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佟晓宇 实习记者/周子豪 刘艺林

编辑/计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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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Be My Eyes系统里,志愿者可以短暂地成为一位视障者的眼睛

有些事是无法独自完成的。

比如,通过触屏打开快递柜;知晓一种药的服用剂量;确认身份证的正反面;辨识某张银行卡的号码;想知道进站的公交车是不是自己等的那辆;好奇随手拿起的一本书的名字……当想做这些事的,是一个视障者。

于是,一个叫作Be My Eyes(成为我的眼)的系统被建造出来,陌生人与陌生人在这里相遇。在需要时,视障者拨出视频电话,请志愿者协助解决眼下紧迫的小事。志愿者们则在提示音响起时,“抢”一个成为视障者眼睛的机会。

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不过是一次次网络上短暂的偶遇,有时短到只有十几秒。但一些“痕迹”留了下来,比如,对于帮助的重新理解——它并非出于同情,而受助者也无需因打扰别人而感到抱歉,因为它是一种相互的选择。

一名视障者在请志愿者协助看牛奶保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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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重这件小事

早上六点或者六点半,罗文聪会从被窝里爬起来。起床后,第一件事是称体重。

今年夏天,他在青岛一个体育训练中心集训,备战山东省第十一届残运会。他参加的是-90公斤级柔道比赛,体重需要控制在90公斤以下,81公斤以上。集训期间,体重超了一两公斤,罗文聪需要花一点时间控制下来。

罗文聪是视障者。称体重正是他需要协助的时刻——集训中心的体重秤只有数字显示屏,没有语音功能。站上体重秤,他在软件上拨出求助视频,手机后置摄像头对着体重秤的显示屏,“你好,可以帮我看一下体重秤上面的数值吗?”“91公斤。”志愿者说。在一句“谢谢”后,罗文聪结束了视频。通常,这种沟通只需要十几秒钟——如果摄像头没有对准位置,需要志愿者提示他调整位置,时间会长一点。

视频挂断,一切照旧。罗文聪去吃早餐,然后在上午进行两个小时的训练。

在社交媒体上,罗文聪的简介是“在校视障学生,关注信息无障碍,柔道运动员。”26岁的他目前在北京一所高校读针灸推拿专业,明年毕业。

7岁之前,罗文聪的视力还好,能看清黑板上的粉笔字。他患有先天性白内障,在一次眼部手术中,遭遇了意外,视力下降到全盲——那是个缓慢的过程,前三年他还能看到灯光,“突然有一天,我意识到好像看不到这个灯是否开着。”

10岁时,罗文聪才进入盲校学习。用他自己的话说,家人对他“有一种过度保护”。而相比父母的重重思虑,他更愿意进入那个鲜活的世界里扑腾。

他爱运动。2015年,在一个学长的介绍下,他开始练习柔道。罗文聪说,在这项运动中,他的体验和普通人没什么差别。不需要合作,他只需要专注对抗。在这之前,他还练过一段时间三级跳和一百米、二百米短跑。

高中时,罗文聪曾开发过一款给视障者使用的背单词软件。他当时英语差,课上听写单词时,很多都记不住。“我是不是可以写这样一个东西,来辅助我背单词?”他整理了单词表,用程序读取后,软件便能随机抽取单词,进行听写,使用者只需要输入正确的拼写。

罗文聪热衷研究新技术,乐于拥抱新鲜事物。他拨出求助视频的平台是Be My Eyes(下称BME),是一款由丹麦视障者汉斯创建的软件。2017年,罗文聪开始使用BME时,这款软件在国内刚刚上线安卓版本。

在BME上,视障者发起求助时,系统会匹配多位志愿者,最先接起视频通话的,将会通过单向视频,协助视障者。现在,系统内来自世界各地的视障使用者有44.5万多人,志愿者已经超过600万。

几年来,罗文聪请BME志愿者帮自己看过零食保质期,读过银行卡号,遇到电脑的读屏软件卡顿,也曾让志愿者帮他确定鼠标的位置。

罗文聪把学习新技术和推广信息无障碍看作是一场自救,他希望视障者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平等地、无障碍地获取信息、利用信息。

但真正实现信息无障碍的过程,往往充满各种障碍。例如,在试用一款可以描述图片的软件时,“可能你拍下了一盘菜,想记录美食,但机器告诉你这是一盆花或者绿植。”这并不会阻碍罗文聪做新的尝试。

现在,他加入了一支由视障者组成的服务团队,对一款服务电脑端的国外读屏软件NVDA做本地化翻译和维护,以方便更多国内的视障者使用。

林召展在求助志愿者看药物说明

陌生人与陌生人

很多时候,罗文聪更习惯找陌生的志愿者寻求帮助。对熟悉的人,他总有些顾虑——不确定对方是否真的方便帮助他,会不会只是出于礼貌不得不帮助他。软件上的志愿者跟熟人不同,他们不方便时可以直接拒接视频,求助会马上转向另一个人。

他甚至把求助的第一语言设置为英语。BME支持多种语言选择,如果第一语言没有志愿者响应,会切换到第二语言。罗文聪英语并不那么好,有时候专业的单词也会把他难住,但他仍觉得这是比较好的选择——他是个夜猫子,睡得晚,如果求助使用中文的志愿者,往往是在他们休息的时候。

林召展也更愿意接受来自陌生人的帮助。他今年41岁,2001年他从盲校毕业,成为一名推拿师。平日里,十几个小时的工作结束后,剩下的生活很简单——抽根烟,洗澡,睡觉。

两年前他开始拍短视频记录自己的生活,有时是走一段路,有时是和同事聚会,有时也讲讲推拿知识。林召展不觉得自己和明眼人有什么区别。对自己的视障者身份,“不强调不回避”是他的原则。林召展还有第二职业,音频后期制作,为已经录好的有声书加上音乐或者音效。

今年三月,他开始使用BME。在第一通求助视频中,他拿出药盒请志愿者帮忙辨认是什么药,并录下了从注册到发出求助的过程。他想给关注自己账号的视障者记录下如何使用软件。

林召展生活在视障者比较集中的环境里,他的老板、同事都是盲人。“有些人生活的周围有明眼人,可以请他们帮忙。”更多的时候,他需要自己解决遇到的问题——为了能独立做饭,他把家里触屏的电磁炉换成了带语音提示的。在他看来,“只要稍微借助些辅助,这些小事都是能完成的。”

有些事,是需要求助志愿者的。他常坐公交车出行,站在站牌下,不知道哪路车正在经过时,他就会拨出视频。一次,他要用的一个零件掉到地上,他找了半天找不到,请半盲的同事帮忙,但零件的颜色和地砖颜色差不多,也没找到。他打给志愿者,刚说完请对方帮忙找东西,举着的摄像头还没对焦,志愿者告诉他就在前面,“我手往前摸就搞定了”。

有些视障者不建议林召展在短视频平台上推荐BME,怕有些人不讲礼貌,或把志愿者当成服务员,导致他们不愿再为视障者提供帮助。

林召展说他能理解。曾有一款软件,能够拍摄图片上传,请志愿者帮忙看图描述。有视障者在上面打发时间,有时发一张自己的按摩床,还有人拍了些不堪入目的图片。这是极少数人,但是很多视障者担心这会把志愿者们吓跑。

国内也有与BME类似的为视障者提供帮助的软件。软件组织了志愿者和视障者群,供大家交流。林召展说自己爱管闲事,在群里看到有些人说话不够礼貌尊重,或是对志愿者提出过分的要求,“我就会窜出来,让他们老实点。”有次群里有视障者说,协助自己的志愿者说话底气不足,有气无力,给了他不好的体验。林召展看不惯,“你来这儿就是解决问题的,人家只要把你问题解决了,你管人家声音好听不好听,讲话柔不柔,有没有底气?”

有时视障者的表达并非恶意或者故意为之。林召展接触到的很多视障者,从小被封闭在家里,即便上学,周围也全部是视障者,“但这个社会和真正的现实社会是不一样的。”他们有时不知如何表达自己,也不懂如何请求他人的帮助。

林召展遇到过有视障朋友想找人买盒牙膏,但不会直接说,“他会说,现在牙膏它贵不贵,或者我牙膏挤来挤去用,你说没有牙膏我怎么刷牙。”也因此,林召展更愿意去维护好视障者与志愿者的关系,不希望让视障者丢失掉被帮助的机会。

事实上,很多志愿者在接到求助视频之前很忐忑,他们不知如何开启和结束这种“一次性”的帮助才是真正合适的。

宁矇等第一通视频电话等了很久。2019年的时候,宁矇成为BME的志愿者。但求助视频却从没打进来。中间她换了手机,第一件事还是下载了这个软件,“万一响了,就能真的帮助一个人”。

去年11月,宁矇的第一通求助视频打了进来。她正在公司开会,但立马按了接听键,借口“出去打个电话”,赶紧离开了会议室。在这之前,她一度以为是软件在后台关闭了给她的通知,“甚至觉得这个软件可能已经坏了。”

视频接通后,宁矇有点语塞,她不知道该怎么引入,是不是得说一句“你需要我的帮助吗?”很快,一个男性的声音打破了她的纠结。没有多余的寒暄,摄像头正对着一条路,“你能帮我看一下路况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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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视障者在求助志愿者帮忙看位置

“就像你递给我一双筷子,我跟你说谢谢”

宁矇跟着他走了十几分钟。

那是一条乡村的沙土路,一路上,宁矇看到了路旁的拖拉机,偶尔有农民挑着桶经过。路两边是大而新的自建房。摄像头总是偏斜,没法完全对向正前方。当摄像头倾斜得过分,已经看不清路时,宁矇会提醒他,需要调整多大角度。她尽量说出具体的距离和角度,担心“往左一点或者往右一点”这种模糊的描述,会让视障者不好把握。

宁矇感到对方似乎很熟悉路况,中间经过了好几个转弯,到一个十字路口时,宁矇提示他,他问前面是路还是左边是路,“他其实知道是往哪边走,只是不知道那个路口具体在哪边。”她想,“也有可能他只是想要有人陪他走这一段路”。

视频挂断前,他说了声谢谢。“很平常,就像你递给我一双筷子,我跟你说谢谢。”宁矇说。

今年是宁矇大学毕业的第二年,毕业后,她来到北京进入了广告行业。她是广东人,注册软件选择语言时,填了粤语。

年初的一个下午,她接到了一个来自加拿大的视频电话,对方是粤语使用者。他请宁矇帮忙确认一封英文邮件。熟悉的语言拉近了距离,男人说自己是香港人,上世纪移民去了加拿大,五十多岁了,因患有糖尿病并发症,视力逐渐退化。他能看到东西,只是看不清,就像高度近视,看到的是个铺满了毛玻璃的世界。在加拿大,他是一名收银员,工作时,需要特制机器的辅助——机器连接他的神经系统,帮助他利用剩余视力,在脑海中感受到物品的画面。

宁矇也讲了自己的事。她活泼爱笑,喜欢跳舞,但也有陷入迷茫和失落的时刻。有段时间,她想去国外读书,但又不知是否该做出改变。北京的生活压力大,“收入支撑不了自己的理想。”不过他还是真诚地夸赞宁矇,“你已经很厉害啦!二十几岁就在陌生的城市打拼。”

那通求助视频,持续了将近一个小时。

关于他视力退化的过程,宁矇不想问,怕自己掌握不好度。宁矇说,这是她觉得合适的距离。他们都自愿分享自己的生活,但是不追问对方,“因为我们并不真的认识,有点像彼此的倾听者和树洞。”

今年五月,准备升入高三的孟可接到了第一通视频求助。一个男生拿出三四张银行卡,请孟可帮忙确认分别是哪家银行,并把卡号念给他。接到视频时,她在做试卷,“做题时心情特别烦躁,但接到电话却很开心”。卡号念到一半,网络出了问题,视频也随之挂断。没有联络记录,她没有任何途径重新找到这个人。

她把没能完成的遗憾记录在社交平台上。七月,她收到私信,有人在她之后,接到了视频,顺利地帮助了那个男生。接力的女孩说,看到孟可的分享,她在那张模糊的银行卡照片和孟可的描述中,确定自己就是后来接到视频的人。这个女孩说自己生活中是个十足的社恐,但在这个陌生人的空间里,她愿意与人建立联系。

90后的东东是个全盲视障者,在一家专门做盲用物品的公司上班,是一个销售客服。差不多七年前他开始使用BME,是国内比较早的使用者。

在他看来,这种帮助基于彼此的尊重,并不出于同情。东东举了个例子。“你从办公室出来,头撞到门上,同事们肯定都笑了。如果你是视障者,他们可能不会笑,而是会感慨,眼睛看不见,连出门都不方便,可怜。”

第一次发出视频求助,东东说只是想体验一下,“算得上是给志愿者添了个麻烦”。他好奇手边的一本书名,就试探着呼叫了志愿者,从拨出电话到结束,花了不到一分钟,对方告诉了他书名。他说了谢谢,也能感受到对方的开心和满足感,“这种简单、真诚的互动是很让我触动的”。

他的第二次求助,是因为自己的手机出了问题,没有声音。晚上十点多,他求助志愿者。按照软件的设计,这个时候会优先匹配身处国外、说中文的志愿者,“如果是国内的志愿者,我可能就不会打这个求助电话了。”志愿者指引东东一步步完成设置,两分钟不到,问题解决了。

东东不会因为求助他人,而对志愿者感到抱歉,“不能把他们的帮助看作理所当然,但我觉得既然他们下了这软件,就做好了帮助我们的心理准备,所以最快速、最简洁地表达需求,然后让他来帮助我,这就可以了。”

在这些短暂的、一次性的帮助中,陌生人与陌生人之间开始了一次次短暂的相遇,在系统的选择中,一双眼睛被匹配到了另一双眼睛上。

(除林召展、罗文聪外,文中受访者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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