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9年领兵入藏，到1966年到北京治病，张国华在西藏度过了最艰难的17年。
1949年底，毛泽东访苏期间，给刘伯承、邓小平转去一封密函：
“为不失时机的解放西藏，打击帝国主义侵略扩张野心，促使西藏向内转化，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越早越有利，否则夜长梦多。”
邓小平拿着信函，反反复复看了几遍，沉默了好半天，他说：“让张国华同志去吧。”
刘伯承点头：“我也正在打他的主意。”
就这样，张国华率领18军接受了最艰难的西征任务。
有一次，邓小平跟他商量部队的供给保障问题：“你对西藏了解得怎么样？”
张国华笑呵呵地说：“印象比较深的是西天取经、火焰山……”
邓小平无奈地笑了笑：“你应该立即成立个政策研究室，要调查西藏的情况，同时调动各部学几句藏语，不然跟藏民沟通、开展工作，不懂藏语，你就成了聋子，这样容易吃亏。”
送走邓小平后，张国华觉得自己身上的担子又重了几分，然而祸不单行，就在他忙着成立政策研究室和学藏语的事宜时，女儿“难难”生病的消息传了过来。
秘书在电话那头焦急地说，孩子高烧不退，又喘又咳，嘴里不停喊爸爸，张国华一阵心烦意乱。
“难难”是他33岁才有的千金，如今孩子病了，他多希望自己能飞到女儿身边陪陪她，可当务之急是进藏事宜，所以，他回了一句“我实在是抽不出身，你好好安慰安慰她吧”，说完便挂了电话。
没过多久，警卫员火急火燎地闯进会议室，连气都来不及喘匀便说：“军长，难难情况不好，你赶快去看看吧！”
张国华忍不住发了脾气：“3万多人马进藏，万事都没个谱，我这个军长能离开吗？”
研究会议一直持续到晚上，稍稍有了一点空隙，张国华便马不停蹄赶去了医院。一到医院，张国华傻眼了，“难难”身上盖着一块白布，一摸手已经冰凉。
妻子樊近真跪在地上嚎啕大哭，张国华强忍悲伤，把妻子扶起来，然后，他抚着妻子的头发，默默流着眼泪。
他想起了“难难”出生时的事情，1946年6月，挺着大肚子的樊近真被派到开封，执行打进国民党银行的任务。
那天晚上，临产的她躲进一个老乡的牲口棚分娩，绝望痛苦的她在驴马的叫闹声中肆意地呻吟哀嚎。
孩子生下后，她把裹着棉被的孩子抱进老乡屋内放在床上，然后，她躲起来，免得给老乡惹到什么麻烦。
刚刚安顿好一切，敌人便闯了进来，他们以为包袱里有什么东西，举起刺刀就刺。樊近真的心跳到了嗓子眼，大娘跪着哭喊：“里面是我的孙啊！”
搜查一番后，敌人没发现什么，便大摇大摆地离开了，樊近真赶紧进来，跟大娘一起打开包被，好在刺刀只是划破了棉被，没有伤到孩子。
正是因为孩子出生太难，樊近真才给孩子取名“难难”。当时，孩子爷爷不同意，觉得“难”不太吉利，不如换成“南”。
可樊近真坚持，她就是想让孩子在长大之后，记得她出生的艰难，记得共产党人度过的艰难，没成想，“难难”再也无法知晓自己名字中的奥秘了。
张国华给了自己短暂的悲伤时间，从医院出来后，他抹掉眼泪，咬牙继续工作，事到如今，他只能指望工作能顺利一点了。
1950年10月，昌都战役胜利。这时候，紧张忙碌了很久的张国华才稍微松了一口气。
他跟自己的将士们开玩笑：“这下我们终于敢向党中央、毛主席、刘邓首长报告了”，正说着，张国华感到一阵眩晕。
经诊断，他患上了严重的高血压。
然而，他没有休养，依旧在高原缺氧的环境中呕心沥血的工作。他的身体恶化得很快，到对印自卫反击战的时候，已经要依靠吃止痛片和吸氧勉强坚持了。
1967年5月，张国华调任成都，最终因劳累过度，于1972年2月21日，倒在了一个重要会议的会场上。
党中央立马派出专家小组进行抢救，只可惜还是晚了一步。
张国华去世的时候，还不满58岁，党和国家领导人都至为惋惜。3月11月，张国华的骨灰被运回北京，周恩来、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都来送他一程。
周恩来向着张国华的遗像三鞠躬：“中央正要重用他的时候，他却过早地走了……”
不久后，中央召开会议，毛泽东神色黯然地对周恩来说：“不见了，再也见不到张国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