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10月10日，毛泽东首次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提及“战犯”这一概念，并提出惩办以蒋介石、陈诚、李宗仁等内战的罪魁祸首。
随着解放战争中人民解放军的节节胜利，国民党中的主要战犯如杜律明、王耀武、黄维、廖耀湘、宋希濂等相继落网成为我军俘虏。
一大批极具代表性的国民党战犯被俘，毛主席又从国内外形势出发特意下达指令“一个不杀！”、“先关起来看看！”
后来经过朝鲜战争之后，我国的主要矛盾又回归到了台湾问题上，此时毛主席、周恩来与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统一两岸的心情更加迫切。
因此为了往和平解放台湾的方向去促成，党和国家领导人又经过会议最终在1956年达成了对在押战犯“一个不杀，分批释放，来去自由，言论自由”的决议，此后特赦的相关工作也开始推进。
特赦于当时的形势而言，是在毛泽东、周恩来的带领下作出的英明决定，因为它既可以动摇台湾蒋介石集团内部摇摇欲坠的军心，又可向两岸与国际社会反应我党怀仁、宽大的一面，为我国在国际舆论上赚取更多说话的筹码。
此后，我国为贯彻执行毛主席、周总理下发的特赦指示，分别于1959、1960、1961、1963、1964、1966和1975年前后共七次进行过战犯特赦。
直到1975年，全部在押战犯按照中央指示，一个不留，全部放了出去。
这一大批曾经为蒋家王朝肝脑涂地的将臣，他们的改造过程可谓跌宕起伏，各有故事，其中有从善如流者，也有负隅顽抗者。
从善如流者如杜聿明、王耀武等，在关押10年期间，因为改造积极，反省深刻，早早地在1959年被首批特赦出狱，还在党和人民的关怀下安排了新工作，开始了焕然一新的生活。
负隅顽抗者如黄维、文强与刘镇湘就比较典型了，由于他们拒不承认错误，不仅不反省，反而还在狱中想方设法地给我党添乱，因此前后6次特赦均与他们无缘。
在1966年后又很不凑巧的恰逢特殊时期，这一关就是整整25年，直到1975年才被最后一批特赦出狱。
那么作为我国最后一批特赦的国民党战犯代表，黄维、文强与刘镇湘在特赦前后，又有哪些表现呢？
黄维狱中背《正气歌》
首先是黄维。
黄维是个极有傲骨的人，他与陈庚是同学，俱出于黄埔一期，后来在历次征战特别是抗日战争中屡建奇功，被称为蒋公麾下十三将之一，是拥护蒋介石与国民党政府最卖力死忠的顽固分子。
1948年底，黄维在淮海战役中被俘，最后经过多方辗转，关入了当时大咖云集的北京功德林监狱，同期的狱友有杜聿明与王耀武等。
彼时国民党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的中将，转眼间就成为我党阶下囚。
初被关入监狱的黄维明显不服，总是摆出一副不可一世，唯我独尊的模样，使得我党在监狱的同志处理起工作来颇为棘手。
那时候虽说杜聿明、王耀武初为阶下囚也曾态度顽抗，但来来去去只是意识形态上的，黄维不同，他是在拒绝改造、拒绝反省上把自己武装到了牙齿里。
他当时做了两件事让他多年后每每提及都惭愧不已。
第一件事是“蓄胡子”。
黄维是个别具一格的人，他极重个人形象的包装，认为男人的风度在于威严，而胡须则是其中的点睛之笔。
他对周恩来曾经“美髯公”的名号一直比较仰慕，因此身居高位后他也开始续起了三寸胡髯，并且颇为自得。
被俘后，我党对战犯进行统一管理，其中特意指出对战犯要严格实行“剃发剃须”以规范他们的精神面貌。
其中大多数人都毫不反抗，因为从本质上来说这对他们也算是有利无弊，唯有黄维有不一样的声音，他说：“我黄维的胡须是在国民党内留下来的，怎么可能让共产党剃去？！”
同时为了负隅顽抗保住自己的胡须，他甚至打出了“为党国杀身成仁、以死明志”的口号，动不动就站到“胡须事小，气节事大”的高度，搞得我党同志进退两难相当无奈，只能尊重其意愿，允许他继续蓄须。
第二件事则是背文天祥《正气歌》。
曾经文天祥被捕入狱后，不折忠节，豪气干云，令人倾佩，留下一篇《正气歌》更是为无数华夏后人所传颂。
黄维在被关押期间，颇能来事，他怀里常兜着一本《正气歌》，朝夕必朗读一遍，以持自己为蒋校长与国民党尽忠尽节的心志，在我党同志刚要给他做思想工作时，必定祭出此书表明立场。
他除了自己读，还要读给别人听，但凡他观察有被我党思想感化的战犯，他就会故意拉高声调高歌《正气歌》提醒旁人。
被特赦出狱的黄维回忆起这两件事时总会无比羞愧地说：“那时我的思想可算是最顽固的了。”
尽管如此，我党仍然没有放弃过把他争取到国家与人民这边来。
其中最终动摇黄维顽固心志的还是源于我党为他治病一事。
黄维身体不好，尤其是被俘后身体更差，存在多种结核病，其中最典型的是肺结核与附睾结核。
加之他顽固不化，要做蒋家王朝的死节之臣，所以身体消瘦更快，一度到了无法落地走路的地步。
然而尽管他与我党存在尖锐的矛盾立场，在狱中表现更是恶劣顽抗，但是我党基于其曾在抗日战争中于民族有功，还是想方设法地为其治病。
其中一些药物国内没有，我党又用黄金到香港巨价购回（如链霉素等），慢慢一点一点把他的结核病治好。
此事之后，黄维有感于我党的优待与慷慨，对我党的成见慢慢放下，抵抗情绪也不再那么激烈，类似于背《正气歌》这样作妖的事情也未再发生。
了心志仍旧拥护蒋介石，其他方面渐渐表现出了顺从心态。
后来在1972年，黄维旧疾复发，我党又不惜一切代价治好了他的痔瘘，更加使得他心存感激，在心态上作出根本性改变，彻底与国民党划清界限，开始拥抱新生活。
文强：“毛主席是我表哥！”
其次是文强。
文强曾官至国民党长沙绥靖公署第一处中将军长与办公厅主任，在淮海战役时又被杜聿明拉拢入伙，成了徐州前进指挥所副总参谋长，后来在淮海战役文强、杜聿明这对难兄难弟一起被俘。
当初刚被关押进功德林监狱时，我党同志让文强写下悔过书，不料他不但不写，反而语出惊人，一番诡辩逻辑把在场所有人都雷得外焦里嫩。
诚然，文强的早期履历，确与我党存在诸多渊源。
他曾在1925年由周恩来亲自介绍加入共产党，后来因为革命能力扎实，表现优秀，在此后的5年内一直颇得我党倚重，历任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兼军委书记与红一师师长兼政委等要职。
在早期，他既与林彪同出黄埔四期，还是林彪的上级，如果革命信念坚定，等待他的仕途将是一片坦荡。
然而，这位曾经我党倚重的同志，最终却在1931年被捕之后投向了国民党，究其原因还是他的信仰与立场不够坚定。
其实黄维在改造期间喊出一系列的荒谬口号，归根到底不过是为了负隅顽抗，拒不改造，他的内心也很清楚这些口号根本站不住脚。
那么文强在改造初期，到底有哪些顽固表现呢？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当在《人民日报》上听闻美军在仁川登陆时，文强可谓高兴得手舞足蹈，他还特意找到了自己的好友曾任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的陈长捷兴致勃勃地讨论此事。
文强问陈长捷：“关于朝鲜战争，长捷，你怎么看？”
陈长捷则将皮球踢了回去故意反问道：“你呢？”
这时候文强开始难掩兴奋之情地说道：“依我看自反法西斯战争后，苏联元气大伤，没有十年八年恢复不过来。相比之下，美军得天独厚，本土没有经历过战争洗礼。因此此战的结果，必以苏联溃败告终，到时中共的江山必将岌岌可危，校长回归大陆指日可待！”
话音未落，路过巡察的改造营李科长就路过耳闻了一切，索性让他写一篇关于朝鲜战争局势走向的高论，结果文强一夜挥洒五千文，尽是捧吹美军战胜论。
监狱姚所长看到文章后，特意找到文强谈心，想要矫正他扭曲的思想，哪知文强把头一横，拒不交涉并扬言：“我这是科学的论据，何错之有？既然无错，有什么可矫正的？！”
他的好友廖耀湘怕他吃亏，特意来劝说他，文强又说：“在人生道路上，我走错过，比如脱离共产党。但在此事上，我没有罪，写什么“认罪书”？我坚决不认罪！我没有罪，反而还有功，在抗日战争时，我在军统为国家弄到多少日本人的情报，我的衣领上时刻缝着“氰化钾”，时刻准备着一旦被俘杀身报国，这也是罪？！”
最终由于文强态度坚决，死忠国民党与蒋介石拒不改造，一关就是25年。
“带头惹事者，刘镇湘！”
最后一位则是刘镇湘。
与黄维、文强相比，刘镇湘的名气没那么大，但是丝毫不影响他在改造期间顽固分子的名号。
相比黄维与文强顾及形象爱惜自己的羽翼不同，刘镇湘在改造期间可谓作风恶劣，形象邋遢，人缘极差。
黄维与文强虽说在改造期间思想顽固，态度恶劣，但依然“君子动口不动手”，但刘镇湘则不同，不仅动辄出粗鄙之语，还经常闹事，气急了还打架斗殴，这一点与他国民党中将的身份一点都不相符。
当时在战犯管理营地，除了国民党战犯，也有日本战犯，这两种类型的战犯平时一直是分开关押分类改造。
当时我国考虑在国际上的影响，因此对日本战犯的政策较为人性化，允许他们在放风时打打网球什么的。
由于当时刘镇湘一直寻衅滋事，给我战犯营的同志找麻烦，这时又看到日本战犯悠闲打球气不打一出来，所以早就酝酿着“一石二鸟”之计，顺便教训日本战犯。
某日放风，刘镇湘蹲在煤球堆不远处，日本战犯的网球一下滚到他脚下，他顺势就抓了起来寻衅滋事。
果然那日本战犯来要回球时极不客气，二话不说就要从他手里抢，脾气暴躁的刘镇湘当下就与他扭打起来，打得激烈时又故意煽动其他人一起加入进去。
这样在刘镇湘的号召下昔日“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大家马上一拥而上，与日本战犯群殴在一起。
事件最终导致双方各有损伤，日本战犯受伤更重，如果刘镇湘单单是个人想教训日本战犯还且罢了，倒也不失男儿气魄，但究其根本不过是想借机闹事，成分不良。
当我党工作人员准备惩办肇事者时，其他战犯都面面相觑，不敢上前，唯有刘镇湘大义凛然地站了出来大声说：“肇事者，刘镇湘！”
此事最终导致几名日本战犯重伤，给我国在国际上造成了不可挽回的负面影响，有关国家特意就此批评我们“优待俘虏”的政策，北京功德林监狱也因管教不周受到严厉批评。
显然从此事来看，打架事小，但牵扯重大，刘镇湘可谓坏到了胚子里，鉴于他的恶劣行径与顽固态度，我党一直把他留在功德林监狱，改造到了1975年。
毛主席：都放了算了！
1974年年底，毛主席在长沙休养期间，特意指示来汇报工作的公安部长华国锋：最后一批战犯还关着干什么？都放了算了！
当时毛主席和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考虑，鉴于国内外形势，在押的最后一批战犯总的来说，放了比关押收效大，更能在国内外造成于我国有益的影响，因此公安部最终作出批示：一个不留，全部释放！
1975年3月17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释放最后一批国民党在押战犯，其中特赦名单中黄维、文强与刘镇湘三人赫然在列。
宣布被特赦时，黄维已经71岁，文强68岁，刘镇湘69岁。
虽说25年的光阴没有把他们的心志彻底改造过来，但却把他们熬成了一个垂暮之人，何苦来哉？
如果他们像杜聿明、王耀武那样早日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从善如流，本是可以早日开展新生活，为国家与人民再作贡献的。
然而负隅与顽抗的结果，除了虚耗光阴，不过是在他们的功劳簿上，在国家与人民面前多添下负面的一笔罢了。
当然虽然这批战犯改造得不彻底，但是我党却对他们款待之至，其中毛主席更是亲自指示对这批战犯。
不仅要给予他们公民权，还允许他们来去自由，对想要离开的，可给他们添置新衣，并提供一笔100元的路费。
对于留下且身体条件允许的，我党要给他们安排适应的工作，有病的也要由政府出面帮他们治病。
毛主席的指示一出来，一下子在国内外引起极大反响，人们纷纷惊呼“这哪里是战犯，明明是有功之臣才有的待遇。”“中国共产党与毛泽东的胸怀真是博大！”
对于他们被关押了这么久，毛主席也表示于心不忍，特意指示相关部门在他们走的那天要搞个告别会，请他们吃一顿好的。
餐桌上有鱼有肉，也有庆功酒，庆祝他们脱离苦海，改造成功，同时也是把声势搞大点让别人看看到我们释放战犯的诚意。
最终按照毛主席这个指示，以华国锋为代表的公安部同志和以叶剑英为代表的中央领导人一一出面，特意在北京前门饭店请这些战犯吃了一顿饭，酒席间早早被特赦出狱已参加工作的杜聿明、李仙洲等特意赶了过来。
昔日战友见面，大家相聚一堂，其乐融融，气氛一派喜庆祥和。
其中顽固如黄维这样的人物特意作出了演讲：“我们过去维护万恶的旧制度，疯狂反共、反人民，把中国拖到了绝境，罪恶滔天。今天我们被特赦释放，获得新生，并给予公民权和妥善安置，这只有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才有可能…”
特赦那天，我党特意邀请黄维的夫人蔡若曙来北京见证这一历史性时刻，黄维与阔别25年的夫人紧紧相拥感喟道：“真想不到我能活着被特赦，就像做梦一般！”然后他又欣喜异常地捏了捏孙子的小脸蛋说：“听说你日日嚷嚷着想爷爷，爷爷现在是新公民了，以后可以日日见到爷爷了，开不开心？”
刘镇湘的儿子刘培贤也来了，与父亲阔别20多年的刘培贤，细述着党的政策与国家的变化，并告知父亲自己在党和国家的关怀下，已经是一名工程师，而且已成家立业，做了3个孩子的父亲。
刘镇湘听完儿子刘培贤的话感触地道：“听完你说的话，今天看到你在共产党的培育下，成为对国家和人民有用的人，我真感到高兴。3月19是我一生都难忘的一天，我要把这天作为我的生日，庆祝我的新生。”
毛主席最终听取了相关工作人员对于特赦战犯的收尾工作与相关人员的表现，颇为满意，又特意追加指示“把给战犯们的路费提升到300元，粮食也要多加点儿！”
最终黄维、文强与刘镇湘三人，都在党和国家的感召下，彻底与台湾国民党势力划清界限，在党的安排下，参加了国内建设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