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的一生都不可能一直一帆风顺，总会经历过一些低谷，虽然许多的人很难从低谷中走出来，可是强者总会从人生的不如意中找到前进的动力，继续奋力前行。
邓朴方就是这样一个人，原本他拥有大好的人生，优秀的背景，智慧的头脑，帅气的容貌，可是就是因为一念之间，他从北大的高楼上一跃而下，最终导致了终生的残疾。
虽然失去了身体健康，但他仍然坚持工作，为了专注残疾人事业，他经常现身各大高校，以自己的亲身经历的故事激励大家。
邓朴方
当时在北京城内的各大组织里，学生和观众经常能够看到一个“正襟危坐”在椅子上，旁边却挂着随身导尿器、身患脊椎横断性半身不遂的邓朴方。他总是一本正经，兴致勃勃地和大家谈一谈何为人道主义，何为人的三重境界。
一开始的时候，大家总是很难以理解，为何他经历了那么多的风浪却仍然笑对人生，可随着日久天长，邓朴方的经历感染了很多人，他以自己的工作和事业为伴，走上了一条激励别人、鼓励别人的人生道路。
那么，邓朴方有怎样的人生际遇？他为何会如此呢？
北大高材生邓朴方
邓朴方出生于山西省左权县的一个小村落，这个小村落并不同于其他的小地方，因为在1940年～1945年，这里曾经是八路讯前线总指挥所，许多老一辈革命家都将这里当成为自己的家，比如说朱老总和彭老总等人。
1945年，邓小平和长子邓朴方合影
但对于邓小平同志来说，他比别人对这里更有感情，因为他的长子在这里出生了。卓琳和丈夫邓小平结婚之后就一直追随在他的左右，后来在她一朝有喜，怀上了孩子，但还要兼任邓小平的秘书，帮助党中央一起处理工作。
因为局势动荡，条件简陋，所以卓琳在生下孩子后不得不和孩子暂时分离，邓朴方就被送到了附近村落家的一个农户家里。父母闹革命，孩子自然就成了累赘，所以邓朴方是在一个农户家度过的童年。
因为缺少父母的照顾，所以这个孩子也一直没有人关注，偶尔大家去看看他的时候却发现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是什么。于是，大家看这个孩子白白胖胖就都给他取了小名“胖胖”。
邓小平与卓琳
后来刘伯承来到邓小平家里看望他们夫妇，也恰巧看到了正步履蹒跚的小胖胖，刘伯承心想，应该给孩子取一个名字了，正好卓琳也要求他给孩子取一个大名。刘伯承便在纸上方方正正地写下了四个大字：朴实方正。
他说:“这个胖娃长得如此朴实，就叫朴方，好不好？”卓琳夫妇都说此名字不错，于是大名邓朴方诞生了。
因为父母要一直随着局势奔走，所以邓朴方受到父母的照顾很少。他不仅出生于战火中，也在战火纷飞的环境中成长，他不知吃了多少的苦，受了多少的罪，但是他没有想到这些罪和苦对此他日后的打击都不算什么，甚至是少如牛毛。
邓小平早期全家福
卓琳和邓小平一家三口终于盼到了新中国成立，1962年，邓朴方顺利地进入了北大读书，他选的专业是物理系原子核物理专业，当时国内关于这个方向的研究正处于短板。
如果邓朴方能按部就班地读下去，一定会在新中国的历史上青史留名。可是，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通常会将那些渺茫如尘埃的人撵在轮子下面，邓朴方亦是如此。
1968年8月，十年浩劫正式开始，在这十年的岁月里，很多的无辜之人都遭受了平白无故的打击和摧残，有的人在这段时间里失去了生命，比如刘少奇同志，但是还有的人在这段时间里浴火重生，比如说傅冬菊同志。
可是邓朴方属于前者，那时候的他还没来得及将自己的才能奉献在中国的核理事业上，那些穷凶极恶的人就找到了他的家门。
邓朴方
局势的变化让矛盾更加尖锐起来，别有用心的人将这些矛头直指邓小平同志全家，这也把在北大的邓朴方逼到了一个绝境。对方让他写一些黑材料和不利于父亲的信，邓朴方毅然决然地拒绝了，因为那根本都是莫须有的事情。
1968年的春天，邓朴方和他在北大念书的妹妹被邓楠关押在北大物理楼实验室内。在关押了四个月的时间里，这些人对他们二人进行了无情的折磨，甚至还要求他们交代父母的罪行，可是父母又有何罪行要交代呢？
邓小平和卓琳夫妇非常骄傲，他们的孩子没有为了获取生机而和对方合作，不论是遭到怎样的毒打，怎样的侮辱，他们坚持拒绝开口斗争自己的父母。
邓小平与卓琳
因此他们二人大祸临头，被关在实验室内的邓家兄妹自我鼓励，他们坚信终有一日阳光会驱散雾霾，正义会始终到来，可是敌人的狡猾比他们的希望更早一步。
1968年的九月，那些穷凶极恶的人将邓朴方关进了一件具有放射性物质污染的实验室，并且还将把门封得死死的，所有人都知道，谁在这间实验室待久了，谁将会因受到放射线的污染而必死无疑。
于是邓朴方须寻机自救，他发现，翻窗顺着四楼的水管或许能够逃生，当真正去实行起来的时候，他却从8米高的地方摔落地面。
邓朴方
当时他的脊椎骨就受到了重伤。虽然那时有很多人在校园里活动，可是那些犯罪分子不允许他到医院去医治，因此邓朴方的病情一拖再拖，最终导致了半身不遂。
一跃而下导致的高位截瘫
所有人都没有想到，邓朴方本来是想自救，可是这一跳直接造成了他第十一和十二胸椎瘫痪，这一跳直接把一个活生生的健康大好青年跳成了一个再无学术能力的残疾人。
在他跳楼之后所遭遇的情况要比他跳楼所遭遇得更加糟糕，邓朴方回忆，在自己落地之后，没有人敢上前来施救，只有一位工人王叔叔把他拉到平板车上到处求医问药。可是没有一个医院敢收留邓朴方，于是他的病情一直拖着得不到救治。
邓朴方
后来那些导致邓朴方跳楼的人因他的伤势太重而感到害怕，所以他们不得不将他送到了医院，可是医院只敢接受而不敢治疗，直到邓楠被押到了医院签署了自己的名字，医院方面才开始动药。
直到那时，这些心肠歹毒的人还是没有放过邓家，他们把邓楠再次押走，邓朴方一个人在医院和病魔作斗争。虽然医院给邓朴方进行了所谓的手术，但因为可怕的拖延和影响，最终导致邓朴方的身体胸部以下位置都失去了知觉，造成了令人心酸的高位截瘫，要知道这些本来可以完全避免。
邓朴方
后来，邓朴方的情绪好了一些之后，他被转移到了清河镇社会救济院，那个地方又冷又臭，但是邓朴方要在那里和几十位“有罪”的人共度接下来的生活。因为生活不能自理，邓朴方活得极其艰难，无法处理自己的大小便，白天还要做手工来换取微薄的工资和吃食。
2月3日，邓小平夫妇得知了大儿子这种情况后，卓琳吓得当场都晕了过去，邓小平同志的眼泪簌簌地往下流。当天他们就给组织上写了一封信，请求组织帮忙照顾儿子的困境，如果实在没有人手接管，那么他们做父母的希望组织上能够同意邓朴方把人送到江西。
邓小平与卓琳
那时邓小平同志已经将近古稀之年，本来儿子有大好的前程，有健康的身体，没想到竟是如此结果。在周总理得知之后，他马上将邓朴方转移到了江西，回到父母身边。在江西的那几年，邓朴方说自己“心如死灰”，因为他本来可以是一个翱翔天空的雄鹰，却变成了一个日日在床上靠父母亲为他翻身擦汗的废人。
邓小平夫妇知道，如果不给儿子进行及时的治疗和康复训练，那么这个孩子将来的情况会更糟。当时正值中美建交，美国方面的医疗技术要远胜于新中国，所以在很多同志的协调之下，美国那边的医师联系了加拿大的好朋友医生，而这个加拿大的医师可以为邓朴方进行手术。
邓小平和卓琳
人有了希望就有了盼头，自从邓朴方听说自己可以进一步治病时，他的眼神忽然明亮了起来。就这样，他开始为前往加拿大做准备，在那里，医生往他的体内植入了钢板铁盘，这一操作直接能使邓朴方坐起来。对于一个之前只能躺着的残疾人来说，坐起来就是人生的新的开始。
中国残联事业的奠基人
宝剑锋从磨砺出，邓朴芳在进行手术之后必须马上地快速进行康复治疗。邓小平夫妇千凑万凑才凑出了一笔钱让儿子住进了康复中心。邓朴方说：“正是这场降临在我身上的灾难，才让我开始的另一番事业。或许真的是冥冥之中自有安排。”
邓朴方
因为自己遭受过这种病痛，所以也想给别人提供帮助。邓朴方由此产生了一个想法：中国的残疾人康复中心少之又少，那么那些急需康复的残疾人都去哪儿了呢？于是，他找到了开国大将王树声的儿子王鲁克。
他们两人经过多方的商讨约见了卫生部和民政部的部长，把各种深层的想法都进行了协商。当时历经十年之后，中国社会已经恢复了旧有的秩序，1983年3月，在邓朴方的努力下，中国康复中心筹备小组成立。
在邓朴方的带领下，康复中心的工作深入地发展下去，他希望所有的残疾人都能够受惠于此。但是有地方收容残疾人还不够，还要让他们看得起病，花得起治疗费，于是在第二年，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成立。
邓朴方
邓朴方本来就是一个搞物理学的高材生，他的头脑中有千百种方案，局限他的只不过是社会的环境罢了。于是他把自己搞物理科学的劲头发挥到了帮助残疾人的事业上，1988年的3月份，邓普芳和王鲁克联合努力，他们将三个残疾人组织并为一个中国残疾人联合会。
这个组织的成立意味着中国所有的残疾人都有了自己的专门机构，他们有问题可以来反馈，来求助。
在邓朴方的领导下，中国大陆的残疾人终于有一个地方接纳他们。在三年之内，50多宗白内障复明手术，16万个小儿麻痹症后遗症治疗以及593个聋儿语训部，1000多个社区康复站拔地而起。因为其工作突出，联合国秘书长还给邓朴方颁发了一个人道主义的奖章。
邓朴方
当有人问他，为何要如此关注残疾人事业时，邓朴方回答：“在我是一个健全人的时候，我从没有想过残疾人是怎样生活的，他们会不会某一天突然死去？会不会对生活失去信心？当我成为残疾人之后，我才知道，为了排汗，人一天要喝两大瓷缸水，而且还要借助父母亲人的力量为自己擦身体，端屎端尿，我这才知道他们是最不容易的。”
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一定要为别人撑把伞，邓朴方就是这样的一个人，那时他还十分担忧，如果自己身体不行垮了下去，中国的残疾人事业会不会也会跟着垮掉？对此他表示：“我只能没命地干，没命地拼，因为我必须把基础打得牢牢的，才能让后来人好好接手下去，光给他们提供场所和治疗还不够，还要让他们从精神上正视自己，关爱自己，让自信自强这几个字融进自己的精神里，才能让他们真正地站起来，而不仅仅局限于他们的双腿。”
邓朴方
邓朴方的演讲和介绍让许多人对残联工作有了一定的认识，甚至更多的人也学着邓朴方投入到了这场工作里。
看到儿子如此变化，邓小平夫妇也感动得泪流满面，他们上一次流泪还是在得知邓朴方出事那天。在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中记录了这样一段：在得知哥哥出事之后，妈妈一连哭了三天，爸爸没有流泪，只是默默地抽烟。他内心的痛苦并不比妈妈少，因为他知道他是因为自己的问题而让儿子遭受如此残酷的迫害，他因内疚而陷入痛苦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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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父亲，最大的悲痛莫过于看到本来活蹦乱跳的儿子因为高位截瘫而生活不能自理。那时，年逾花甲的邓小平同志每天都会给儿子翻身，每一夜都会给儿子擦澡，在他的动作里充满了普通的父子亲情，而邓朴芳也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他重新的“站”了起来，还做出了一番事业，受到了世人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