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感染者小雅死了 ，死于恐惧。
可能是恐惧回老家被人说闲话，也可能恐惧病毒本身。
即使她都没有发烧、咳嗽等症状。
但她还是在广州南沙体育馆的卫生间自yi身wang了。
小雅的丈夫不理解，“又不是太大个病，为什么想不开啊你？”
可能很多人也都不理解。
然而，看到《财新》的报道里说，17日24时到18日8时，小雅在馆内来回走动，一整晚基本没有睡觉，我却觉得这一幕似曾相识。
上半年上海疫情那会，我二姐在群里说，她婆家姐在上海被关在小区里，今天听说这个被感染，明天听说那个被拉走，又听说这个病多厉害，吓得她整夜整夜都睡不着觉。
我告诉我二姐，这个病2020年的时候确实很厉害，需要担心担心；但今年已经变成传染性很强，但致命性很低，得了也不是绝症。我大学同学就有得的，就跟感冒一样，一个星期就好了。你赶紧开导开导她，别没病把自己吓病了。
我当时说的可能不是很严谨，当然也不能代表所有状况，但彼时彼刻，我的亲人处于恐惧之中，他们需要听到这样的声音，需要从恐惧中解脱出来。
我能理解我二姐的婆家姐，以及广州小雅的恐惧。他们文化程度不高，从农村来到大城市打工，从早到晚端盘子、砸墙和踩缝纫机，没时间也没意识去关心科普和国计民生，也没有阅读和使用互联网的习惯，身边也大多是类似的亲朋好友，也就无从获得关于新冠的最新知识，只记住了2020年以那么大阵仗形式出现的恐惧。
那些对于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来说最基本的常识，对他们来说就是天方夜谭。亚洲是不是很强大的国家，德尔塔是个啥，奥密克戎又是个啥，啥叫气溶胶，啥叫自限性疾病，他们不知道，更没有耐心去探究。他们接受信息的渠道，要么是类似于晚七点的节目，要么是道听途说。
相反，能够获得与时俱进的科学知识，才是罕见和有条件的。就像时评人@陈迪Winston 说的：
对propaganda长期不信任、有阅读市场化传媒与外部世界资讯的习惯与偏好、具有外语能力、有梯子并愿意为之付费，这些资质已经构成我们整体人口中一个很具privilege的位置。这些要件不是无缘无故出现在你身上的，它们往往与教育水平、由你父母资讯能力决定的小时候家庭饭桌谈话基调、一个具有相似资讯偏好的支持性朋友圈人际网络高度相关
我想起，当很多河南人沉默地走在中原大地上时，有报道说员工们长途跋涉、徒步返乡，是因为害怕病毒，害怕感染后会留下后遗症。就有人趁机讥讽，说这点小病就把他们吓成这个样子，怕不是脑子里进病毒了。
这样的讥讽是傲慢和不公平的，不能免于恐惧与羞耻，原因根植于草根打工者无法摆脱的出身、教育与工作等混合因素，由不得他们选择。这是他们的无奈，也是他们的不幸。
就算是他们脑子里进病毒了，要追问的问题也应该是，到底是谁把病毒弄进他们脑子里的，是谁塑造了这样的基本盘。
是的，我们在微博上、朋友圈，甚至是外网上，看到过专家发言，看到过病人的亲身经历，看到过一些数据，也看到过科学分析，很多人都相信这个病并没有那么恐怖。
但我们可能忘了，这些人可能只是人群中很少一分部，而沉默的大多数的恐惧，可能才是基本盘。
你看，石家庄在执行“二十条”后，很多学校不让学生去上学，不少爹妈替孩子装病找各种理由不来，甚至很多人不敢上班不敢坐公交，甚至都不敢下楼遛狗。
而在11月22日，河北省疫情防控视频调度会上，指出石家庄市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杂，要尽快实现社会面“清零”，继续做好区域全员核酸筛查，确保全面覆盖、不漏一人。
一切又都回到了原点。如果不是因为恐惧，很难想象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这种群体性心理机制，会在很长时间里成为阻止我们回归正常生活的障碍。而在这种群体性的恐惧得到释放之前，还不知道有多少人，要承受无谓的心理乃至生理的痛苦的代价。
正如评论员熊志所说：
在某种意义上，小雅自杀，也代表了一种“次生灾难”。在其背后，长时间封控对收入、生存的影响，用力过猛造成的病毒恐慌心态，感染连带产生的社会性死亡，它所制造出的无法反馈到新冠统计数据层面的社会心理创伤，也在制造一起起悲剧，这一事实应该被重视、被看见了。
—The End—
作者：魏春亮
来源：亮见，ID：liangjian0624
作者简介：魏春亮，南京大学历史学学士、文学硕士，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得主，前《南方都市报》记者，参与翻译《哈佛非虚构写作课：怎样讲好一个故事》，作品发表于《萌芽》《青年文学》《南方人物周刊》等刊物。现主理公号“亮见（ID：liangjian0624）”，写真诚的文字，做通透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