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继承了隋代和北周的军事制度，建立了以府兵制为基础的军事制度。所谓府兵制，指的是士兵以府为单位聚居，他们既负责打仗，在打仗之余也要种粮食养活自己。之所以要让士兵自我谋生，与唐代极其简化的财政制度有关。
唐朝的前两位皇帝都不重视正规的财政税收，而是想建立一套自我经营的养官体系，不用太多的税，就能让官员和士兵自我生财。
简单来说，就是划出一部分土地给士兵和官员，士兵种地供应军费，而官员分得的土地叫职分田，他的主要生活来源就是出租这些职分田，获得收入作为俸禄。就连官府的办公经费也不依赖于正规税收，而是由中央政府划拨一部分土地出租，来作为办公经费，这些土地称为公廨田。
除了土地之外，中央政府还一次性给每一个政府机关一笔钱，让它们放高利贷，把利息作为办公经费，这些钱叫公廨钱。
唐高祖和唐太宗认为，这个架构完成了政府机关的自我维持，不需要中央政府划拨太多的财政拨款，就可以照常运转。由于对财政税收依赖小，唐代前期的税收一直不正规。然而，这套「自我维持」手段却被证明是失败的。虽然府兵们有土地，可是随着惰性的增加，士兵并不乐于种地，而划拨的土地也不够维持他们的军事行动经费，最后只能靠政府拨款。
官员们的职分田也引起了麻烦，许多官员理财不善，收不到足够的租金，最后政府只好再发一份俸禄。
充任各级政府办公经费的公廨田和公廨钱也都失败了，特别是公廨钱，由于官员不会管理公家财物，放出去的钱收不到足够的利息，甚至出现了亏本，到最后，只好采取强买强卖，把钱硬是贷给一些富户，强迫他们按照年率100%交钱给政府。不过即便这样，办公经费仍然不够，中央政府还是得调拨经费。
就这样，一方面自我维持系统失败了，另一方面，政府的财税体系又没有建设好，造成了唐代财政一直处于紧张之中。
财政收入不够的同时，财政支出却越来越大。唐代恰好处于一个周围的少数民族都很发达的时代。唐朝皇帝们要对付蛮族，除了传统的突厥人之外，还必须与薛延陀、回纥、吐谷浑、高昌、龟兹、高丽、百济、奚、契丹、突骑施、吐蕃、大理作战，甚至最远到达了中亚地区，与穆斯林直接发生了冲突。
如此庞大的战争需求对不健康的财政系统带来了极大的压力，随着府兵制的恶化，到了玄宗时期，已经没有办法依靠正规财政来供应军队需求了。
唐玄宗执政初期，是两种思想的碰撞时期：一种思想认为，要解决财政问题需要节省开支；而另一种思想坚持，要解决财政问题，在于增加收入。
这两种思想区分了两个集团，可以分别称为「贤相集团」和「聚敛集团」。在玄宗执政前期，贤相集团在朝廷占据优势，但随后财政的恶化，聚敛集团逐渐兴起。玄宗后期，聚敛集团已经将贤相集团排挤走，控制了朝政。这样，中央政府就被一群以聚敛为目的的技术性官僚所控制。他们执政唯一的目的，就是以财政为目标来考虑政策，任何能够带来财政收益的都是好手段。在聚敛集团的主导下，唐代的军事制度出现了巨大的变革。
唐代采取的府兵制中，全国各地设有总管府（都督府），这些府本来只管军事，不负责民事，地位在民事的各州之上。有的都督府驻扎在一个州内，但是又节制周边的数个州，形成了一种复杂的结构。但基本上而言，军事与民事是分家的，而军事又直接受中央政府节制，不参与地方财政。
唐高宗时期，由于军事行动中需要协调各方关系，高宗给一些军事官员（都督）授予了节度使的称号。他们由中央派出，带着皇帝的令符，负责节制当地的军事。这时的节度使并不是一个官职，只是临时性的称号。
唐睿宗在景云二年（西元711年），由于西北方向用兵的需要，给凉州（现在的武威）都督贺拔延嗣了一个新的名号—河西节度使。节度使作为官职正式出现。
所谓节度使（藩镇），既不同于之前的都督，因为都督只负责军事，不参与民事；也不同于地方的州刺史，因为刺史不管军事，只负责民事。它还不同于观察使，因为观察使只有监察权，没有军事和民事权。节度使是将所有这些权力都合而为一、权力高度集中的官职，不仅负责招兵买马，还负责民事和税收权，同时可以选择部属官员，拥有任命权和监察权。
节度使的兵员也不再依靠府兵制，而是直接从民间募兵，这样，士兵就会和直接长官结成非常强烈的忠诚关系，皇帝反而边缘化了。
为什么要设立节度使？因为军事财政的需要。唐代政府没有足够的钱养兵，府兵制的战斗力又太差，设立节度使的意图就是，将军们除了带兵之外，还负责地方财政，从地方上直接搜刮钱财养兵，而中央政府不再管这事了。
由于士兵们脱离了劳动，节度使的兵战斗力更强，当他们守卫边关时，对蛮族的威慑力更大。从表面上看，这是一项有利于军事作战的改革。但问题在于，以前的兵都是中央政府直接控制，而现在由于节度使搜刮钱财养活士兵，士兵们就认为自己是节度使的私家兵，对节度使的忠诚逐渐替代了对唐朝政府的忠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