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政策调整放开到现在，第一波差不多都阳完了，社会生活正在逐步恢复。北京最近街道上的人气，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
但即便如此，我们也必须承认，有很多的朋友正在经历苦难。我个人而言，在上海严格封控时期，我有两位朋友因为疾病，就医困难去世了。在前几天北京放开以后，我有一位朋友，京剧名家储兰兰，也是因为发烧引起的并发症，突然离世。
这都是活生生的性命，严格封控，会有人为此付出生命健康的代价，放开，也会有人为此付出生命健康的代价。所有的政策选择，都会有人成为代价。哪怕是正确的政策，也会有代价、也会有人成为代价，也会让有的人面临悲剧性的命运。
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这种不同悲欢，是人间常态。
现在放开趋势已经不可逆转，国家政策也指向放开，所以很多清零派的大v，也开始羞羞答答的说自己是现实派，不是严格清零派，不是封控派。很多支持放开的大v，也理直气壮的讲，放开没有什么影响，一点都不乱。
其实这些都不够实事求是。我想说，如果支持国家政策，最后变成“国家政策无论什么时候都是最好的，最符合时机的，都是此刻刚刚好”。如果我们对于国家的政策的支持，最后变成这种无脑的、一边倒的歌颂，国家政策在修正、调整过程当中，最为重要的反馈机制就会失灵。
今天的中国社会是一个非常多元的社会，对于国家政策的不同意见，对于国家政策的调整平衡，对于在政策过程当中各方利益的均衡，是非常重要的。要允许人有不同意见。在过去的三年里，其实最大的教训就是一面倒的声音。随着国家政策的摇摆，声音出现非常激烈的一面倒，从而导致不够实事求是，不够尊重科学，不够相信科学。我仍然认为，在时机上来讲，可能今年夏天进行政策调整会更为从容，因为夏天老人的基础疾病发作会更少，物流条件会更好，夏天的流行性疾病会更少。
当时也有一些这样的意见，但是当时这些不同意见，被坚定的清零派无情的绞杀了，几乎谁提出这样的意见，谁就是要躺平，谁就是别有用心，谁就是1450。这种扣帽子很容易。
如果说在准备上，在今年下半年10月以后，如果当时我们讨论把经费资源从核酸检测、方舱建设上，开始向药物储备上转向，可能我们的今天的准备就会更充分。但当时，任何这样的意见,都会迅速的被坚决清零的声音给压住了。
严格清零，本身意味着资源的分配要集中在“防”和“控”上，集中在把人管起来上。而病毒传播的速度越快，“防”和“控”所占据的资源越多，能够为开放所需要的治疗所投入的资源就会越少。
很多人说，我们为什么不继续清零一段时间，这样会准备的更充分？其实这个很困难。事实上，清零的越坚决、清零的时间越长，在“防”和“控”上投入的资源就会越多，而投入到治疗上的资源就会越少，投入到药物准备上的资源就会越少。清零的时间越长，形成的利益结构就越牢固，而为放开所进行准备的资源调整，就越困难。
公共政策制定的过程当中，有一种叫做“自我强化”的倾向，这是公共政策很容易产生的问题。就好像高速公路上的收费站，只要修起来，就很难撤掉。任何一个公共政策都会带来既得利益结构，而这个既得利益结构都会倾向于强化这个公共政策，从而使得公共政策的调整改变变得非常困难。
越是缺乏对于政策的充分讨论、缺乏对于不同意见的容忍与包容，这种公共政策制定过程当中的“自我强化”，就越难以避免。
一直强化到资源无法支撑，又会有突然性的政策调整。这就是我们国家在公共治理的过程当中，为什么经常出现“一抓就死，一放就乱”的情况，这其实也是我们国家公共治理过程中的老问题。
我一直说，我们支持国家，但正因为支持国家，才需要对于公共政策真诚的讨论，也正因为支持国家，我们才需要在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行过程当中，对于不同意见要有容忍。
在过去三年，我们很多人已经不能够容忍不同意见了。很多人用诛心的方法来解决不同意见。虽然现在已经不能够回到、不可能回到严格封控的状态了，但是我主张对于清零派的意见仍然应该尊重。或者这么说，我真诚的希望，支持放开的人们，能够表现出比当初清零派更大的理性与宽容。这也是我们对过去三年，我们社会可能犯过的一些错误的及时梳理和总结。
哀悼离世的人们，希望活着的人们能够拥抱正常的生活，祝愿每一个人都能够身体健康。我们支持国家的政策，我们相信国家的政策在目前为止，都是相对合理的选择，但是我们也要知道，所有的政策背后都有代价。
在过去三年，我们交了一份很不错的答卷，但是仍然有一些地方出了一些问题，而这诸多的问题，最值得我们反思和总结的，就是在疫情防控期间，我们的舆论场声音太过一致，我们对于不同意见缺乏讨论、缺乏尊重。我们倾向于用扣帽子的方法来解决科学问题，来解决社会政策的讨论问题。
像这样的错误，我们在今天，至少要尽量的去避免。中国要往前走，中国这么大、这么复杂、利益这么多元，它恐怕需要一个更为健康的舆论场，需要更为包容多元开放的舆论环境，这对于我们每个人其实都非常的重要。尤其是对于国家公共政策的制定，实践修正、调整，都非常的重要，甚至更加的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