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护好公信力这一无形资产

我是个历史迷，平日很喜欢看历史剧。大秦帝国第一部里，商鞅有段话令我印象深刻：以往国府多有反复，民不信官，事办不好。今天开始，徙木立信，一便是一，二便是二。国府言必信，行必果。秦国变法就是如此。

商鞅通过徙木立信的方式作为修复国家公信力的切入点，不可谓不巧妙，更难得的在于他能敏锐地意识到，公信力是国家宝贵的无形资产，后续一切政令推行都必须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国无信则衰。公信力表面上看不见摸不着，然而于个人、行业、国家而言，都是一笔不可或缺的宝贵财富。

1、于个人。明星在深陷负面舆情之时，有时只需要一纸声明即可扭转局面，赢得多数人的理解支持。其背后逻辑，便是个人的公信力在起作用。在无前科劣迹的情况下，话一经说出，便有力量，很多人就会相信。

国内曾经的娱乐圈顶流吴某某，在面对“选妃”“诱奸”等指控时，就曾试图依靠个人公信力挽救口碑。其做法简单粗暴，使用否定句式否认一切指控，将他人的聊天记录等材料全部打上“假”字水印，便妄图脱困。短期来看，直到警方发布通告，该明星仍保持较高水平的支持度。当然，此次事件最终结果必然导致其个人信用的彻底破产，日后出狱想必也很难再立足。

2、于行业。行业公信力对本行业的发展同样至关重要。一场三鹿毒奶粉风波，中国本土奶粉行业从此一蹶不振，时至今日都未能恢复元气。郭美美事件后（后经调查，该人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并无任何关系），中国红十字会形象一落千丈，严重影响其后续运作与发展。

3、于国家。国家公信力的价值更是不言而喻。如前所述，商鞅正是通过重建国家公信力，一步步推行变法富国强兵。历朝历代，凡国家强盛之际，多能臣干吏，百姓信服朝廷决断。而到末世，民众不再信赖官府，不相信官府会干好事，能干好事，再加上困苦的现实处境，于是走上造反的道路。清朝末年，官府强推铁路国有化政策，引发四川保路运动，继而造成湖北空虚，武昌首义，辛亥革命随之成功。倘若平心而论，官府无论是借外债还是推行铁路国有化，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已经彻底丧失民众信任，其所承诺的股票自然也无法得到民众的认可，危机于是爆发。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中国政府带领中国人民顽强抗疫，最大程度保护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全盘否定三年来的抗疫成绩，忘记国家对人民的保护与付出，不啻为一种背叛，更是缺乏基本的良心。然而，有一点却也毋庸讳言，即疫情在客观上对多方公信力造成冲击破坏，但是鲜有文章指出这一点，本篇简单讨论一二。

首先是对“专家”公信力的冲击。疫情三年，涌现出了很多优秀的专家，他们依靠专业技能为疫情防控政策制定、个人健康防护等方面做出了诸多贡献。然而，随着时间的持续，人们对“专家”一词越来越嗤之以鼻，甚至称其为“砖家”。

可能的原因有：第一， “专家”一词有滥用之嫌，引发民众逆反心理。专家一词在新闻报道等诸多场合中高频出现，医院医生、大学教授、智库学者、研究所研究员、卫健系统官员等都会出现在媒体报道中，高频出现本身会引发一定逆反心理。然而就民众实际感受而言，专家对自身的帮助又实在有限，进而产生逆反。

第二，专家所提建议的有效性、专业性、准确性参差不齐。在一定时期，专家的观点、建议、提醒，与人民群众的主观感受相差较大。比如有网友直言，“放开前90%都是无症状，放开之后90%都是有症状”。另外，专家所提建议的前瞻性也有待提高。很多时候都是悲剧性案例已经发生（比如年轻博士独自一人隔离不幸去世），人们依靠直觉就能做出调整后，专家的建议才姗姗来迟。对于政策调整时机、调整前后政府与个人所需做的准备，专家群体在此过程中所做的贡献亦十分有限。诚然，专家不是神，不能寄希望专家精准预测所有可能出现的问题，但是就现实情况而言，“专家”群体的所作所为显然严重低于民众预期。

第三，专家的科普表态出现矛盾性情形。这主要发生在不同的专家之间，此者对专家群体的“权威性”冲击极大，同时也令民众茫然和无所适从。比如针对新冠后遗症的表态，此前专家科普新冠后遗症覆盖范围广，持续时间长，可以反复发生，后来又有专家科普无证据表明新冠存在后遗症。要知道，是否存在广泛且较为严重的后遗症这一问题在国家疫情防控的政策制定上有相当重要的影响，专家应当慎重研究之后才可表态，否则误人误国，其咎难辞。而同一专家前后表态不一更会丢掉民众的信任。比如有个别专家关于奥密克戎危害性的表述，前期讲奥密克戎传染性强，渲染其威胁，强调其绝非大号流感，后期又堂而皇之地讲其毒性相比原始毒株下降云云，大谈此时放开正当其时等等。

其次是对官方媒体带来的冲击。媒体承担着及时向公众传递新闻、知识、政策等信息之责。疫情暴发之初，无论是公告当地防疫政策，还是科普防疫知识，又或者是各类“紧急寻人”、发布呼吁，各类媒体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客观上，经此一疫，各类官媒还获得了此前难以想象的流量关注，因为很难有像疫情这样全民关注的事项。然而，病毒屡次变异，媒体报道的转变却相对滞后，未能及时调整报道重点和新病毒特征。新十条发布之后，官方媒体报道重点、口风又突然近乎180度转弯，也让相当一部分民众瞠目结舌，无所适从。

古罗马执政官塔西佗曾经在其著作中写到：一旦统治者成了人们憎恶的对象，他做的好事和坏事就同样会引起人们对他的憎恶。后经学者演绎引申，“塔西佗陷阱”的说法为人所熟知。

疫情过后，公信力的重塑是一个值得被充分重视的优先事项，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避免落入“塔西佗陷阱”。两千多年过去，我们不可能也不必要再通过徙木立信的方式重建公信力，但“不可失信于民”的观念需牢牢印入各方观念中，在此后政策制定及颁布实施之时，真正做到“国府言必信行必果”，通过一件又一件小事，重新建立起“关键方”的公信力。否则有朝一日，专家光环散尽，权威媒体不再权威，所谓重评重声轻若鸿毛无人认同，那于国家而言，才是坠入黑暗之际。

真心祈愿国家未来一片盛世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