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到“红埔”：广州与龙岩的军校情缘
□符维健
毛泽东曾经说过：“北伐时有‘黄埔’，我们要办个‘红埔’”。1924年6月，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帮助下，在广州东郊的黄埔建立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1929年12月，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将随营学校设于龙岩大池，并在此改为红军学校，开始了创办中国共产党“红埔”的曲折历程。
从广州的“黄埔”，到龙岩的“红埔”，两地虽远隔千里，但早就结下了不解的革命情缘。
在黄埔军校的龙岩籍人
红棉花照英雄城。广州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民主政治的策源地，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地，也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活动中心点之一，在中共的历史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建立了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并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创办了培养革命军官的黄埔军校。孙中山委派蒋介石为校长、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任校党代表。中国共产党派周恩来为政治部主任，叶剑英为教授部副主任，恽代英、萧楚女、熊雄、聂荣臻等共产党人先后在军校任政治和军事教官。黄埔军校初创时期，代表着中国革命的方向，吸引了当时大批中国最有才华的青年前来投奔。
在万山重复的闽西山区也有一批有志青年，他们为了改变中国的现状，立志军事救国而报考黄埔军校。从现有保存的黄埔军校闽西籍学员录可查，第一期至第七期闽西籍的学员就有54人，遍布各个县。其中龙岩县有四期的林野，五期的郭斌、温仲伟、魏寄（一说魏赤）。这些人在校期间，曾参加过香港罢工、广州各界群众联席大会和示威游行，以及东征，平定滇桂军叛乱、北伐战争等，在斗争中得到了锻炼，后来有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有的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成了工农红军的骨干。
林野（1902-1934），又名林文杏，1902年出生在龙岩县（今新罗区）中城中街林厝。他在读书期间，便接受革命思想，后考入广州黄埔军校第四期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新罗区最早的中共党员。期间参加了歼灭陈炯明的东征战役。大革命失败后，林野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历任红四军第三纵队第七支队支队长、第三纵队参谋长。1929年12月，林野以第三纵队参谋长的身份参加了著名的古田会议。1930年6月，红一军团在长汀成立，下辖红四军、红三军、红十二军，林野任红十二军参谋长，参加了中央苏区的反“围剿”作战。1934年秋，红军主力突围长征，林野留在瑞金坚持游击战争。年底他和夫人魏月初不幸被错杀，后被平反昭雪，追认为革命烈士。2014年11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古田出席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看望老红军、军烈属和“五老”同志代表，林野的儿子林博济受到习总书记的亲切接见。
魏赤（1906-1935），又名魏思华，龙岩县（今新罗区）人，北伐战争后期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入黄埔军官学校学习，毕业后回福建工作。1928年任中共龙岩县委委员，参与领导龙岩后田农民暴动，后被中共福建省委派往漳州北乡加强党的工作。1929年随游击队编入红四军，任红四军司令部参谋、团长。1933年后，任江西军区第四军分区司令员、建黎泰军分区司令员、江西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江西军区参谋长。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战争和长征。1935年4月在云南作战中牺牲。
郭斌（1905-1973），龙岩县（今新罗区）江山镇铜钵村人，为黄埔军校第五期毕业生，投军征战，历任排长、连长、营长，旋升任师长，参加北伐、抗日战争，战场上中弹受伤，后转任国防部少将部员，保密局少将，参加过开罗会议的保卫工作。1948年去台湾，任保密局少将部员。1954年退役。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黄埔军校，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所培养革命军队干部的学校。它造就了许多军事政治人才，不仅在中国现代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中国军事教育史上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它不仅对国民党的军事教育和军事将领培养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对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军事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
龙岩县在黄埔军校的学员虽不多，但起到的影响带动作用却不小。如黄埔军校四期的林野，因学习成绩优秀，黄埔军校毕业后留校任教，历任黄埔军校五期经理科中尉教育副官、黄埔六期第二总队经理科第二期队长。后在中央苏区任过红军军事政治学校训练部部长、公略步兵学校校长等职，是红军军校教育的一位开创者，致力为红军培养军事政治人才，桃李满天下。
创办闽西红军学校的黄埔系
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时曾经说过：北伐时期，国民党有个“黄埔”，我们现在要办一个“红埔”。新旧军阀很懂得有权必有军，有军必治校这个道理。我们是人民的军队，虽有人民的支持和参加，但为战胜敌人，也必须要办校、治军，学习战略、战术，培养自己的建军人才。
在红军初创时期，毛泽东、朱德等共产党人就开始了建设人民军队军事院校的实践和探索。1929年11月下旬，红四军由东江返回闽西。在古田会议召开前夕，在新泉整训的同时，12月初，红四军随营学校设于龙岩大池，并在此改为红军学校，朱德任校长、毛泽东任政委。这是红四军第一所由军地双方共同举办，有着地方固定场所，首次使用“红军学校”名称，为军地培养军事政治人才的学校。
军校的创建离不开优秀的教官。在红军学校创办之初，便注意使用黄埔系教员。总队长谭希林便是黄埔军校第五期毕业生。
1930年1月，红四军主力离开闽西向赣南转移，红军学校留闽西继续办学。因学校归闽西特委领导，易名为闽西红军学校，1月底由大池迁到闽西特委和闽西苏维埃政府所在地龙岩城省立第九中学内。谭希林任校长，邓子恢兼任政治委员。
谭希林(1908–1970)，湖南省长沙市人。黄埔军校第五期毕业生。1929年后历任红四军随营学校总队长兼教育长，闽西红军学校校长，红二十一军代军长兼第一纵队司令员，闽西新红十二军参谋长兼三十四师师长。抗日战争中，任抗日红军大学地方干部营营长、抗日军政大学队长。解放战争中，任人民解放军第32军军长。新中国成立后，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被授予中将军衔。
1930年3月，闽西红军学校改名为“福建红军学校”，4月10日，学校改为“中国红军军官学校第一分校”，校长蔡升熙（蔡未到职，改为贺沈洋），政委邓子恢。
中国红军军官学校第一分校总队长贺沈洋，是黄埔军校毕业生，到苏联学习过，1930年底任红十二军军长。
经过黄埔系教员严格的教学，闽西红军学校的学员成绩提高很快。
刘亚楼（开国上将）经过4个月的红校学习，考连长毕业连闯三关。毕业后，被任命为红十二军第三纵队第一营第二连连长。两个月以后，他被任命为第十二军第三纵队第一营营长兼政委。
刘忠（开国中将）在回忆中写道：我经过这样的严格的锻炼，从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变成军人，经过三个月的训练，政治水平有了提高，学到了些军事知识，普通话也会讲一点了。在毕业时各项考试成绩均良好，特别是实弹射击，全校学生中我是第一名。校领导鉴定我可任排长职务。
从红军学校培养出来的学员和未入军校的龙岩赤卫队员，在毛泽东给闽西留下的军事人才邓毅刚的领导下，在随营学校和实战中进一步成长。
邓毅刚(1904－1932)，湖南汝城人。1925年秋考入黄埔军校第三期，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北伐战争。大革命失败后参加南昌起义。1928年1月参加湘南起义。上井冈山后，在红四军任连长、营长等职。1929年3月起，先后任红四军第一纵队参谋长、龙岩县赤卫大队大队长、闽西红军独立第一团团长、红九军军长、红十二军军长、红二十一军参谋长等职。1930年9月被选为闽西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同年11月调任红三十五军军长。1931年10月任红一方面军独立第三师师长。1932年2月不幸在瑞金九堡战斗中牺牲。
战火硝烟，历经血与火的考验，闽西成为红军故乡，将帅摇篮。龙岩县有近万名子弟兵参加了红军，经历了长征和北上抗日的重大牺牲，走出了两位开国中将，五位开国少将等20多位部级领导人。
这里还是黄埔军校毕业生李友邦率台湾义勇队从事抗日活动的基地。李友邦（1906－1952），出生于台湾台北。1924年3月，因袭击台北新起警察派出所，遭到日本殖民当局通缉，李友邦连夜逃离台湾来到大陆，同年9月考入黄埔军校第二期。抗日战争爆发后，李友邦提出“保卫祖国，收复台湾”的口号，1939年在浙江金华组建台湾义勇队及台湾少年团，同年10月国民政府正式委任李友邦担任台湾义勇队队长并晋阶为陆军少将。1942年10月李友邦率台湾义勇队转入龙岩，从初期的63人到龙岩后发展到381人，许多龙岩籍人士加入其队伍，扩大编制为台湾义勇总队，李友邦升任中将总队长。李友邦在岩举办训练班，用黄埔精神培训军事干部。1945年抗战胜利、台湾光复后，台湾义勇队成员返回台湾。1952年李友邦在台湾遇害。黄埔名将李友邦将军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气节为两岸同胞所传诵。
黄埔到红埔的传承发展历程
1924年6月，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帮助下，在广州东郊的黄埔建立陆军军官学校，诞生了“爱国、革命、牺牲、团结、负责”的黄埔精神。在黄埔这片热土上，无论进入黄埔学习的闽西人，还是后来在闽西从事革命活动的黄埔军校学员。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黄埔的革命精神在闽西大地上传承发展，将闽西山区的穷苦子弟一个个造就为时代的英雄。
从大池红军学校迁入龙岩城后发展成中国红军军官学校第一分校旧址（已毁）
与此同时，在广州这片热土，从1924年7月至1926年9月，由共产党人彭湃等倡议，以国民党名义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在与广州的黄埔军校创办同时开始，共举办了六届农讲所，前后培养了754名农民运动干部。其中，第一届和第五届农讲所的主持人都是彭湃。第六届由毛泽东任所长。龙岩籍郭滴人、陈庆隆、李联星等四人在此学习，成为毛泽东的学生，他们在此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龙岩早期的党员之一，回闽后建立党组织，成为农民运动领袖。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在血雨腥风中，共产党人走上了重视武装斗争的历程，开始注重培养自己的政治军事人才。
1927年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后，创办了军官教导队，开始了我军军校教育的探索。
彭杨军事政治学校第三分校旧址——位于永定区虎岗镇虎西村汉皆楼新屋
1929年3月14日，红四军攻占长汀城后进行整编，以军官教导队为基础组建了红四军随营学校。11月下旬，红四军由东江返回闽西，12月初，红四军随营学校在龙岩大池改为红军学校，现存大池红军学校旧址仰高楼，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之后在龙岩城发展为闽西红军学校、福建红军学校、中国红军军官学校第一分校，该旧址已修复。龙岩成为我军军事教育的摇篮。
古田会议对闽西红军学校的办学思想产生影响。在古田会议精神的指引下，闽西红军学校贯彻“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治学精神，伴随着中央苏区的建立和发展，红军学校发展逐渐走上了正规化历程。闽西红军学校的办学质量得到提升。中国红军军官学校第一分校在龙岩举行开学典礼。邓子恢主持大会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希望学员们第一要有政治头脑，纠正单纯军事观点；第二要有牺牲精神；第三要养成吃苦耐劳精神；第四要增强组织纪律性；第五要洗刷自己的一切不正确观念，提高无产阶级政治觉悟。邓子恢的讲话成为红军学校治学精神的高度总结。
1930年12月，为了纪念我党早期农民运动领袖彭湃和工人运动领袖杨殷烈士，红军学校改名为“红军彭杨军事政治学校第三分校”，办学地点复迁至龙岩大池，校长萧劲光，政委张鼎丞。后因龙岩县失守，彭杨军事政治学校第三分校随闽西苏维埃政府迁往永定虎岗。1931年7月，彭杨军事政治学校第三分校迁往上杭白砂。1931年9月，迁往长汀城关。
1931年9月，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闽西、赣南两苏区已经连成一片，中央苏区正式形成。筹办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把在长汀的彭杨军事政治学校第三分校和红一方面军教导总队、红三军团随营学校合并组建了一所大规模的红军干部学校。1931年11月，中革军委正式将这所学校命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1932年2月，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更名为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简称“红校”。
1933年10月，中革军委将红校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大学、红军彭杨步兵学校、红军公略步兵学校、红军特科学校、地方游击干部学校5所学校。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红军学校教育系统，标志着中央苏区红军学校教育基本成熟。
在闽西红军学校学习过的闽西籍将军有：刘亚楼、刘忠、罗元发、王贵德、刘禄长、陈茂辉、黄鹄显等人。在中央苏区红军学校学习过的闽西籍将军有：陈仁麒、罗舜初、丁甘如、王平水、王胜、卢克、卢仁灿、苏启胜、张云龙、陈海涵、林忠照、林接标、罗斌、罗洪标、钟池、黄鹄显、翁祥初、赖光勋、雷钦等人。他们毕业于红军学校，成为我军高级将领，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学习黄埔军校的办学经验，创办红军学校，贯彻古田会议精神，用无产阶级思想建设无产阶级的人民军队，为红军培养了数万名各类人才，为新型人民军队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也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乃至建国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院校的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革命战争年代，黄埔、龙岩两地为了革命目标，结成一种红色情缘；在新的征途中，两地又将为了新的目标携手共进。2022年6月，经国务院同意，为支持革命老区振兴发展，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了《革命老区重点城市对口合作工作方案》，明确革命老区重点城市龙岩市新罗区与发达地区城市广州市黄埔区建立对口合作关系，并把传承弘扬红色文化作为对口合作五个方面的首要重点任务。这是龙岩新罗、广州黄埔两地再续割舍不断的前缘，对进一步深化两地情谊，在新时代传承弘扬红色文化，共同把先辈们开创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两地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胜利从这里走来。
［作者系龙岩市新罗区委原党史研究室主任（四级调研员）、福建省党史方志专家库党史类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