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22年初香港、上海疫情统计数据对比分析
根据香港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2022年4月24日公布的数据，第五波疫情香港累计阳性个案1189229宗，9036人离世，死亡率维持0.76%。
今春的奥密克戎疫情，上海几乎与香港同时爆发。当时香港并未完全躺平，但还是死了近1万人，这个数据大致是流感年度死亡人数的近20倍。——香港一年因流感死亡人数一般仅有几百人，最严重的情况也就500人左右。
几乎是香港人口4倍的上海，理论上死亡人数应该也是香港的4倍（4万左右），但实际上，上海市的死亡人数仅仅是香港的5%，500多人。
如此大的数据差异，这是为啥呢？
首先，香港人口老龄化十分严重并且老年人疫苗接种率比较低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第二，就是港府抗疫策略存在问题，以致染疫人数失控性爆发，重症人数急剧增加，导致医疗系统崩溃；
第三，是香港早期奥密克戎流行期间分级诊疗制度不完善，部分轻症患者占用了病床，导致医疗资源挤兑，无法及时治疗重症患者，病死率极速升高。
当然，有人质疑香港存在统计口径的问题。比如，有严重基础病的老人，即使不得新冠也可能会正常死亡，把这些人的死亡数据归入新冠的死亡，这个死亡数据可能存在不合理（部分夸大）的成分。
从历史数据的对比来看，2021年，香港死亡人口为5.12万人（全口径）。而2021年中旬至2022年6月期间，香港地区的死亡人数为6.16万人，虽然不是完全的同期相比，但这多出来的一万人，基本与因新冠死亡的统计人数是可以对应上的。所以，香港的这个新冠死亡人数，即使因为口径问题而有所夸大，但夸大的成分也并不高。
同样，也有人会质疑上海这个死亡人数的真实性，认为实际数据会比公布的这个数据大得多。比如说，来不及送院就死亡的，再比如，因为上海管控失当引发次生灾害而导致无法就医而死亡的有基础病的老人，可能没有统计到新冠死亡人数里面。其实，香港当时因为新冠大爆发导致的次生灾害（医疗挤兑）的严重程度，不会比上海低，上海出现的这些情况，香港同样存在，甚至更严重。因为当时香港的医疗系统已经崩溃了，即便不封控出得了门，也没有医疗资源给你用。具体信息，可以查阅香港卫生署之前总结性的新闻发布会。
退一万步讲，就算上海的这个数据确有水分（统计口径偏小），就算上海实际可能的死亡率和香港一样，高达0.76%，那么按上海60万的阳性感染基数（这个基数比香港少了近一半，得益于后期的严格管控遏制了病毒失控性爆发），也就是4560人左右。就算这样，这个数字比上面按上海香港人口基数类比可能的4万死亡人数也小得多得多（十分之一多一点而已）。
从上面的数据对比分析可以看出，上海后期的严格防控还是很有成效的，有效防止了医疗系统崩溃，这也是上海最终死亡人数不高（对比香港）的根本原因。
二、中国整体医疗救治保障条件如何？在全世界处于什么样的水平？
每10万居民中ICU的数量是反映一个国家救治水平的一项重要指示，在这方面排前列的基本上均是欧美日等发达国家。
中国的ICU发展较晚，医疗卫生体系一直落后于西方，中国至1970年才开始建立第一张有现代意义的ICU病床，较西方晚了一个世纪。根据2019年发布的《管向东：中国重症医学四十年》一文中指出，2015年ICU床位数占医院总床数的比例为1.7%，仍然没有达到国家的最低标准（2%-8%），同时期，发达国家该指标普遍达到15%，其中美国达到了18%。
目前，中国大陆每十万人的ICU病床数是4.6个，略高于印度，而香港是大陆的3倍；中国台湾则是大陆的6倍，约为27个，超过日本、韩国和新加坡，位居亚洲第一；德国每10万人约有30张ICU床位，而美国则是大陆的10倍。
上面关于医疗资源的数据，都是有据可查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 News）2021年4月份公布的全球医疗系统排行榜，以及权威医学杂志《柳叶刀》都有相关数据，其中，世界医疗体系水平最好的国家均集中在欧洲和北美，日本是亚洲唯一上榜的国家，至于中国嘛，目前是远远排不上榜的。
2021年，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曾有团队发表论文，预测过我国医院卫生资源短期配置情况。文中，作者预估了上海ICU的床位数和使用水平：上海市ICU病床数为1497张，在全国各省市排名中处于中上游，但床位使用率却高达95.7%，居于全国之首。此外，上海拥有的呼吸机数预估为1317-1497台，ECMO数为34-69台。
上海每10万人拥有6张ICU病床（远超全国平均水平），在疫情高峰时还非常紧张，其他省份都援助了重症医疗专家。根据“上海发布”的数据，2022年5月5日24时，在院治疗9122例（其中重型526例，危重型95例）。一轮疫情感染62.5万人，实际重症+危重症人数峰值为621人（5月5日），相当于每感染1000人就需要1个具备危重症抢救能力的ICU床位。假定感染40%人口（1000万人），则需要1万个ICU床位，远远超过现有供给。
从上面的数据对比可以看出，即便是上海这样医疗条件在全国居于前列的大城市，跟发达国家（欧美日）和地区（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相比，也是相对落后的，而且不是落后一点点。一旦疫情失控性爆发，是很难抵御疫情的冲击的，医疗系统的救治能力大概率会被击穿，最终会对整个社会造成极强的破坏力。
三、国外基本全面放开（躺平）了，为何就中国不能？
分析、考量彻底放开的条件，最根本的一条，就是看病毒本身的冲击破坏力（传染性、重症率）与整个社会的医疗、经济、民生保障系统抗疫情冲击能力的对比。如果两者的力量已经达到了基本平衡，就可以考虑放开，否则，就需要忍耐要等。
前者相对简单，是由病毒本身的特性决定的。从跟踪统计的结果来看，新冠病毒目前的变异趋势是稳定的：传染性增强、潜伏期缩短、但毒性（重症率）在持续降低，重症率已从最初的1.5%下降到目前奥密克戎的0.1%左右，过一段时间，应该还会更低。这为后续的全面放开准备了先决条件。
至于后者，就相对复杂，主要涉及下面五个因素：（1）人口基数和人口密度；（2）医疗保障条件，包括人均重症病房等基础设施设备，以及疫苗（接种率）、药物储备、制度完善、医疗人员配置等；（3）社会经济的支持能力（物力和财力，特别是政府财政支持能力）和抗压能力；（4）政府的社会治理效能，包括政府的执行能力和民生保障能力；（5）社会民众的动员、配合程度和忍耐力。
相对于发达国家，上述五个因素中的前面两个，根据全球主要国家医疗资源的数据对比可以看出，中国明显是处于劣势的。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一旦全面放开，鉴于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和相对脆弱的医疗系统，社会面遭受巨大冲击是免不了的，而且如果执行上出现偏差，医疗系统大概率是扛不住的，很可能会导致医疗系统崩溃，根据之前的数据分析，其导致的结果会比香港更严重。但后面三个，中国是明显占优的，这也就决定了中国在抗疫上可以具有更强的韧性，可以采取更多的手段和措施（坚持动态清零）去等待病毒冲击破坏力不断降低，并把对经济社会的影响降到最低，最终实现相对平稳有序地放开。
国外发达国家（比如美国、德国、英国、法国、新西兰、新加坡等）的情况恰恰相反，他们的人口基数少，医疗系统相对完善，医疗保障条件较好，抗疫情冲击的能力也相对较强，鉴于经过前两波病毒（原始毒株和德尔塔）的冲击，抗病毒能力相对偏弱的群体已经大幅减少（比如，截止2021年12月31日，美国新冠累计死亡82万例，2021年全年，美国新增死亡47万例，这还只是CDC公布的保守数字），如果病毒的毒性（重症率）降低到一定程度，其医疗系统就基本可以承受疫情大面积传播产生的冲击破坏力（不至于崩溃），那么即便全面放开（主动或被动），也不会对整个社会造成过强的破坏力。但实际上，欧美发达国家的放开，更多的还是被动放开，因为欧美“小政府”的行政治理效能（4）扛不住民众的不配合和不忍耐（5），而且相对于民生，欧美资本更看重经济的压力释放（3）和抗疫的投入产出比。但即便是上述医疗资源相对发达的欧美国家，放开，也并不意味着没有风险。还是以美国为例，截至2022年11月22日，美国新冠累计死亡1077738例（JHU数据），2022年新增死亡依然超过25万例，仅22日当天，新增死亡就有560例。这个死亡数据，如果放到人口基数4倍于美国且医疗条件相对落后的中国（类比），会怎么样？可以自己脑补。
部分不发达国家（比如印度、越南等，以及南美、非洲的那些落后国家），可能五个条件都不具备优势，既不具备抗疫情冲击的能力（医疗，经济），也不具备等待的条件（政府强大的社会治理能力），一旦经济绷不住或者防疫措施不到位，被动放开可能就是唯一的选择。特别是非洲大部分国家，医疗保障条件极差，人力物力财力匮乏，基本不具备长期抗疫的条件，更何况相对于其他疾病，政府也没有能力顾及新冠的防治。目前，在非洲国家中，唯一还在坚持抗疫的国家基本就剩下尼日利亚了，作为非洲最大的经济体，总体的抗疫成果还算不错。
至于日本、韩国和香港等逐步放开的国家和地区，那是因为疫情失控之后的冲击已经形成，覆水不可收（想回头也很难回去了），而且，医疗保障条件也相对发达，放开可能是相对合理的选择，至少对经济会有一定的稳定、促进作用，而且可以大大减轻政府的抗疫压力，特别是财政上的压力。
防疫其实就两条路，一是严防死守A，二是躺平放开B，没有简单可行的中间道路。“既要又要，既不能也不能”，说起来很简单，但执行起来却很不简单。不管是选A还是选B，都是本国政府根据疫情的发展变化和自身的国情民情做出的合理选择。不能因为其他国家和地区主动或被动放开了，中国就可以不顾国情民情随意照搬、随意放开。
很多人会陷入一个逻辑误区。就是A（严防）和B（放开）两个状态都不好，其实B可能更不好，但是我们现在处于A，只感受到了A不好，就觉得不管怎么样，A让我不舒服了，那么我们就要B。但问题是，谁能保证B就一定会比A好呢？
A确实有A的问题，比如要付出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成本，比如限制居民的行动自由，影响社会经济甚至部分人的生计，甚至还可能会衍生出局部性的“次生灾害”。但A却可以成功避免数百万级别的人口死亡。——如果走B这条路，类比美国近110万的死亡病例，中国的预期死亡人口就可能超过400万。A影响经济，但B对经济社会的影响，有没有可能比A还严重呢？看看当下已经放开疫情管控的欧洲的社会经济状况，是比中国好还是更差呢？这虽然不是肯定的答案，但还是可以作为判断的参考。
从个人的角度来看疫情防控，无非是自由和安全的考量（国内从经济角度考量的人也有，但还不能作为个人考量的主导因素）。严防（A）影响个人自由，放开（B）影响生命安全。前者是实实在在可以感同身受的，三年的严格防疫，让人很不舒适。而后者这个安全影响，部分公众却是持怀疑甚至否定态度的。主要理由是新冠已变异到毒性大大降低，重症率和死亡率已降到很低的水平，认为对个人的生命安全已经几乎不构成威胁了。这个理由，从表面上看貌似有一定的逻辑。
从国家层面从社会公共安全管理的角度去考量疫情防控，却并没有这么简单。从社会公共安全管理的角度出发，新冠是不能轻易开放共存的。因为面对传染性很强的病毒，政府考量疫情冲击破坏力的最核心最重要的一个数据就是：重症率。
光看死亡率这个数据是很不靠谱的。没有短时间的大面积传播发病，死亡率可以很低，因为救治及时就可以避免很多重症病人死亡。但疫情一旦大面积失控性爆发，那因重症死亡的病人就会大幅上升。所以，考量病毒对社会的冲击和影响，还得看重症率这个基础数据。
重症率这个数据，国家卫健委是有跟踪统计的，谁都可以查得到，不存在国家和个人信息不一致的问题，除非你无视或不认可这个官方数据。
区别只在于，个体只看到重症率已经很低对自己个体的威胁很小，所以支持放开，但国家不是看微观个体（经济也一样），而是从宏观角度、从整个社会的角度、从公共安全的角度去评估病毒的重症率对整个社会和医疗系统可能造成的冲击和影响，如果冲击和影响已经到了可以接受的程度，国家才会选择放开。
有人可能会质疑，在重症率很低的情况下，放开是否真的会导致中国的医疗系统挤兑甚至崩溃呢？如果这个判断不成立，那么“预期死亡人口可能超过百万”这个结论就是杞人忧天。
这个问题，是可以通过模拟压力测试进行数据分析的。
根据国家卫健委的统计发现，奥密克戎重症率约为0.1%，与原始病毒的重症率1.5%相比，出现了十分明显的下降。但这个重症率，对当下的中国社会是否足够安全了呢？
中国目前ICU床位数（平均）是，4.6张/10万人。也就是说，一个城市1000万人口，ICU床位是460张。假设空闲率是20%，概算是大约有100张ICU床位空着。
如果全面放开管控，奥密克戎指数级传染，20天之后，假设有一半人感染了，就是500万例，如果按千分之一的重症率计算，那么就可能出现5000个重症。而如果短时间内大量人口同时感染，造成医疗资源挤兑，轻症、普通和半重症患者不能得到及时治疗，那么这个重症数据可能还会攀升。
而我们可用的ICU病床，只有100张，却有5000（甚至更多）病人需要等床位，其实约等于直接拉太平间了，这就是医疗系统崩溃。而这5000个人，背后就是5000个家庭。而如果短期内有5亿人感染呢？就可能导致50万以上的家庭将会因为医疗系统崩溃而失去亲人。这还只是保守估计，如果医疗系统持续瘫痪，那这个死亡数据就可能灾难性攀升（甚至超过百万）。
这样的社会压力和医疗崩溃，不是我们现在的岁月静好能承受的。所以，我们现在能做的，不是直接开放，而是不断优化管控措施，积极做好防疫保障准备。
抗疫三年，中国扛了三年的A，尽管付出了很大的成本和代价，但换来了当下的局面：没有出现美国近110万人口死亡的B情况。也就是说，类比的话，是避免了中国近400万以上预期人口的死亡，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成功了。尽管官方不会这么去宣传，但老百姓其实应该这么去看问题。
否定中国防疫政策的，其实可以分为两类人。一类是从始至终反对防疫的，这是全盘否定中国防疫策略的正确性，也就是全盘否定中国现有的防疫成果，认为美式防疫的“自由主义价值”才是值得提倡和追求的；还有一类人，之前是支持的，但现在因为全球基本都躺平了，就认为疫情的威胁已经消失了，即便有也是很微小的，不想再坚持、忍耐了，认为中国再坚持动态清零不再是“以人为本”而是徒劳无功的劳命伤财。
其实，反对防控的人只看到了严格防疫带来的成本和代价，比如抗疫三年但疫情并没有消退，经济社会受冲击，个人自由受限、利益受损甚至一小部分人的生计都遇到了问题。但中国三年防疫的隐性成果其实是十分巨大的，那就是中国成功避免了庞大的老弱病群体大规模成为疫情的牺牲品，这其中受益的，是每个人的父老亲朋。不能因为这是隐性的成果，我们就假装看不见。中国政府没有用老弱病群体的大规模牺牲去换取经济发展，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以人为本、以民为本”。
现在病毒的重症率确实在持续下降，也算是看到了可以平稳放开的希望，但2022年美国新增死亡依然高达25万人，怎么可以认为疫情的威胁已经消失了呢？防疫三年，中国付出了巨大的成本和代价，现在眼看快走到头了，怎么可能随便放弃好不容易得来的抗疫成果（A）而转向B这条路呢？再坚持一段时间（比如半年）巩固现有的防疫成果，怎么就成了徒劳无功、不“以人为本”了呢？等扛过了这个冬春季疫情，再根据疫情的变化重新评估防疫政策是否可以转向，这才是合情理、负责任的做法。
从新华网、人民日报接连两天（2022年11月19、20日）发文强调，以及石家庄、北京等地防疫措施快速收紧的情况来看，当下国家“坚持动态清零政策不动摇”这个态度是十分明确的，只是地方对“二十条”在理解上还存在偏差，而且在执行上，压力和难度确实都很大，出现一些波折也是难免的。
四、既然不能躺平，中国的防疫出路在哪里？
防疫的根本目的就是降低死亡率（重症率是由病毒的特性决定的，很难人为降低），但其根本途径是（降低感染人数）杜绝医疗系统的挤兑甚至崩溃（年初香港那么高的死亡率，就是因为医疗系统崩掉了），而严防死守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疫情失控性爆发而导致医疗系统崩溃。
只要医疗系统不持续性崩溃、瘫痪，在病毒重症率不高的前提下，新冠死亡率就可以很低，反之，就可能大幅度上升。这不光是一个通过压力测试模拟分析得出的理论性结论，也是一个从香港、上海实际抗疫情况和结果对比得出的实践性结论。
严格的疫情防控，必然需要付出巨大的成本和代价。比如人力物力成本、经济民生成本，以及局部地区民众的阶段性自由受限、身心折磨和生计压力，甚至会出现因为管理跟不上（制度措施不完善，人力配置不到位等）引发局部性“次生灾害”而导致小部分人正当的就医需求（健康、安全）受影响。年初上海的那波疫情，就出现过类似情况。但相对而言，这些代价是可控的。以较合理的代价换取整个城市以至整个社会的安全，是对整个社会更有益、更人道的决策。
看问题得看整体，算账得算全面，正反两面都得算。个体会本能地倾向于算小账，维护自己的切身利益，这本身无可厚非，但国家不能这么做，国家算的是大帐，算的是医疗系统崩溃的后果，政府决策的依据必须是全社会的整体安全和利益。
只要（因新冠）直接死亡和（因封控）间接死亡的人数的总和，极大地少于，因疫情失控爆发引发医疗系统崩溃而导致的预期死亡人数（按城市人口基数类比年初的香港或其他疫情失控地区），对国家和社会而言，就是有价值的，就是应该做的。
正因为如此，国家适时公布 “二十条”，坚持科学、精准的动态清零政策不动摇，同时坚决反对、整治“一刀切、层层加码”等“庸政懒政、过度防疫”的做法，目的就是不断优化管控措施，积极做好保障储备，以更科学、更精准、更高效的方式，守住“不发生疫情失控性爆发导致医疗系统崩溃”这个底线。
有严重基础性疾病的人、免疫力低下的老年人和婴幼儿（下称老弱病群体），一旦感染新冠，有较高的概率会转成重症。一旦疫情失控爆发，老弱病人无疑是受病毒威胁最严重的一个群体。根据香港卫生署今年上半年奥密克戎疫情的统计数据，这次疫情死亡病例里96%的人是60岁以上的，71%是80岁以上的老人，89%的死亡病例有长期慢性病史。
根据国家卫健委发布的《2021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截至2021年末，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2亿6736万人，占总人口的18.9%，而我国80岁以上老年人的新冠疫苗全程接种率仅为65.7%。由此可见，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已十分明显，老弱病人口的基数是十分庞大的。
极大部分免疫力较强的青壮年，感染新冠后可能都是无症状，严重一点也可能只是轻症，但老弱病群体感染新冠后如果得不到及时救治，可能会直接面临死亡的威胁。
在医疗资源还不足以抵御疫情大规模爆发冲击的情况下，只要疫情失控冲击医疗系统，不管是严格封控力保医疗系统不崩溃（比如年初的上海）还是放任疫情冲击导致医疗系统崩溃（比如年初的香港），不管是受疫情封控或医疗系统崩溃影响不能及时就医，还是直接感染新冠，就最终的结果而言，老弱病群体都可能会成为受疫情冲击最严重最直接的受难者。而唯一能确保他们免受死亡威胁的途径，其实就只有一条，就是竭力避免疫情失控性爆发对国内尚不够发达不够完善的医疗系统造成破坏性的冲击，同时，不断完善医疗保障条件（设施、设备、药物、人员和制度等），直到那个可以主动放开的时机到来。
当下不放开，是因为现在奥密克戎的重症率对中国社会现有的尚不够发达的医疗资源而言，还不够安全。不能因为病毒的重症率很低、极大部分青壮年因为自身免疫力较强即使感染了也都无症状，而简单地认为疫情对医疗系统的冲击威胁已经解除。实际上，如果疫情大面积失控性爆发，其短期迅猛的冲击力依然会导致医疗系统崩溃，最终就是像年初的香港一样，因为没有医疗资源可用，重症病人无法及时救治，死亡率快速攀升，这不管是对政府还是对普通民众而言，都是不可接受的。
既然还不能放开，真要防控好，在做好民生保障的前提下，一旦疫情传播出现失控的风险，全区域严格静、一刀疼，未必就不是合适的办法。一刀下去确实有点痛，但也是最快解决问题的办法。年初上海的疫情，就是这么控制住的。最差的，其实是瞻前顾后、左右摇摆，费时费力最后也讨不得好。当然，防疫政策还得全国统一，一些地方严格防疫部分地方消极拉垮，最终的结果，可能就是拖全国下水被动放开。
既要防疫情，又要保民生，财政支持肯定是必要的，另一个重要的因素，其实还是人（怎么管理）的问题。抗疫就像做手术，开刀一时疼，但更重要的是预后，预后做不好，手术做得再好，也免不了要复发。而疫情的预后，其实就是常态化防控。
深圳自从上次全域静默之后，虽然外防输入的压力始终很大，小疫情也是时断时续，但至今已没有出现过大面积传播的疫情，在坚持“动态清零”方面，可以算是相当成功的。而深圳成功所依靠的措施，就是以常态化核酸为主的常态化防控。
深圳现在严格防疫常态化，也没有说严重影响了市民的工作生活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即便是当初大范围封控期间，也没有出现次生灾害问题。现在除了个别被管控的小区楼之外，深圳人该上班上班，该消费消费，该出行出行（周末东部出游堵高速，已经回归常态化）。貌似深圳人已经习惯了当下的常态化防疫，比如一天一检、人人有份。
全国一盘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确实难，但不是说没有做好的可能。深圳，可以说是全国常态化防疫压力最大的城市之一，而且是一线大城市，既然深圳能做好，其他地方应该就没有理由做不好。其他地方拉垮，自然有拉垮的各种主客观原因，但防控措施不果断、不及时、不到位，一定是其中之一。所以，就坚持“动态清零”而言，不是能不能做到的问题，而是愿不愿意花人力物力精力去做的问题，当然，还有方式方法的问题。
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每天在抗疫上付出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是十分巨大的，上千人的集中隔离就需要上亿的财政支出，但这不是某些人口中所谓的徒劳无功、劳命伤财，而是为了给国家和人民换取一个相对安全的放开窗口。
真到了某一天，病毒的重症率再降低一些（这是一个比较明确的趋势），疫苗接种率再高一些，国内的医疗保障系统（设施设备、诊疗制度、药物储备等）再完善一些，到了医疗及其保障系统的相对抗压能力足以抵御病毒大规模传播的冲击的时候，也就可以主动放开了。
既然国家“坚持动态清零政策不动摇”这个方针已定，争论和抵触，对国家的防疫大局不仅没有任何积极意义，反而是有害无益的，只会造成人心的混乱，不断刺激社会面的焦躁情绪。我们所能做的，就是积极面对，继续坚持和忍耐，严格遵守防疫规定，认真做好个人防护，等待胜利的到来。
相信这一天，不会太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