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0月9日我去合肥参加陈独秀诗歌研讨会,与苏位东先生同居一室。苏先生慈眉善目,一脸佛像,我们相谈甚欢,堪称投缘。
合肥归来,我“狸猫换太子”,我送他《文人陈独秀》等拙著,他则慨然赠我以皇皇《闲情稿存》六卷与《苏位东诗书画集》,进而挥毫为我作书作画,我几番造访他的南城美境,得以细细观察,解读他的艺术实践。
苏先生有诗作为艺术自白：
误入岐途未知返，
留连丹青翰墨间。
酒杯常与砚为伴，
不进寺院也入禅。
由此可窥见其知识结构:善诗、善戏、善书、善画,可谓四美俱矣。更重要的是其多种才艺的相互渗透,相辅相成,构成了其书画独特的艺术风格:书中有画,画中有戏。
行草斗方“云中白鹤”以洒金瓦当为底色，俨然一幅水墨画。前三字为浓墨构成仿佛浓云密布的天幕,惟“鹤”字以枯笔写成仿佛一颇具骨感美的仙鹤,举翼待飞，穿云破雾。书法有跋云“《世说新语·赏誉》曰:‘公孙度目邴原:所谓云中白鹤,非燕雀之网所能罗也’”,更令其意象得以升华。
而行草斗方“鸢飞鱼跃”,外圆内方,取意《诗经·大雅·旱麓》,而其意象恰如其跋:“鸢飞戾天,鱼跃于渊,谓万物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者也”,有九方佳印点缀,加上其奇峻不凡的布局,使画面格外生动,勃勃而有生机。
横披“书能医俗”中最传神的是那繁体的医字,那外圆内方的“酉”上长长的一横劲挺而微弯,使“医”字顿显画境,宛若一俯视大地的神医形象。百病好医，惟俗症难治，书家亦为医家贡献良方;书能医俗。
更可贵的是书家自跋有云：“余本一俗人，其俗可免乎。医俗无妙方,写画与读书。”一个年逾古稀的书画家竟敢自称为俗人，实则他脱俗之见证。有趣的是目下有些书者画匠被所谓市场经济污染得几乎成了孔方先生的同胞兄弟,却偏偏蓄髯染发,作秀作态，徒见其俗不可耐。
苏先生之书法,无论行、草、楷、隶，多稳健淳朴,笑容可掬，尤其“心斋”二字,写得苍劲厚重，既有“行”的灵动,又有“隶”的庄严。此二字源自《庄子》,与人们想象在精神世界逍遥飘逸的庄子迥异,那“心”虽虚怀若谷,而“斋”则有如负万钧的担当。或许苏先生对《庄子》另有心解，即使隐于“心斋”仍不忘世间的使命啊。
书本乃心画，擅长丹青的苏公融画意于书法，以书法写心，当为最自然不过的艺术途径。而其画中有戏,则是其戏剧家本色行当的艺术延伸。
“瓜菜代”图中以一棵硕大的白菜为主，缀三颗浓淡相间的红萝卜与之相依相傍，乍看平平常常,再看其题词则不由你不浮想联翩。题词曰：“萝卜与青菜,各人有所爱。毋庸再号召,自觉瓜菜代。”当今的青年或许已不知“瓜菜代”为何意。“瓜菜代”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的一个特定名词，当年革命至上,连“民以食为天”这最简单的道理也被忽视,结果真的弄得“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人生虽然不是为了吃饭,但人总得吃饭以生存。没有饭吃怎么办?以瓜菜代饭,竟是一个伟大的权宜之计。后来瓜也没有,菜也没有,只得等死,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饿死的人大概远过八年抗战死人总和。
劫难终于过去,所谓改革开放实则是让大多数民众通过自食其力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盛世”云云乃“歌德派”的狂想曲，中国人一旦解决温饱问题,终于想到饮食科学,毋庸再号召，自觉瓜莱代。
此时的“瓜菜代”与当年的“瓜菜代”已不可同日而语了。苏公此画犹如一个戏剧小品，瓜菜是主角,题词是唱段，两者相得益彰，既有历史情节,又有现实场面。
与之同一主题还有《金玉图》,题云:“河东河西三十年，应将贵贱颠倒观。秀珍南瓜金玉棒,而今席上惹人欢。”
《南瓜图》题云:“南瓜胡萝卜,贡献堪尊敬。身价虽低贱,舍身救人命。灾害称三年,二物是福星。带泥和水煮,连同萝卜英。看似猪狗食,确是营养型。我曾立誓言,不忘君恩情。引君为知己，奉君为神灵。今为君造像,晓谕众后生。”画的是瓜菜,写的是一段不应忘记的历史。
《雀儿图》在一曲彩枝上画了五个顾盼生情的小雀,宛如五只可爱的精灵或者五个芭蕾舞演员,在舞台亮相,以一轮明月缀以灿灿繁星为背景,着实可人。但其题词却将人带进历史的沉思:“当年击鼓又敲盆,往事如烟却惊魂。盼得春来花似锦,七彩美梦可成真?”
你知道么,当年击鼓又敲盆为哪桩?遥想荒唐年代,上行下效,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荒唐者其乐无穷,被荒唐者其苦难言。荒唐者不仅制造了种种人间悲剧，还将其荒唐的锋芒指向自然界,在所谓“大除四害”的人民战争中,将麻雀误判为“四害”之一,举国击鼓又敲盆，限时而歼灭之,弄得人不得安宁,鸟亦不得安宁,破坏了生态平衡。
直到多少年后方给麻雀平反,人们去忙自己活计不干此鸟事了,才有此“盼得春来花似锦,七彩美梦可成真”的雀乐图,这难道不是一出发人深思的好戏吗? 据说为保持生态平衡，后不得不从国外引进麻雀，力图补救那荒唐剧。岂不令人啼笑皆非！
《戏赠董健教授》画的是一幅彩墨丝瓜,题云:“亦城亦乡一小楼，芸室窗外绿意稠。才叹草盛豆苗少,未知丝瓜已碰头。”
其戏剧场面,董健先生在《闲情稿存序》有记叙:“记得是在1998年(戊寅)的夏末秋初,位东兄过访寒舍。那时我住在北京西路9号的一个小院里。虽然那幢建于上世纪30年代的小楼已很破旧，但满目葱翠的庭院和爬满青藤的小楼，氤氲着浓浓的绿意，溢出一缕叫我想起童年的泥土气，尤其是我亲手栽种的花花草草和丝瓜扁豆之类，更使我在城市的浮躁、喧器中偷得片刻的闲暇和宁静。那天苏兄一进院内,就幽默地说了一句：‘嘿，城市里的乡村!可惜经营不善,杂草太多。’孰知，一两个月后,他就赠我《题丝瓜图》。”
如今那小院(岂只那小院),都被高楼大厦占领了。
董先生搬家后更珍惜这幅《题丝瓜图》,将之镶嵌在紫檀木镜框里,因为昔日小院“亦城亦乡”的“绿意”只能在苏公诗画中去领略了。不妨说这是则“城南旧事”。
苏诗(画)董文,唤起的不仅是人们的怀旧情结，更警示着人们新城建设未必非要将我们的家园弄得面目全非，让生活在其中的人们不识庐山真面目不可!如此道来,苏公此画竟成了一幕现代剧:绝对信号。
苏公曾号称醉翁,酒杯常与砚为伴,飘逸笔墨中有酒香。其“不进寺院也入禅”,难怪一脸佛像。然观其画册首页俯首挥毫作书之形象,活脱脱如熊秉明刀笔所雕的那头牛的造像：我知其虽渴望入禅,其实总难摆脱那力鼎万钧的担当。或可谓以出世之精神做入世之事业。
2010年1月26日于南京清江花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