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本是一句公益广告词，指的是不去买卖野生动物就不会对野生动物造成伤害，逻辑很简单，只要存在买卖市场，伤害就不可避免。
在经济学有一个重要的理论：眼镜蛇效应，当我们尝试利用市场经济手段做一件善事的时候，往往会适得其反，把事情带向了另一个极端。
眼镜蛇效应
“眼镜蛇效应”故事发生在殖民地时期的印度，当时印度德里地区受到大量眼镜蛇的伤害，于是当局就想到利用有偿捕杀眼镜蛇的方式，消灭眼镜蛇。
在法令刚颁布的那段时间，眼镜蛇确实急剧减少，但是过一段时间之后，眼镜蛇的数量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多了，当局收到的眼镜蛇数量越来越多。
随后经过调查发现，民间开始大量人工饲养眼镜蛇，因此眼镜蛇的数量要远超过法令颁布之前的数量。被迫无奈，于是当局就宣布暂停眼镜蛇的有偿捕杀。
由于民间饲养了大量的眼镜蛇，在无利可图之后，他们纷纷把这些眼镜蛇放生到野外。英国殖民者发现，德里的眼镜蛇在经过这一轮有偿捕杀之后，数量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大幅增加，给百姓造成了更严重的伤害。
于是后世把这种善意的举动最后却适得其反的行为称之为“眼镜蛇效应”。英联邦被认为是治理水平比较高的政府，然而在治理过程中也犯了这样的错误，那么中国古代有没有类似的错误呢？
王安石的青苗法
过去百姓每到春耕的时候，由于没有本钱，不得不借高利贷买种子，然后到了秋季的时候连本带利再还上。这种民间借贷，不但会产生大量的民事纠纷，还会导致土地兼并，百姓贫困化加剧。
于是王安石颁布“青苗法”，每笔贷款的利息是20%，每年可以贷款两次，各地以仓库当中谷物为本钱，向外借贷。
现在看20%的利息确实有些高，要知道宋朝金融体系不像今天这么完善，民间借贷往往要超过100%，因此这项政策有着很大的善意。
然而在执行的过程中，这项政策却逐渐变味，各级官员把粮仓当中发霉的粮食发给农户，收回的时候又要求用新粮；除此之外，还会故意压秤，甚至采用小斗出大斗进的方式提高差价。一通操作下来，朝廷发放的贷款比高利贷还要高，因此百姓贷款意愿大为降低。
但是为了完成指标，地方官员只好强行摊派，导致民间苦不堪言。如果发生在灾年，朝廷为了收回利息，还会到处抓人，百姓只好卖地卖儿女。青苗法实施的几年，谷物价格不但没有下降，反而一路飙涨。
王安石本想利用经济手段减轻百姓的负担，然而却加重了对百姓的伤害。
谈虎色变的熊猫烧香
王安石的故事或许太遥远，发生在我们身边“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的事例也枚不胜举，比如发生在上个世纪90年代，杀毒软件对我们的“过度保护”。
20世纪90年代，电脑刚刚普及，互联网也随之进入蓬勃发展的时期。不像现在阿里、腾讯有万亿市值，富可敌国，那时候的互联网看上去非常热闹，却很少人能够从中挣到钱，比如当年的腾讯QQ，虽然注册用户上千万，但是亏到服务器都租不起，马化腾一度想贱卖QQ，只是苦于找不到买家。
能够从互联网当中挣到钱的除了游戏、广告以外就是杀毒软件。那时候的电脑几乎没有不感染电脑病毒的，哪怕浏览网页都有可能中毒。CIH、冲击波、熊猫烧香等电脑病毒比现在流量明星还要有名，几乎家喻户晓，人们对此谈虎色变。
相对应瑞星、金山等杀毒软件公司也应运而生，我记得那时候每台电脑至少要装2款以上杀毒软件，因为某些病毒只有“特定”杀毒软件才能清除，所以市面上虽然有很多杀毒软件，但是不妨碍大家一起收割市场。
当年电脑病毒有多猖狂呢？拿熊猫烧香为例，这是一款能够自动传播的电脑病毒，能够感染你的系统文件，只要被感染的电脑电脑就会出现一只熊猫举着三根香，轻则文件打不开，重则系统无法重启。
看上去感染的电脑只有上万台，但是对整个行业精神伤害却非常大，每家公司都要花费巨大精力与财力，防范极有可能的系统崩溃。
虽然市面上的杀毒软件公司越来越多，但“熊猫烧香病毒”传播数年都没有得到有效遏制。直至2007年，熊猫烧香的几位病毒制造者以及运营者被一举抓获之后，该病毒才逐渐从人们的视野当中消失。
当年为了对抗这种病毒，我记得我们一家上万人的公司，所有的电脑都不允许接入外网，而且所有电脑的磁盘、硬盘接口都要封死。为了以防万一甚至购买了大量的硬盘，定期备份存档。时至今日，这家公司电脑与外界仍采用物理隔离。
在电脑病毒的助攻下，杀毒软件公司们赚得盆满钵满，瑞星最辉煌的时候，年收入破7亿元。在熊猫烧香最疯狂的时候，瑞星单日注册量能够突破2万套。
可是这种与病毒为伍的日子很快被360给终结，360让互联网进入免费杀毒的模式，于是众多杀毒软件公司相继倒闭，随之，电脑病毒就像当年的非典一样，莫名其妙就消失了，到目前我电脑上没有装任何一款杀毒软件，也没有发生电脑中毒的情况。
当年甚嚣尘上的“电脑病毒自我进化论”，“电脑病毒植根于win系统当中无法被彻底消灭”的言论，一夜之间全部破产了。
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
如果从2019年12月份算起，我们已经度过了艰难的3年时间，起初我们的政策是好的，不然也不会得到那么多人的拥护，然而政策进入某一阶段就会形成眼镜蛇效应，随之会遭遇政策的反噬。
3年前，在病毒刚被发现的时候，确实对患者生命都造成巨大的伤害，任何极端的措施都不为过，毕竟生命至上，为了让政策能够快速落地，于是我们实施了“就地免职”简单有效的行政政策。如果行动不力，从街道、区里，甚至到了市里每一级官员都会收到牵连，轻则问责，重则免职。
过去，我们认为欧美之所以拉跨，就是因为没有采用像我们这样“雷厉风行”的政策，甚至行程码都不允许使用，可是经过一段时间观察之后我们发现，我们这种政策极易产生“眼镜蛇效应”，不良后果要远大于当初政策的收益。
有人说之所有如此大的负面效应，那是因为有检测公司从中渔利。如果你是一名理性思考者，肯定知道这是乱世当中的谣言，这种言论不断传播力广，而且还符合人们心中的“阴谋论”，对于事态的发展没有任何有益的影响。
我为什么不相信那些机构做出千夫所指的“恶行”呢？要知道我们有一套完整的检测流程，任何机构不可能在此过程中绕开监管，进行大规模的造假。目前各类造假的新闻，我看均来自私信截屏，不具有任何参考价值。而所谓的公开报道被责令整改也是某些程序上的不规范，和造假不是同一个概念。
所以在这些媒体口中的买卖行为，我是不大认可的。但是没有了买卖，是否就意味着没有伤害呢？
基层官员们的恐惧
首先这种伤害来不是来自于病毒的恐惧，而是来自于“就地免职”的恐惧。如果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有漏网之鱼的产生，这些官员们也会受到极大牵连。
拿这一次郑州为例，为什么基层组织噤若寒蝉，没有一个人敢出来发声，除了对于舆论的恐惧，另外就是对于“扭曲政策”的恐惧。对于无法预测与防御的病毒，几乎每级官员都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他们被“就地免职”吓傻了，不敢出示任何公文，甚至还要层层加码，放大风险预测。这种检测就像我们上学时期学的酸碱度测试，没有绝对的酸度与碱度，如果你把浓度调高了，灵敏度调高了，就会出现大规模的羊性。
这也是为什么国外没有检测出来，飞到国内就出现症状的原因，我们把CT值调到35以下，就会出现大量的疑似病例，而如果调到35-40，或者40以上，就不会出现大面积的疑似状况，而那些所谓的假羊性，也是源自于此。
这么简单的道理，只要理性一点，简单分析就可以得出结论，然而我们的各级领导们显然都被吓傻了，不敢发出任何的声音，只敢对着麦克风讲一些“正确的废话”。
这种扭曲的政策显然违背了它的初衷，就像当年“青苗法”一样，王安石还在沉醉于自己的利民之举，实则已经生成了一条恶龙，在四处吞噬底层百姓。
对孩子的伤害或许更严重
孩子从始至终是“沉默的大多数”，在网上我们看不到他们发出的声音，然而据《自然杂志》报道，他们一共观察了672位0-3岁的儿童，发现在这3年间出生的孩子，综合表现要比正常孩子低了两个标准差。这些孩子无论是行动能力还是语言能力，都与正常年份的孩子相比有很大的差距。
《自然杂志》认为，孕妇抑郁是导致这些孩子能力低下的主要原因，相比于正常年份，近3年孩子母亲更容易抑郁。
近些年生物学家对我们人体基因测序发现，我们的基因会有两套反馈系统，如果是灾年，这些保守的基因就会打开，孩子长大后更倾向于保守。比如身高，如果评估即将到来的是灾年，可能就会让身高尽量低，以保持低能量消耗。
这些孩子出生前社会压力大、父母焦虑，从小的印象就是人人都戴着口罩，对他们的影响可能伴随终身。
这些孩子或许是整整一代人，在看不见的背后，他们承受了伤害，却不自知。
每一位普通人的伤害
近日中科院院士陆林在公开演讲当中表示，近段时间全球新增抑郁症患者超过7000万，还有9000万焦虑症患者，数亿人出现了睡眠焦虑等问题。世界卫生组织近期发布报告也显示，全球焦虑和抑郁发病率提高了25%。
陆林院士认为：有接近三分之一的人，会出现抑郁、焦虑、失眠和急性应激反应。其中有超过10%的人，之后也不能完全恢复正常。
如果说房贷、车贷是显性的压力，那些长时间隔离所造成的认知障碍或许是更大的风险。大量年轻人因为隔离在家，长时间沉迷游戏，生物规律紊乱，导致情绪低落，不愿出门，不愿与人见面，很多人甚至无法正常回归社会。
然而我们中国人又羞于表达自己的心理疾病，认为这是“神经病”，如果失眠、出汗、胸闷、心慌、过度敏感等症状一直无法消解，会导致更严重的心理疾病。
陆林院士认为对儿童、青少年尤为警惕，之后要让孩子更多去室外活动，多参与集体活动，有助于减少这段时间的伤害。
伤害已经无可避免，不是和“买卖”有关，而是一种“眼镜蛇效应”，政策已经脱离了原先设定的轨道，逐渐产生负面影响。既然错误已经发生，我们要正视错误，并减少错误对我们的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