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李晶晶 实习记者/王映涵
编辑/计巍
顾伟在一部反思性别暴力的公益话剧《男人独白》里“本色出演”
2015年，当“男德班”首次开设时，顾伟报了名。在一次写出父亲优缺点的小活动上，他将写有“控制欲”“暴力”的纸条，狠狠扔进了垃圾桶。很长一段时间内，他自己也与这两个词有关。
从第一届“男德班”回去一周后，顾伟和妻子的离婚官司二审开庭，最终他们还是离了婚。他觉得，自己没能挽留住婚姻，但至少，还能学着做一个好父亲。
“男德班”由长期关注性别平等、青少年性教育和反对家庭暴力等议题的著名学者方刚开办，课程倡导男性学做“好伴侣、好父亲”。
第一届“男德班”开办时，只有两个人报名。今年10月，第二届男德班又开始了线上带领人的课程，顾伟成为了这届男德班的志愿者，并计划在明年男德班正式开启线下课程时，去到离自己最近的上海再次学习。
7年过去了，顾伟惧怕那只情绪猛兽还会从身体里破壳而出，他没敢再走入一段亲密关系，但戒除暴力、尊重女性的观念和行动已经成为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想让她闭嘴
11月14日，方刚在男德班带领者线上会议上模拟施暴者提出了一个问题：“她身为一个女人和妻子，不就应该对我崇拜吗？她唠唠叨叨的让我很烦，我不应该打她吗？”
“我们第一届的学员顾伟就曾经反思，想让女性闭嘴的想法，是‘她属于我’这种控制欲在作祟。”方刚继续说。
顾伟，是方刚认为在首届男德班里改变最大的一名学员。
10年前，顾伟的身份还是“家暴男”，而现在，他的身份是“白丝带反家暴志愿者”，他通过分享自己的经历去引导其他家暴者处理好自己的情绪。
顾伟曾厌恶妻子的“唠叨”。当妻子提出想来管理他的工资卡时，顾伟心想“怎么能由女人管钱呢？”随即一脚狠狠地踹在怀孕6个月的妻子腿上。“她闭嘴了”，顾伟只觉得舒了一口气。
在那之后，他的控制欲越来越重，对妻子的不满也越来越多，药瓶不能放在餐桌上、吃饭必须在自己家吃、回娘家必须事先告诉自己……他几乎每隔一个月就会对妻子施加暴力，甚至抓起妻子的头往地上砸。施暴结束后，他有一套“快速挽回方式”——流泪、下跪、写保证书。他说，妻子每次都会原谅他。
现在的顾伟坦言，那些道歉和保证也不是出自真心，“道歉不是觉得自己错了，而是想让这件事迅速过去。”
妻子怀孕时，他被工作单位提拔为领导。顾伟觉得，家暴的原因是工作压力太大，工作太忙，有时候一天要接几十通电话，都是陪着笑脸，手下的人也不听他的，每天都过得很压抑，时常睡觉时还会捶床。
妻子成为他每一次宣泄情绪时的出口。在外，他通常是一个“老好人”的模样，而在家，妻子曾说他是“怪兽”。
最为严重的一次家暴，发生在2014年4月参加朋友婚宴时。妻子埋怨他“为什么不等自己，心中没有自己和孩子”。当时他没说话，但心里憋着怒气。第二天凌晨4点妻子起床去卫生间时不经意地踢到了他的腿，顾伟发作了，用右拳狠狠砸了妻子的头，“我死死捏紧拳头，像铁锤一样。”他记得，妻子惊惧地睁大眼睛看着他，不敢尖叫，只发出低吼。
“打男人我可能也不会用这么大的力气，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在打妻子时用这么大的力气。”此后连续两年，妻子会不时告诉他，自己依然感到头疼。
这次家暴之后，乞求原谅的老方法失效了，妻子决心离婚。一个月后，法院的传票寄到了顾伟的工作单位，他慌了，“没想到她真的会跟我离婚，我以为她是那种离了我就活不了的人。”
一个偶然的机会，顾伟看到电视里播放的《中国反家暴纪事》纪录片，片中是一些长期忍受家暴的女性口述，她们选择以暴制暴，杀死丈夫，最终入狱。顾伟第一次感受到受害者的痛苦，也明白了妻子为什么每次在遭受家暴时不尖叫而只是低吼——那或许是人在极度恐惧的情况下才有的生理反应。
在这部纪录片中，顾伟还知道了一个叫“白丝带”的反家暴公益组织，他拨打了热线电话求助。
顾伟在电话里说，“我打她，只是想让她闭嘴。”咨询师反问他：“她是不是个人？是个人就都有说话的权利，你有什么资格，可以剥夺一个人说话的权利。”顾伟沉默了很久。
第一届男德班，左上橙衣服为顾伟，前排中间为方刚
让暴力终止于这一代
“白丝带终止性别暴力男性热线”由方刚在2010年设立，接受家庭暴力中施暴男性的咨询。十多年来，这个热线接听来电超6000次，其中男性咨询者仅占到15%左右。
据全国妇联和联合国妇女基金会2018年的统计，我国约有30%的已婚妇女曾遭遇家暴。给“白丝带热线”拨来电话的大多数都是受害者，像顾伟这样主动求助的施暴者并不多。很多打来电话的施暴者也并不认为自己错了，只是试图寻找补救婚姻的方法。方刚回忆，拨通电话的人本身对于幸福美满的婚姻是有渴求的，但他们因为身上大男子主义的支配性气质，会把手伸向更弱者。如何处理家庭关系、戒除暴力，对于他们来说是要去学习的。
顾伟和热线那头的咨询师断断续续沟通了一年，从自己和父母相处的经历聊到和妻子相处的模式。
1984年，顾伟出生在苏南的一个普通村落，父母都是农民。从小开始，他就经常听父亲和亲戚家的叔叔讲述如何用拳头解决事情。小时候的顾伟也曾认为这是合理的解决方式。
高考后，他的成绩不佳，父母想让他复读，但他想早早工作。父母不赞成，唠叨着，“你这样做可别后悔，小心学坏了吃枪子儿……”顾伟只觉烦躁，他冲向餐桌前，给了正在吃饭的母亲左眼一拳。
父亲叫来了舅舅。舅舅气冲冲地冲进顾伟家，狠狠扇了顾伟一巴掌。顾伟当时心里很不服气，“为什么你们能通过打架解决问题，我就不行。”
后来顾伟反思，“他们都唠叨我了，但是我没敢反抗父亲和舅舅，却只打了母亲，我本能地就挥拳向那个弱者了。我们家有家暴的‘传统’，我想让家庭暴力终止于我这一代。”
在接触了白丝带反家暴热线咨询老师的心理辅导后，他对于反家暴的认知停留在“强者”不能殴打“弱者”。直到2015年“男德班”的出现，他才认真地审视了自己在生活中对于女性的偏见，明白了“保护从属者”和真正尊重平等之间的区别。
顾伟在第 一届“男德班”中体验孕妇生活中的不便
“她不是属于我的”
2015年9月，方刚创办了被称为“中国第一男德班”的“全参与型好伴侣、好父亲工作坊”，但响应者寥寥。几乎没有男人愿意花2000块钱来到北京，用三天时间听人教自己如何尊重女性、做家务和照顾孩子。
方刚说，男德班的实质是倡导“男性参与”。这个概念在1994年开罗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上首次被正式提出。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世界妇女大会上，男性参与被写进《北京宣言》，明确呼吁“鼓励男子充分参加所有致力于平等的行动”。
这届男德班，全国仅有两人主动报名，一位来自北京，是个不知道怎么谈恋爱的大学生，想学习如何建立亲密关系；一位来自河北，想学习如何挽回婚姻。其他十余人都是像顾伟这样的白丝带反家暴志愿者。
方刚说，男德班的设立，原本是想反对“女德班”中的封建糟粕。2014年开始，市面上出现了披着国学外衣的女德班，要求女性“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逆来顺受、坚决不离婚”。
而男德班则强调男女平权、尊重女性，强调家庭分工中的男性参与。课程的主要内容为“家庭暴力成因及干预”“反思大男子汉气概”“怎样做家务和照顾家人”“认识并挑战社会性别刻板印象”“婴幼儿护理”“怎样对青少年进行性教育”等。
方刚认为，“改变要从男性做起。”男性通常享有财产继承权、子女冠姓权，在家庭和社会中通常处于支配地位。长期身处这种文化环境下，就容易忽视这种男女不平等的权力关系。
“我就曾经是一个家暴过妻子的人。”2015年10月，顾伟从家中坐了一整天的火车来到北京，在“男德班”，他有些怯懦地讲述了自己的故事，没有人嘲笑他，台下响起鼓励他自我反省的掌声。
在男德班的课程游戏中，他和学员们把篮球绑在腹部，藏在橙色马甲下，体验孕妇怎样去捡掉在地上的一本书。
方刚还会引导他们体会妈妈带娃的过程，“凌晨两点了，孩子哭了要喂奶。”听到指令后，站成一排正在模拟火车行驶的学员们，不得不停下解散，给桌子上的洋娃娃冲奶粉、喂奶。方刚在一旁提醒：“冲奶粉时奶瓶不要进空气，喂时轻拍孩子的背，以防打气嗝。”
折腾了十分钟后，“孩子”吃饱了，学员们再次排列成火车走上既定轨道，“凌晨四点，孩子哭了、尿了，起床换尿布。”学员们又开始给工作台上的洋娃娃换尿布。来回折腾几次，顾伟已经非常疲惫，但这只是新手妈妈一晚上的工作而已。
顾伟由此意识到自己作为一名丈夫和父亲的缺失。
顾伟高中毕业后，早早进入了当地的一个工厂工作。后来，28岁的他，通过相亲认识了大学毕业后工作不久的26岁妻子。在订婚宴上，看着敬酒的妻子，他突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想法：“她是属于我的了。”妻子希望他交出工资的行为，对顾伟来说意味着交出“财政大权”，是挑战权威、从属者想要反过来控制他的行为，他不可能答应。
他还想到，妻子在医院疼了三天才开始生产，气色非常差。生产后，一家人的重心也都在新生儿身上，妻子一度有些产后抑郁。那时，他工作忙回家晚，到家后也是躺在床上，看着自己的母亲和妻子忙前忙后。
2015年11月，从第一届男德班“毕业”一个月后，顾伟和妻子的离婚官司二审开庭，那时，《反家庭暴力法》还未施行，妻子也未留下过被家暴的证据。法院判他们离婚，孩子判给了顾伟。
离婚后，他渐渐看到了前妻作为一个独立女性的价值，不是那个必须要泵奶泵到痛苦不堪的母职角色，而是一个会赚钱也有思想的职业女性。他想起，还没离婚时，妻子偶尔会跟自己谈到《红楼梦》里某个丫鬟的命运，也谈自己欣赏《傲慢与偏见》里的伊丽莎白，但顾伟通常都不会回应。离婚后，前妻接手了家里的紫砂壶产业，做上了小老板，业余时间还会在网上兼职写小说，在论坛上有百余万的点击量。
顾伟在男德班时，曾经看过一部叫做《克莱默夫妇》的电影，当中讲到，丈夫要求女主乔安娜相夫教子，不被肯定价值的她从家庭负气出走后，重新找回自我并成为收入丰厚的设计师。
顾伟觉得，前妻也是这样，做事不比男人差，离婚、离开自己这样一个人，反倒成就了她。“她不是属于谁的，而是独立的、自由的。”顾伟觉得，自己已经没机会做一个好丈夫了，但至少，还可以学着做一个好父亲。
顾伟曾在采访中 说：“不要再做以前那个顾伟了。”
陪伴型父亲
从儿子3岁起，离了婚的顾伟开始学着照顾孩子。
和妻子分开以后，他才发现原来家里有这么多的活需要干，一点不比工作清闲。儿子堆在地上的衣服不会凭空消失，厨房里的脏碗也不能自动清洁好摞在橱柜，每天接送孩子、做早餐、陪孩子读书成为了他每天都要做的事。
这时他反而开始感谢前妻，如果不是离婚，他可能也会让家庭经历“丧偶式育儿”，也不可能有机会去做一个真正的陪伴型父亲。
离婚后，孩子有一多半的时间待在顾伟家，剩下的时间在前妻家。去接孩子时，前妻还会流露出躲闪他的神情。顾伟想到过再复婚，但失去的信任已经彻底无法建立了，前妻与他除了孩子的话题外，再无更多交流。
他时常懊悔，自己虽然在“男德班”里学习了怎样去尊重女性，但再也没机会去体验一段健康的婚姻关系。
做一个好父亲也并没那么容易。“男人和男人之间有什么好说的”，顾伟从来都是这么认为的，他与父亲的沟通从来都停留在“吃什么”“去哪里”这种生活琐事上，两个成年男人也从未对彼此说过心事。
在传统的话语体系里，太过感性被认为是“不男人”的行为，但现在，顾伟会在儿子委屈时，让儿子靠着自己的肩膀，告诉他：“你可以哭的，男孩也可以哭。”
在儿子靠向自己肩头的时候，他体会到了父子之间的亲密和依恋，也体会到了被需要的感觉，父亲和自己之间“男人之间不需要多说什么”的成见，在自己和儿子中间消失了。
给孩子做性教育课程的方刚
破除偏见，男性也受益
方刚三岁那年，父亲自杀离世，他从小跟着母亲和姐姐长大，因为自身的气质偏文静，又爱跟女性待在一起，从小到大没少受到冷眼嘲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背负着“娘娘腔”和“二刈子”（形容男孩子不男不女，没有阳刚之气）等歧视性绰号。在上高中之前，因为发育慢、个子矮，也遭受过一些高个同学的校园霸凌。
29岁时，方刚偶然在北京一家书店接触到女权主义的论著，他产生了深刻共鸣，“我被点燃了，我与被压迫的女性，本质上一样，是一种社会不平等。作为一个在父权文化之下、在被霸凌中长大的男孩，我就是‘女人’。”
自此，方刚开始研究女权主义，并扩展至男性的社会性别议题，出版了二十多本相关议题的书籍，后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师从著名性学家潘绥铭教授。
他觉得，和硬汉、猛男一样，温柔、知性也可以是评价男性的褒义词。尊重个体差异、尊重人本身的多元气质，是他追求的目标。“男性也可能是在父权体制中受到压迫的一方，像我从前一样，个头矮、没有阳刚气质的男性，更容易受到欺凌。打破性别刻板印象，男性也是受益方。”
而男德班，就是方刚打破性别刻板印象、推动社会平等的一次尝试。他希望班里的讲师和学员们都能受到这种观念的影响，进而影响自己身边的人。
时隔7年，今年10月，方刚又重启了男德班。“时机成熟了，所以又开设了。”但在这7年间，方刚从没有停止关于性别议题的课程和讲座。
方刚所说的“时机”，则是在他看来中国社会这7年间的发展——女性地位上升，大众的性别平等意识也更加强烈。一个明显的区别是，2015年方刚在后台收到的私信里都是骂男德班“双标、糟粕、搞噱头”，是“男人中的叛徒”，但今年，在网络评论里，他看到更多的评价是“值得学习”“这些难道不是男性本该做到的吗”。
目前，男德班招募了一批有性别学习经验的“男德带领者”，共有57人报名。最终，来自上海、深圳、成都的9名学员通过选拔，成为正式学员。他们都有婚育经验，接受过性别教育训练，有基础教学能力，在为期三个月的培训后，他们将成为全国各地的男德班讲师。让方刚欣喜的是，目前还有三十多个对性别议题感兴趣的人在参与课程旁听。
也有学员以“说出去不好听”为由劝方刚给课程改个名字，但方刚回绝了，“如果还是叫好伴侣、好父亲工作坊，就不会有人来关注了。”说是搞噱头，他也并不否认，“如果能靠着这点噱头让大家看看我们真正在做什么、倡导的是什么内容，就够了。”
与首届“男德班”遇冷相比，今年的学员人数似乎有了起色。但仍伴随着质疑的声音，“‘男德班’的人都已经够有男德了，这只是‘圈地自萌’，没办法改变更多充耳不闻的男人。”
但方刚觉得，只要能有一小部分人先做出改变，那么就进而能引起家庭、职场，甚至制度的改变。“瑞典给男性的陪产假增至3个月，我们国家还没有这么长，只有男女一样工作、一样放假，女性找工作时，才有可能得到和男性一样的机会。男性想做全参与型爸爸时，也能更有时间。”
方刚今年出版了一套讲述男性参与的绘本，做一本给孩子讲述男性参与的绘本，让孩子认识到，很多所谓男人女人该有的样子，都是社会文化建构出来的性别偏见。
这样的教育体现在这届男德班唯一的女讲师莫海琛的身上。她的儿子小海今年七岁半，上小学二年级，喜欢粉色。莫海琛曾带着儿子去商店买床上用品，儿子选择了粉色的枕套，带到学校去时，被其他男孩嫌弃：“女生才喜欢粉色。”
学校里男孩们的寝具都以黑蓝灰为主色调，小海反驳男同学：“颜色是不分性别的，每个人都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颜色。”逛商场时，看到跳来跳去的女孩子，女孩的爸爸妈妈说：“你还穿着裙子呢，怎么一点不像个女孩？”这时，莫海琛会问儿子：“你觉得她像不像个女孩啊？”小海说：“她就是个女孩啊！”
顾伟买来的关于性别议题的书籍
在顾伟身上，改变也在发生着。
如今，他买了二十多本关于性别议题的书籍，每个月都会参加公益活动，帮助家庭暴力受害人。他也不吝于分享自己的经历，平常会去排练方刚编剧的《男人独白》的话剧，这是一部从男性视角反思性别暴力的公益话剧，由9名男性表演，已经在全国几个地方巡演。
有一天，顾伟在路上听到了一个女人的呼救——一名男性在撕扯、殴打她。虽然殴打者的体格明显壮于自己，但顾伟还是在害怕中大声制止了男人，并且报了警。曾经的施暴者此时变成了救助者，而以前，他只会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小打小闹的矛盾而已”。
顾伟在给儿子买衣服时，也不会刻意去选颜色，什么颜色的衣服他都买。儿子很喜欢一件粉色的、胸口有着黑色小熊图案的poloT恤，但是在一次穿去学校后，他被男同学嘲笑女生才穿粉色。顾伟跟他说：“颜色代替不了性别，别人不能左右你自己的思想。”儿子点点头，夏天还是经常穿这件粉色的衣服。
两年前，儿子跟着其他朋友看恐怖漫画，晚上做噩梦。顾伟跟儿子约定以后不看了，儿子却没做到，被发现时，他重重打了儿子头三下。他后悔，觉得自己至今还没完全戒掉暴力。
顾伟惧怕再把伤害带给别人。离婚7年，他没敢再开始一段新的亲密关系。
为了驯服自己身上的那只暴力猛兽，他主动降职，不再做压力很大的领导工作，还去寺庙做了6年的义工，用清心寡欲的生活调整情绪。
他偶尔也会想起自己在男德班学到的那首诗：
只要有一个女人觉得自己坚强 因而讨厌柔弱的伪装，
定有一个男人意识到自己也有脆弱的地方，因而不愿意再伪装坚强。
只要有一个女人讨厌再扮演幼稚无知的小姑娘，
定有一个男人想摆脱“无所不晓”的高期望。
只要有一个女人讨厌“情绪化女人”的定型，
定有一个男人可以自由地哭泣和表现柔情。
只要有一个女人觉得自己为儿女所累，
定有一个男人没有享受为人之父的全部滋味。
只要有一个女人得不到有意义的工作和平等的薪金，
定有一个男人不得不担起对另一个人的全部责任。
只要有一个女人想弄懂汽车的构造而得不到帮助，
定有一个男人想享受烹饪的乐趣却得不到满足。
只要有一个女人向自身的解放迈进一步，
定有一个男人发现自己也更接近自由之路。
这首诗叫《只要有一个女人》，由南希·史密斯写于1973年，顾伟很喜欢。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小海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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