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的一部《道德经》，像一本谜语大全，为后世留下了太多神秘，“无为而无不为”和“无为而治”作为其中核心，更是被各种解读。其实这两句话说的是同一个道理，意思也并不复杂，之所以会产生各种歧义误读，在于立场，角色代入，或者观察角度的问题。
要理解这句话，首先我们得明白《道德经》这本书讲的是什么，是对谁说的。老子，作为周王室的图书管理人，他这个职位的重要性，我们现在已经很难体会。书与史，如果说在那个年代位居一个王室的头等大事之列，只怕并不夸张。有多重要呢，你只需要体会一下那个年代书籍，知识的稀缺性和必然存在的垄断性，就能大致明白了，毕竟，以孔子为发端的“私学”兴起都是之后的事。
有了如上认识，我们就不难得出两个结论：
1、老子是中华历史中，春秋战国之前思想的集大成者。
2、以春秋之前书籍知识的稀缺，垄断程度，能看到书的人都是王侯公卿，反过来书籍也是为他们而写，《道德经》也不例外。
综合一二，我们还可以推断，《道德经》这本书，从头到尾讲的都是“治国”，是春秋战国之前，中华关于“治国”思想的总集成，其中权变机巧，无一不是针对治国者而言。
那么，既然如此，我们又该如何理解“无为而无不为”呢，难道什么都不做就能把国家管理好了？
春秋战国之前，华夏大地上还处于“方国”时期，各诸侯国，诸侯国下的城邦，都是一个个堆土四围的“城”，所谓周王室无非就是规模大些，人口多些。城与城之间，国与国之间，都有着大片的空白地带，那里是各种游牧“戎狄”呼啸来去的所在，这样的状态，正是老子所谓“小国寡民”的意思。
地方小，人口少，相互低头不见抬头见都是熟人，也就不需要什么太复杂的管理，一些简单的条令之外，方国之内由众人日常自然形成，相互默认的一些规则，就可以正常运转，井井有条。
再者西周的“封建制”已经是非常成熟的制度，经历了从夏到商漫长的演化，周王室之下，各方国而为诸侯，方国之内又再分封，层层分包之下无论是周王室还是作为一国的管理者，在不出现挑战自身权力的情况下，需要做的也就是把自身与下属，以及下属之间的关系理顺，具体的事务根本用不着操心，实际上也不应该过多插手。
这其实也很好理解，比如一个公司，工厂管理者，动辄下到一线指手画脚，呼来喝去，其结果往往与其愿望相悖，事与愿违，搞得众人唯唯诺诺，无所适从，真正叫个操大心，生闲气，事倍功半。作为最高管理者，理顺整个管理结构才是最重要的，即便发现一线问题也不必大呼小叫，首先应该思考管理结构层面的问题，其次既然有规章制度，按部就班该咋办咋办就是。
这就叫做“无为而无不为”，或者“无为而治”，既不神秘，也不玄奥，对吧。所谓“无为”或“无不为”，都是站在被管理者角度看待管理者的观察所得结论，管理者看似吊儿郎当，无所事事，实际上他与被管理者所关心的，所在乎的完全不在一个层面，一个重点在“事”，一个重点在“人”，才会产生这种认知误差，好像他什么都没干。
这样的管理，或者说“治国”方式，看起来很合理，很完美，那为什么后来又搞不下去了呢？原因很多啦，主要一是气候的快速变化，二是生产力的飞速发展，城与城之间，国与国之间大片的空白地带被削平，“戎狄”被从中原地带快速挤出，进而又发展为诸侯国之间的吞灭，兼并，这就进入春秋战国了。
气候的急剧变化，人口，土地的快速扩张，以及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一切都在飞速的变化，公卿可以挑战王侯，封臣可以挑战封君，人人自危的局面下，旧有秩序的基础彻底崩解，直到“三家分晋”，“田氏代齐”，所谓“无为而治”作为一种曾经切实存在的治国理念也就被彻底扔进了历史的垃圾桶。
说到这，咱们换个角度，西方经典的经济理念“自由市场经济”，讲的是市场本身具备自我调节功能，应该尽量少干预。
有道理，正如“无为而无不为”一样有道理，实际上这种理念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成“无为而治”。但是这种理念最大的问题，跟“无为而无不为”一样，只适用于“小国寡民”的熟人社会，一旦放在相当体量的国家之内，各种人群，各种地区之间需求的不对等，以及普遍存在的信息差，信息不对等都很容易造成混乱。更进一步，资本形成规模后对无论生产，消费者形成的博弈能力不对等，都把这种理念变成了中看不中用的摆设。
对于今天的我们而言，虽然作为治国理念的“无为而无不为”，“无为而治”已经失去了意义，但是他“理顺关系，求其本质”的思想，还是值得我们学习，思考的，这也是中华传统文化思想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