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重读孔飞力老师的《叫魂》，故事虽然发生在清朝乾隆年间，但是孔飞力却说这本书是写给当下中国人的，读完确实有种脊背发凉的感觉。如果250年前的事情时至今日还在反复发生，一定不是偶然事件，而是历史规律，像我们的宿命，避无可避。
前段时间我在朋友圈里发了一段文字：
我们小区每一层消防门用钉子钉死，然后关停电梯，还有一群人从楼顶往下灌酒精，我在想：如果有人在卫生间里抽烟，是不是都要一同陪葬？结果不幸被言中，虽然没有发生在我的身上，就像《叫魂》里预言一样，避无可避。
那么《叫魂》到底讲了什么内容呢？
先说下历史背景，故事发生在1768年，也就是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后的第3年。
经过康熙和雍正的治理，到了乾隆继位时，大清对内没有天灾人祸，对外也没有战争和威胁，一副国泰民安的景象，可以说，乾隆手拿一副令所有皇帝都羡慕的好牌。
这一时期也被后世称为“康乾盛世”，当时清朝GDP是法国的8.2倍，英国的17.3倍，所占世界GDP的比重达到32.4%，比现在美国24%还要高出8个百分点，而且当时整个欧洲所占世界GDP比重仅为23.3%。
“叫魂”就发生在当时最富庶的江浙地区，正值春天3月份，有一个可怕的妖术传言传遍了江南小镇的每个角落，一些游方和尚利用一个“叫魂”的妖术，通过剪掉人身上的发辫做法，可以窃取他人的魂魄，和现在东南亚巫蛊术非常相似。
这种妖术据说喜欢对男童下手，先用粉状迷药迷倒男童，然后再将他们的发辫取走，之后就可以利用发辫窃取魂魄。
对于一个传统的中国家庭来说，男童不仅是传宗接代的火种，也是未来的支柱与希望，窃取了男童的魂魄，就窃取了他们的生命，此类谣言可以说传播力非常强。
很多百姓也据此将很多游方术士抓去衙门，在衙门刑讯逼供之下，游方术士们便屈打成招，编造了很多的谎言。可是这些案件呈到浙江省按察那里的时候，主审发现漏洞百出，因此也没有将这类事情放大，放走了游方术士。
可是从1月初，一直到11月份，各地陆续出现了类似的叫魂的案件，而且案件事发地从浙江蔓延到全国，涉及全国十几个省份。作案手段千奇百怪，有些是写符咒进行拍打，有些是取别人家的衣服，更多是取对方的头发。
由于此类似案件众多，最终被乾隆皇帝知晓，当他浏览这些信息看到“剪头发”三字的时候，立刻触动了敏感神经。虽然“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已经过去了100多年，但是关于汉人“留头不留发”的痛苦记忆依然深刻。
同一时间很多地方都发生了类似的案件，这背后肯定有着巨大的政治阴谋。他相信有人借剪辫子来煽动汉人对满清的仇恨，并阴谋挑起叛乱，所以他立刻下令地方对妖术进行清剿。不仅如此，这次危机当中，官僚机构的表现让他非常愤怒和失望，也加强了他对这群官僚们，尤其是汉族官僚们的猜忌。
他怀疑这群官僚们懈怠懒惰，敷衍塞责，欺上瞒下，所以才导致这次“叫魂”的妖术横行无阻，到处蔓延。对于整个帝国来说，这种腐败的毒瘤同样也是一种危害，其程度不亚于民间的妖术。
虽然乾隆强调事态的严重性，但是在“叫魂”事件发生的前两个月时间里，几乎没有一个省级官员主动向乾隆皇帝申报，他们的应对政策大致相同，那就是安抚群众的恐慌情绪，惩治那些兴风作浪者。当乾隆皇帝要求各地如实相报的时候，除了山东巡抚富尼汉主动上报以外，其余地方官员都试图控制信息的上传。
江西巡抚吴绍诗在乾隆下旨后，在江西全境布下一张严密的警戒网，无论他如何卖力地稽查这些“妖党”，竟然没有发现一起“叫魂”案。其实不难推测，这只是吴绍诗在做样子而已，他压根就没有打算办这件案子，之所以搞出这么大的动静，无非是要忙给乾隆皇帝看，这叫忙而不动。
皇帝用成文的法规约束官僚，以此确保他们在常规权力当中办事，然而皇帝自身权力也容易被常规化。这套机制约束官僚同时，皇帝也会受到制约，所以吴绍诗只要利用好法规赋予他的权力去行事，也为自己营造了一座避难堡垒。也就是说吴绍诗按照正常的程序操作，就是乾隆也拿他没有办法。
在每隔三年一次的考核当中，很多官员会形成同盟，因此乾隆希望打破这种常规权力的束缚，掌握主动权。他建立了“粘杆处”这样的机构，四处打探情报，利用这次“叫魂”事件，肃清朝政。
他先后6次下江南，体察民情的同时，也在培养自己的心腹嫡系。“叫魂”案件为乾隆皇帝提供了一个契机，给他一个合理整肃官僚阶层的机会，通过这次案件，他将普通事件升级到“妖党”，借此充分利用专制权力冲击传统的官僚体系，企图解决官僚体一直存在的固有弊端。
时间来到1768年年末，在付出无数的无辜生命之后，案件其实真相大白，所谓的“叫魂”案，不过是一场庸人自扰的闹剧。没有一件妖术案件是能够坐实的，有的只有诬陷以及屈打成招。
如果这样一个震惊朝野的案件，以这样啼笑皆非的方式收场，不免让乾隆皇帝很难堪。 因此即便如此，也要维护皇帝的尊严，将错误推到官僚阶层的身上，之后一大批官员被降职，流放或者弹劾。最后刘墉的父亲刘统勋借助于自己在朝廷的威望，给乾隆一个台阶，叫停了这场“叫魂”运动。
很多人在看完《叫魂》之后便想起了上个世纪60年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那项运动，十年的时间，无数个家庭在这场运动中妻离子散，很多人不堪其辱自我了解，而有些则是被活活折磨致死。老舍选择自沉湖底；陈寅恪老先生被年轻人拿着扩音器，活生生吓死；吴晗哪怕“表忠心”接受改造，也没有逃过家破人亡。
如果说那项运动太过于特殊，那么那项运动之前的“除四害”运动更像是整场运动的序曲。
1958年，全国上下开展了声势浩大的“除四害”运动，理由很简单，因为教员在八届三中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其中提到：
“还有一个除四害、讲卫生，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这四样东西……要来个竞赛，硬是要把这些东西灭掉，……中国要变成四无国：一无老鼠，二无麻雀，三无苍蝇，四无蚊子。”
于是在全国展了声势浩大的“除四害”群体性活动，整个活动阵势之大，让外国友人都惊掉了下巴。
一位加拿大记者记录了他所看到的壮观场面：一位年仅10岁的小女孩，在铁路边疯狂奔跑，利用手里的一块布不断摔打地面，仅仅是为了追赶一只苍蝇。而且他在华一个月时间里，居然真的没有看到一只麻雀，苍蝇也仅仅见到15次。
《人民曰报》记载：
1958年4月19日至21日，北京市300万人连续突击三天，共歼灭麻雀40余万只。上海人民大战一天，灭麻雀掏雀蛋共25万只！随后各地都发布捷报，利用、弹弓、面盆、铁桶、竹竿、红旗、锣鼓、假人、毒饵、喇叭、音响等等各种手段消灭“四害”。
而且当时还出现了很多先进人物，比如山西有一位138岁老人，计划在他寿辰前，率领一家40口人，每人完成40只麻雀的任务；甘肃双目失明的儿童，听声打麻雀，百发百中。除了老人、盲人，很多残障人士都义务加入灭“四害”的活动，声势空前。
由于“除四害”在统计数据上很难操作，于是就靠各家“回忆”数字，然后统计上报，这为数据造假提供了巨大的漏洞，浮夸之风盛行一时。为了抑制编造数字的现象，后来出现了购买老鼠、麻雀等行为，老鼠、麻雀一度洛阳纸贵。
难道没有人质疑吗？
当时很多生物学家都对这一集体行动提出过质疑，比如中科院动物所副所长钱燕文，他认为像麻雀这样的动物，虽然在冬季的时候吃谷物，但是其它季节是有益的。
而且鸟类学家郑作新也对不同季节的麻雀进行了解剖，发现麻雀主要吃虫卵、草籽，谷物是在冬季缺粮的时候才会吃。
但是他们的言论，被认为是“右派”，在制度层面予以打击，之后再无质疑反对的声音。
在如火如荼地“灭四害”活动当中，很多公众人物也丧失了自己的立场，让更多无知群众陷入盲目狂欢当中。比如著名诗人郭沫若，写了一首《咒麻雀》，并发表在《北京晚报》上：
麻雀麻雀气太官，天垮下来你不管。麻雀麻雀气太阔，吃起米来如风刮。麻雀麻雀气太暮，光是偷懒没事做。麻雀麻雀气太傲，既怕红来又怕闹。麻雀麻雀气太骄，虽有翅膀飞不高。犯下罪恶几千年，今天和你总清算。毒打轰掏齐进攻，最后方使烈火烘。连同武器齐烧空，四害俱无天下同。
作家叶圣陶也从消灭麻雀过程中悟出了现实的意义：
“余又谓此举之效，盖不仅在歼灭麻雀，尤重要之意义在训练人民，使浸渍于集体精神，凡有利于公众之举，人人均须参加。此种精神越来越强，我国之巩固，社会主义世界之巩固，均有最可靠之保障矣。”
在舆论指导下，举国上下地开展了声势浩大的“除四害”活动，据不完全统计，从1958年年初到11月份，累积捕杀麻雀19.6亿只。
随后在1959年就爆发了全国范围内的粮食歉收问题，教员也开始反思“除四害”的错误，之后起草了“麻雀不要再打了”，这场闹剧才算收场。
对我们个人有何冲击呢？1959年，我姥姥姥爷活活被饿死，我母亲因为成为孤儿被集体收养，才躲过一劫。
在《叫魂》案当中，那些游走在社会边缘的游方术士成为最初的受害者，他们在乡土社会当中没有任何的基础，随后是乞丐、流民，最后整个活动蔓延到权力阶层。在这场运动中乾隆打破了士大夫所形成的同盟，随后的文字狱算是彻底消除了他的顾虑。
而“除四害”则测试了百姓的“愚忠”，为后来的那项运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当然底层运动者也获得了空前的权力幻觉，年轻人可以冲进任何一座大院，可以决定任何一个人的生死，甚至能够与天斗，与地斗，无远弗届、无所不能。
我看现在互联网上还有很多人怀念那个时代，那项运动所带来的力量，可以让任何一位年轻人从底层爬到顶端，满足所有野心与欲望。
借用孔飞力老师在《叫魂》当中一段话结尾：
越是万事基业，越是在肇始之时达到极盛，基业由盛转衰，权力的罂粟之花盛开，然后花落人亡。越是盛名的皇帝，越是在万民俯首的时候，万民穷极而静默，敢怒不敢言，戾气的瘟疫大音希声，然后天崩地裂。
说实话，我很害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