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国，是春秋战国历史上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诸侯国。战国时期，“万乘之国七，千乘之国五”，中山国即是战国十二强之一，而且是其中唯一一个由游牧民族建立的国家。在列强争雄的春秋战国时期，中山国的命运几度沉浮，发展历程饱经风雨。中山国凭借威猛善战的雄风、不屈不挠的强大韧性、善于吸收的包容精神和灵活多变的外交策略，一度在群雄间纵横捭阖，创造了独特而辉煌的传奇。
白狄东迁
中山国的发展历程扑朔迷离，留下了许多待解之谜。当前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中山国由白狄鲜虞部发展而来。
春秋前期白狄居住在陕北一带，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时而投向晋，时而倒向秦。
春秋时期，北狄分为赤狄、长狄、白狄、众狄等多个部族，一度南下同中原诸侯争夺生存空间，先侵邢伐卫，后又攻齐鲁，纵横中原大地。北狄势力的南侵，遭到了以齐国为首的中原诸国的强烈抵抗，“尊王攘夷”成为一时口号。
春秋时期狄部与晋国的关系曾一度比较密切，晋国公子重耳因受骊姬所害，流亡狄部12年并娶狄女季隗。晋文公继位并重振晋国后“作五军以御狄”，重创北狄部。晋文公去世后，白狄将晋文公在狄所生之子送回晋国争夺君位，被晋襄公挫败。后经晋景公的继续努力，曾经势力大张的赤狄和骁勇一时的长狄均被晋国消灭，而一向较为弱小的白狄却在陕北地区顽强地生存了下来。
在赤狄和长狄被灭的形势下，白狄部族的生存环境相当恶劣。它的邻居，一边是虎视眈眈的晋国，另一边是野心渐勃的秦国。白狄夹在秦、晋之间，时而是晋国用来反对秦国的长矛，时而是被秦国利用抵挡晋国的盾牌，进退维谷、战战兢兢。
春秋后期，由于遭受秦国的挤压，又受到晋国和戎政策的诱惑，白狄离开陕北进行东迁。他们一路征战，到春秋晚期东迁到今山西、河北一带。
东进之路，血火交织，白狄鲜虞部历经无数血雨腥风最终在太行山东麓立足，仿照中原诸国的政治、军事制度建立起了中山国，并与仇由、肥、鼓结成联盟。
公元前506年，“中山”之名首见于《左传》。在今河北省境内的太行山东麓一带，中山国与周边的强国相抗衡，成为一支彪悍的争雄力量，不断开疆拓土，于王厝在位时到了鼎盛辉煌，“错处六国之间，纵横捭阖，交相控引，争衡天下”。
雄强中山
中山国的发展历程也是游牧民族逐渐融入中原文明的历程，中山墓葬出土的五指形活动窗架、铜匏壶、提链铜壶、金盘丝、虎形金饰片等许多文物具有鲜明的游牧民族色彩。中山王墓出土的列鼎、编钟和众多青铜礼器则具有中原风范，总体上体现出游牧风格与中原气质相融合的特色。中山国造型别具一格的青铜器，也分明透露出中山国的文化密码和独特风韵。
鹰柱铜盆，造型极富气魄。盆内中央的圆柱上站立一只昂首展翅的雄鹰，鹰的双目圆瞪，长喙尖利，羽毛丰满，振翅欲飞。鹰的双爪正紧紧攫住两只蛇头。
苍茫天空中展翅疾翔的雄鹰，是草原上一道美丽的风景。中山人来自草原，敬慕鹰的机敏和勇猛，渴望自己就是那只攫蛇在手的雄鹰。这件以鹰装饰的威猛器物，传达的是那裹挟着草原雄风的英雄意象。
▲错金银虎噬鹿铜屏风座，出土于河北省平山县战国中山王厝墓。现展于河北博物院。
虎，是百兽之王。一代代中山人在开疆拓土的奋斗中，多么希望自己就像这猛虎，威风八面，征服弱小。错金银虎噬鹿铜屏风座是中山国的代表性文物，老虎身躯矫健，勇猛威武，正奋力将捕捉到的小鹿送入口中。猛虎吞噬小鹿的造型，鲜活地展示出中山国的虎虎雄风。
中山国长期在乱世中争雄，在列强的夹缝间顽强生存，几度兴亡，又一次次奇迹般地复兴，支撑起不屈斗志的正是如猛虎般的无畏精神和勇武血气。
错银铜双翼神兽，是中山国独一无二的文物。这套神兽共有4件，两两成双，威风凛凛。神兽似狮非狮，大口张开，獠牙外露，利齿交错，长舌伸吐，显得相当凶猛。神兽的身躯壮硕，利爪有力，身体两侧有一双翅膀，似乎即将腾空而去。
这神兽到底是什么动物，至今难有定论。但比较明确的是：神兽是多种动物形象和多重文化意象的完美组合——它是兽与鸟的融合，是刚与柔、力与美的融合。神兽所反映出的交融互化的整体风格，是草原文明融合中原文化的生动写照。
生存智慧
春秋战国时期列国争雄，血火交织。在那样的环境里，弱小的白狄部立足发展、由弱变强需要足够的生存智慧。而中山国的发展历程也证明，它有足够的智慧，那就是积极学习和吸收中原文明。
中山国虽然长期被当时的中原诸国视为戎狄，但却一直表现出融入中原文明的强烈渴望，这从中山国遗址和墓葬出土的诸多文物可以看出来。
白狄在陕北时期开始就不断与中原通婚。写于公元前578年的奇文《吕相绝秦书》中，就有“白狄及君（秦桓公）同州（同属雍州），君之仇雠，而我婚姻之”。大名鼎鼎的晋文公的母亲是大戎狐姬，其妻子季隗也是狄部主动献予的。
东迁后的中山人定居、务农，制作青铜礼器，吸收中原思想文化。中山王墓出土的“中山三器”——铁足铜鼎、刻铭铜方壶和铜圆壶均刻有长篇铭文，不但记录了中山国的重要史实，而且文辞优美、书法精湛，具有高度的文化内涵。
在“三器”铭文中，“克顺克卑”“纯德遗训”“穆穆济济”“驭右和同，四牡汸汸”等大量语句是对《左传》《周书》《礼记》《乐记》《诗经》《春秋》《国语》等的直接引用或改造。另外如“慈孝宣惠，举贤使能”“籍敛中则庶民附”“惟德附民，惟义可张”“夫古之圣王，务在得贤，其即得民”等，也明显表现出对儒家重仁、重民、重贤等思想的吸收和宣扬。
中山国地理位置优越，西倚太行山，既享山林之利，又有丰富的矿产资源；东临广袤的华北平原，土地肥沃，农业发达。境内商业繁昌，以“多美物”著称，铜铁冶铸、制玉、制陶工艺均达到很高的水平。
中山国兼收并包、富于探索，在发展中既保持了游牧遗风，具有崇尚勇武、刚强豪放的精神，又积极融入中原文明，成就了一时强大，也为后人留下了当时民族融合的宝贵资料。
命运变奏
中山国前期的发展得益于其在空中走钢丝般出色的平衡能力，这包括文化吸收与保留间的平衡、在诸多诸侯国间的周旋平衡、崇儒与尚武间的平衡等。但是，中山国却没有能将这种平衡保持长久。王厝去世之后，中山曾经的辉煌与荣耀像风中的烟雾被吹散得无影无踪。中山国成败兴亡的历程，颇让人深思。
在中山王厝墓前的平台上，当地农民曾发现一件铜质胡服俑。这件铜俑是一名武士形象，身材短小精悍，头披散结小辫，面部突起，双足并拢，身体下蹲，上身扭向左侧。
值得注意的是，胡服俑的服饰与中原地区的宽袍广袖显然不同，上身穿左衽长衣，立领、盘纽，腰系宽带，袖口窄紧，具有典型的游牧民族特点，非常适合作战需要。这也为我们研究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改革提供了参考。
睿智的赵武灵王在与北方民族的作战中，发现传统的宽袍大袖的华夏服饰不适合骑兵作战，而游牧民族的简洁服装便于行动，因此决心改穿紧身窄袖胡服。公元前307年，赵雍下令在全国穿胡服、习骑射。胡服骑射改革打破了服饰的民族界限，便利了人们的生产劳动与社会活动，对文化融合发展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与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相对应，中山国的服装却日趋华丽。从中山成公墓出土的银首人俑灯服饰上可以窥见当时中山国上层人物的服装风格。这件银首人俑铜灯的主体形象是一名男子，身着当时华夏地区流行的深衣。其所着深衣交领右衽，曲裾缠身多层并呈“燕尾”状曳地，衣服还上饰有红黑相间的华丽卷云纹。
深衣改变了过去服装将上衣下裳分开裁制的方法，其基本特征是：交领、右衽、系带、宽身大袖，上下相连接但又保持一分为二的界限，穿着方便，飘逸洒脱，是对服装的一种改良。
这件男俑的服饰固然不能完全代表中山国的上层服饰，但连伎俑都着宽袍大袖的华服，中山王的衣着应该更为华丽。战国时期上层贵族尤其是君王的喜好对服饰的潮流有非常大的影响，如“齐王好穿紫衣，举国皆服紫”“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
赵武灵王通过胡服骑射改革，吸收了来自游牧民族的灵活与野性，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而中山国对武备的荒怠，出现了“战士怠于行阵”“农夫惰于田”的局面。
当赵武灵王换上英武的胡服，巡走在赵国与中山的边界，把虎视眈眈的目光投向中山国灵寿城的方向，王厝看不见紧衣窄袖的赵武灵王已经做出了进攻的姿势。
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19年）起，赵国连续发动对中山国的进攻。面对赵国的进攻，中山国进行了苦苦抵抗，但可惜已无力回天。公元前296年，赵国攻陷中山国都灵寿古城，中山国遂告灭亡。
在历时二百余年的征战与融合中，中山国演绎了一段段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创造了交互融合、独具特色的文化，在春秋战国时代的民族文化融合中具有典型意义。(完）（原标题：这个由游牧民族创造的神秘诸侯国，为何在拼杀崛起过程中紧紧拥抱中原文明？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刘卫华提供。）
作者/刘卫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