，阎长贵才走进了钓鱼台的11号楼，正式成为了伟人妻子的第一任机要秘书。
成为钓鱼台11号楼的机要秘书，阎长贵的仕途生涯也走上了一个高峰。不过，关锋得知自己的这个得意门生，成为11号楼的机要秘书，却不怎么开心，甚至于还多了一丝担忧。
关锋曾对阎长贵说过这么一句话，也是一语成谶：
“你不适合当她的秘书，你不够敏锐”
关锋对自己这个得意门生，可谓是十分了解，而阎长贵也确实不够敏锐。
1967年8月26日晚上，关锋被隔离审查，关锋消失了一周，旁人虽然不知道他去了哪里，但是都能明显感觉到气氛的微妙。
而阎长贵却浑然不知，依旧在钓鱼台11号楼埋头工作，和关锋渊源颇深的他，此刻不知道危险正悄然临近。
1968年1月，戚本禹也出事了，他和关锋一道被送去了秦城监狱。
这时候，阎长贵虽然得知了二人的近况，但他认为这和自己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他的想法，在仕途上看来很天真，他觉得自己在钓鱼台11号楼的工作，尽职尽责，并没有什么大的过错。
但是，他并不知道，和关锋、戚本禹有着很深的渊源，在当时本身就是一种原罪，即使小心翼翼，也迟早会出事。
1968年1月，这个11号楼的机要秘书，就被11号楼的主人，以“坐探”的名义送去了监狱。
阎长贵在11号楼担任机要秘书的时间，刚好整整一年的光阴。
而所谓的“密探”，就是说他是关锋和戚本禹安插在11号楼的一个探子，当然了，这自然是一个莫须有的罪名。
这是阎长贵先生，为何被送去秦城监狱的一个前因后果，在秦城，他待了差不多八年的光阴。
1975年的5月22号，阎长贵才被告知，他即将出狱，不过，关于他的事情还没有结论，因此要先去湖南的西洞庭农场生活，等最终的结论定下来以后，在给他作安排。
对于这样的安排，对于在监狱待了七年多光阴的阎长贵而言，也是极好的，毕竟能看到外面的太阳，感受外面清新的空气，总比在里面待着好。
根据安排，阎长贵如果在北京有家的话，可以允许回家住上一个星期。不过，他的家在山东，在北京，他一直住的是红旗杂志社的宿舍。
走出监狱后，阎长贵本想先回宿舍，取一些个人生活用品和书籍，却被安置人员告知，他的那些东西，早些年就被他儿子取走了。
安置工作人员顺带着告诉他，说你儿子现在已经是一名中学生了。
在阎长贵的记忆里，他对儿子的印象还停留在七年前，如今时过境迁，儿子已经长这么大了。
由于在北京没什么亲人，也没有家，阎长贵出狱后没多作停留，就踏上了去湖南的火车。
西洞庭农场，位于湖南的常德，因为地处洞庭湖的西边而得名。
这地方在1955年之前，还是一片荒芜，杂草丛生的地方。1955年2月，这里才正式开工建设农场，1975年，等阎长贵去的时候，西洞庭农场已经是一个十分完善的大型农场了。
当时的国营农场基本上都处于亏损，半死不活的状态，而这西洞庭农场却能做到自给自足，效益十分的好，放眼全国，也是鹤立鸡群的存在。
这农场总的面积有一百多平方公里，其中，耕地面积有近八万多亩，水面的面积近五万多亩。在农场里生活的职工和家属加起来，有接近三万多人。
西洞庭农场可谓是一个封闭的小型生活社区了，一辈子不踏出农场一步，也完全可以生活得很好。
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对这方面的感受就很深刻了，里面啥都有，学校、邮局、医院、商店、菜市场、银行等等，一应俱全。
这农场的架构，是由一个总场，和十多个分场，以及一个农科所构成。
农科所和每个分场，都有自己的小学和初中，只有在总场那边，有一所从小学到高中的学校。分场的学生初中毕业后，大多都是进入总场的高中学习。
西洞庭农场不仅是当时的模范标兵，即使是到了现在，也是常德的现代化农业示范区。
能被安置在西洞庭农场，对于阎长贵而言，也是一种福气。
因为这里不仅环境舒适，不像其他农场那般，生活条件差，而且西洞庭农场的职工，都很朴实，充满了善意。
到了农场后，阎长贵也没心思好好看一眼这里的风景，而是关起门来给老家的妻儿写信。
自打1968年1月被关进秦城以后，这近八年的时间，阎长贵和家人就失去了联系，互相都不知道对方的情况。
妻子也曾去到杂志社打听过阎长贵的消息，也是一无所获，只知道丈夫大概是被关起来了，至于关去了哪里，是死是活，啥都不知道。
如今出来后，阎长贵安顿下来的第一时间，就是赶紧给家里写信。
家书寄出去后，阎长贵就一直盼着回信，那期盼的心情，度日如年，每天数着时光的秒数过日子。
十天后，阎长贵收到了回信，这信是已经上初中的儿子写的，那字迹显得稚嫩，充满了孩子气息。
在字里行间，阎长贵感受到了久违的亲情。
在信里，告知了一家人的近况，家里人都好，还有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全家人会来农场看望阎长贵。
这让阎长贵不禁潸然泪下，这世间万般好，也不如全家人围坐一起，吃一顿热乎的饭菜。
没过多久，全家人从山东老家来到了农场，妻儿、父母，老少三代终于团聚了。
一家人在农场生活了一段日子，父母回了山东老家，妻儿则留了下来，陪着老阎在农场过日子。
覃正彦，是农场的一把手，他是知晓阎长贵的经历的，也十分同情他的遭遇。
对于这个读书人，知道他干不了沉重的体力活，就把他安排去了农科所工作。
不过，因为阎长贵是被安置过来进行劳动的，因此，他还是需要下地劳作的。
考虑到他是北方人，对于插稻秧不是很熟悉，而且插稻秧很累人，因此，覃正彦就把阎长贵安排去了棉花班。
覃正彦可谓是阎长贵的又一个贵人了，这个从基层一步步走上来的干部，一身正气，两袖清风。
自打1972年1月，他成为西洞庭农场的一把手后，把农场搞得生机勃勃，在当时国营农场普遍亏损的大环境里，西洞庭农场年年盈利。
覃正彦虽然没多少文化，但对于读书人十分尊敬，他本来是想把阎长贵安排去宣传科工作，但是碍于阎长贵的结论还没出来，这事只好暂时作罢。
于是，就打算把阎长贵安排在农科所的农业科工作。
农业科有一个姓曾的副科长，是阎长贵的邻居，平常也帮了不少阎家的忙，阎长贵刚来的时候，家里锅碗瓢盆啥的，曾副科长也帮着置办了不少。
在得知阎长贵要去农业科工作的时候，他来到阎家，告诉阎长贵别去农业科。
因为这农业科可是个体力活，不管是刮风还是下雨，都得要去分场转转，十多个分场跑一圈下来累死人，他担心阎长贵一个读书人受不了这活。
阎长贵思虑了一下，也自知干不了这活，就打报告上去，看能不能给重新安排另外一个工作。
农科所的领导也体谅他，给他重新安排了工作，在农科所的初中部教书。
在教书之余，阎长贵每天都还得下地劳作，虽然很累，身上也被晒脱了一层皮，但阎长贵并不觉得苦。
因为大家在田间地头劳作的时候，都是有说有笑的，在烈日下，大家插科打诨，笑声不时回荡在田间地头，辛劳也算不得什么。
虽然，农场的职工们平常也会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吵闹，但要是遇到哪家出了啥事，大家又互帮互助，没有间隙。
本来，阎长贵还有些担心，职工们会不会戴着有色眼镜来看他，对待他。经过一段时间相处，他才发现是自己想多了。
农场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们，对他和他的家人都挺好。
职工们在自己家的屋前或者屋后，都开垦了一小片菜地，种些瓜果蔬菜吃，吃不完的就摘下来送人。
阎家刚来，还没有自己的菜园子，所以，经常会有人拿着吃不完的瓜果蔬菜来到阎家。这一通转下来，阎家堆满了职工们送来的蔬菜，吃都吃不完。
到了冬天，柴火就显得比较紧缺，农场的每家每户，冬天取暖都是烧柴火。
即使是柴火紧缺的情况下，有不少职工也会匀出一点柴火，给阎家送过来。特别是覃正彦，一到冬天就催促阎长贵去他家拿柴火，要是阎长贵不去，他就自个给送了过来，好几次弄得阎长贵很是不好意思。
在覃正彦的心里一直有个心病，那就是阎长贵的工作，虽然这个读书人在农科所的初中部工作，但在覃正彦看来，这是大材小用了。
阎长贵在学校工作了差不多三年，1978年，覃正彦顶着压力，把他调到了宣传部当理论干事。
当年，正好是“真理标准讨论”开展的时候，社会上关于这个讨论进行得很火热。
阎长贵被调到宣传部后，也写了几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和报告，受到了不少好评。
覃正彦更是显得十分开心，正确的人就应该在正确的位置上，做着正确的事，没有埋没人才，于他而言，有着莫大的成就感。
这几篇关于真理标准的文章和报告，让阎长贵在农场里小火了一把。此后，由覃正彦拍板，让阎长贵代表农场，去参加地委宣传部召开的理论研讨会。
名校毕业，又师从关锋，阎长贵有着实打实的功底，研讨会结束后，地委宣传部特意留下阎长贵，让他参与写此次研讨会的总结工作。
1978年9月，农场为了培养阎长贵，把他送去省里的理论干部班学习。这省里开办的理论干部班，虽然只有四个月的学习时间，但是能进入到里面学习，争抢的名额也是很激烈。
农场选派阎长贵去学习，足见农场对阎长贵这个高材生的重视。
基于这些因素，阎长贵日后虽然离开了西洞庭农场，但一直把这里视为自己的第二故乡。
在理论干部班的学习结业后不久，阎长贵为了自己的问题，几次去到北京。从湖南农场到北京，这来回往返的路费，农场按照出差给予了报销。
这让阎长贵十分感动，于他而言，这不仅仅是来自于物质上的支持，更多的是，在精神上给予了自己支持。
当时，阎长贵的案子由组织部转到了红旗杂志社。1979年9月，红旗杂志社给阎长贵的案子作出了结论，决定把他调回到红旗杂志社工作。
在即将离开农场的时候，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摆在阎长贵面前，就是“农转非”的问题，具体说来，就是如何解决自己妻儿的城镇户口。
这“农转非”在当时是非常难以解决的问题，可以说是难于上青天。
覃正彦得知后，倾尽全力帮阎长贵的妻儿解决了城镇户口。旁人对此很是不理解，作为农场的一把手，难免会有不少亲友登门要求解决各种问题，但是都被覃正彦拒绝了。
这次，覃正彦对这个非亲非故的阎长贵，解决了“农转非”这么一件很刺手的事，不仅旁人感到疑惑，就连亲友也有诸多抱怨。
对此，覃正彦解释自己为何要帮助阎长贵，是因为他这个读书人有才华，不应该被埋没；最重要的是，覃正彦觉得他这个人太老实了。
1980年3月，阎长贵回到了红旗杂志社工作，担任编辑。
2021年6月10号，阎长贵先生以84岁高龄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