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8月10日，毛泽东在开了一天的会议后与周恩来闲聊，谈到其中一人时，毛泽东突然对周恩来说：“此人不可重用。”然而博古却坚持用此人，毛泽东只能同意，但毛泽东对这人的看法却并没有改变，直到19年后此人因为抗战期间的一件事，却让大家佩服毛主席的先见之明，毛主席口中说的“此人”就是潘汉年。
潘汉年，1906年出生在江苏宜兴，从小就跟随父亲熟读四书五经，1922年在宜兴县城小学任教，接触到了进步团体，1923年，他写的一些诗作发表在上海部分报刊杂志上，在文化界崭露头角。
1925年，孙中山逝世的噩耗传来，各地纷纷为孙中山先生举办追悼大会，博古当时是江苏无锡锡社的负责人，他负责筹备追悼会的工作，按照党的指示，这次追悼会要办成一次范围广泛、规模巨大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宣传活动。
博古忙得脚不沾地，就在这时，一个叫潘汉年的年轻人找到了他，自荐参加筹备工作，一番交谈，博古得知他曾经在无锡唐文治先生创办的国学馆学习半年，年前回了宜兴老家，在家人的操持下和一个女子结了婚，婚后又急匆匆地赶回无锡继续学习。
博古正愁无人可用，就让潘汉年负责一些简单工作，几天接触下来，他觉得潘汉年为人机灵能干、处事老到、办事利落，就让他负责宣传和保卫工作，也正是从无锡开始，他俩的关系一直很亲密。
3月下旬，恽代英来到无锡参加孙中山追悼大会，博古将潘汉年介绍给了恽代英，在了解了潘汉年的情况后，他建议潘汉年去革命正在蓬勃发展的上海工作，博古因为还在学校学习，追悼会结束后还要返回苏州，所以不能和潘汉年一起去上海。
3月底，潘汉年离开无锡前往上海，进入中华书局当校对，1928年，潘汉年调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次年担任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负责文化、出版、文艺界的统战工作。
1930年9月，博古从莫斯科返回上海，进入全国总工会任宣传干事，同年10月，潘汉年调到了中共中央宣传部《红旗日报》担任总采访，和在中宣部任党刊《真理》编辑的王稼祥住在一起，几天后，博古在莫斯科的挚友沈泽民也来到上海，进入中央宣传部任新闻宣传主管，是潘汉年的领导，由于大家都在搞报刊宣传工作，潘汉年和博古很快又重逢了。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进了中央政治局，担任江苏省委书记，有一天，他跟博古说自己需要一个得力助手，帮他主持宣传工作，博古立即想到了潘汉年，就这样，在博古的引荐下，潘汉年于1931年1月担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
这一年，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是最艰难的一年，先是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人被判处出卖惨遭杀害，随后又传来了顾顺章叛变的消息，由于顾顺章长期负责党的保卫工作，因此他的叛变给党的机构造成了很严重的破坏，好不容易将此事处理妥当，向忠发又在外宿时被人认出遭到逮捕，叛变后还供出了周恩来的住处，虽然脱身及时，但上海已经不能再待了。
王明主持中共中央工作后，决定加强特科的工作，但让谁来负责特科工作又是一个难题，就在王明为难之际，博古特别推荐了潘汉年，要知道潘汉年此前一直在宣传口工作，特科的工作与他之前所做工作的性质完全不一样，但博古就认为潘汉年合适，还说他当年在孙中山追悼活动中负责保卫工作，能力很强。
就这样，在博古的一力促成之下，潘汉年离开了宣传系统，参加中共中央特科工作。
1931年9月，由于多人叛变，中央机关工作人员暴露了很多，为此很多人员已提前撤离前往中央苏区，王明也想离开上海，在征得共产国际同意后，他准备去莫斯科担任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团长一职，临走前做了三点安排。
第一是组成由博古、张闻天、卢福坦、李竹声、康生、陈云六人任职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博古是总负责人，这六个人都是从莫斯科回来的，全是他信得过的人。
第二是王明给博古单独做了交代，如果上海坚持不下去就让他去闽赣苏区，同时从32年开始更换与共产国际的电讯密码，绝对不能用于对苏区的电讯上，如果发生与共产国际的电讯中断，两人确定一个秘密联络员，只要这个人来莫斯科，说的话就代表博古所说，王明也只会相信那个人的话。
由于敌人太多，派出去面述的人不能带任何文件，只能以口述传达，因此人选很重要，一定要保证可靠才行，博古还是认为好友潘汉年可以胜任，两人商定了潘汉年为联络员。
1933年1月，临时中央迁入中央苏区，潘汉年和特科暂时留在上海工作，5月14日，丁玲和潘梓年同时被捕，潘梓年和潘汉年还是同乡，常有接触，保险起见，中共中央上海分居决定让潘汉年撤出上海前往苏区工作。
6月中旬，潘汉年抵达瑞金，博古非常高兴，也想着给好友安排个职务，恰好前几天彭德怀找他想给红三军团配个政治干部，博古就让杨尚昆去红三军团任政治委员，潘汉年接替了杨尚昆的工作，担任中央苏区宣传部长，在张闻天手下工作。
红军长征前，博古又把潘汉年从赣南省委宣传部长的位置上调回来担任总政治部宣传部长，和大部队一起转移，为的就是能让潘汉年留在身边，好随时前往莫斯科。
遵义会议后，张闻天代替博古同志在党内总负责，一天，博古让警卫员找来了潘汉年，向他说了会议上的事情，并说自己交权不仅仅是交几个印章和文件就行，还要向共产国际交代，得到批准，否则共产国际不同意，这个权是没有交出去的，因此他让潘汉年去莫斯科，因为他和王明之间的秘密联络员是潘汉年，只有潘汉年去，王明才会相信这一切，否则谁去都不好使。
这次去莫斯科，党中央决定让潘汉年和陈云两人去，但要分开走，不管谁先到莫斯科，汇报都是以潘汉年为主，陈云为辅。临行前，张闻天又将他们叫去，让他们在汇报时提一个自己的建议，是否可以把党中央机关转移到香港去，具体还要得到王明的同意和共产国际执委批准。
2月10日，潘汉年化装商贩南下经云南、香港转上海，走海路；同年6月，陈云出发经四川转上海，走陆路。8月初，陈云和潘汉年先后抵达上海，在上海中央分局的安排下，各自搭乘货船前往海参崴，再坐火车前往莫斯科。
1935年9月中旬，潘汉年抵达莫斯科，王明在听了汇报后，对张闻天代替博古一事尚能接受，汇报共产国际后得到批准，张闻天成为中国共产党临时负责人。
1935年10月3日，王明决定派潘汉年和林育英分别回国，向中共中央传达共产国际七大文件和对张闻天的任命，因为不知道中央红军现在何处，陈云建议林育英走陆路，潘汉年走水路返回。
林育英装扮成商人从外蒙进入内蒙，辗转来到陕北打听中央红军所在地，11月7日，林育英到达定边县委说明了自己的身份，两天后，周恩来将他接到瓦窑堡，林育英将王明派自己回国的事情详细说了一边，他还问潘汉年有没有到，得到的答案是没有。
其实，这时候潘汉年还没有离开莫斯科，他在卢镜如的陪同下，在共产国际的情报局学习“新编密码办法”和“第一套新编密码”，白天学习晚上反复记忆，不断默写，经过三个月的学习，终于完全背熟。
就在潘汉年即将回国之际，王明拦住了他，原来蒋介石派了邓文仪商谈国共合作抗日问题，王明决定让潘汉年去和邓文仪接触，完成这件事以后再回国。
此后半个月，潘汉年邓文仪三次接触，确定7月在南京和国民党代表陈果夫继续深谈，为了能继续接触下去，王明让潘汉年立即回国，向张闻天报告这一情况，再三强调要把这件事当成首要任务去抓。
潘汉年抵达香港时已经5月中旬了，此时他才得知中央红军在陕北，可是和陈果夫约定接触的时间很近了，返回陕北再到南京时间上来不及，于是他在香港给陈果夫发信，说自己到了香港，让他派人和自己联系，一番安排之下，他被接到了南京，可是陈果夫在得知潘汉年还没有和陕北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见面后，便不肯亲自出面，而是让曾养甫告知潘汉年，等他回陕北将中共中央和红军的谈判条件带来南京才能开展谈判，还给了潘汉年一份特别通行证。
有了这张通行证，潘汉年乘坐火车抵达西安后转车到了陕北，向张闻天汇报了在莫斯科的情况。潘汉年去莫斯科这一年半的时间里，中共中央也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特别是他比林育英晚到了九个月，没有尽快带回国际的指示和密电码，这让毛泽东对他很是不满意。而且潘汉年还不清楚现在中共中央的实际负责人已经是毛泽东了，正因为如此，对潘汉年的回来，毛泽东与周恩来反应很是冷淡，与林育英回陕北的热情欢迎相比，简直是天差地别。
毛泽东和周恩来并没有接见潘汉年，而是让他住到中央党校的一间宿舍，让他昼夜不停地将密电码写出来，交给邓颖超同志。
8月10日，张闻天召开会议讨论同国民党进行谈判的有关问题，博古也从瓦窑堡前来参加会议，当天会议之后，毛泽东与周恩来闲聊时说：“潘汉年这个人不知轻重，这么重要的密电码放在脑子里九个月，不积极返回陕北中央根据地，把密码交给机要处再去办别的事，却先去办‘国共和谈’，让我们在这里急等，耽误了大事，这样的人不可重用！博古和王明都很看重他，我看他也是如此，对王明安排的任务比交‘密电码’给中央还看得重。”
周恩来点点头也同意毛泽东的说法，第二天，他找了博古沟通这次谈判人选的问题，委婉地提出用其他人，不要用潘汉年了，谁知博古听后立即反驳道：“我是重才不重人，用人就不疑人！”
由于博古强烈支持，第三天的会上，周恩来表态说：“人选还是潘汉年比较合适，理由是在中央苏区时，几次谈判，潘汉年都谈得很成功，这次谈判也是他开的头，有了初步眉目，我们再换人，对谈判本身也不利。”
与会其他人都支持潘汉年继续去谈判，最后毛泽东也同意了这件事。西安事变前后，潘汉年以联络员和谈判代表的身份到南京、上海等地沟通联络，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作出了贡献。
抗战期间，潘汉年咋上海、香港等地领导对日伪的情报工作，潘汉年搞情报很多时候都是靠自己的关系网，因为他为人健谈，善于打理人际关系，所以在情报工作中也干得如鱼得水，但他的意识却有些薄弱，多次受到周恩来的点名批评。
1948年4月3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其中一条是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社会贤达，迅速召集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在“五一口号”发出后三个月的1948年8月1日，周恩来致电香港分局及潘汉年，对他们提出严厉批评，原因是“五一口号”发出后，香港、上海等地民主党派均有热烈响应，但是香港分局5月14日只将5月5日民主党派的两份通电略报告知中央，在中央的催问下，直到7月中旬才将全文报告，而且没有转报其他通电及宣言。
周恩来得知后非常气愤，这一行为使得中央对此事的回答拖延了将近三个月，不仅耽误工作进度还引起一些不必要的猜疑。
周恩来认为，此事并未引起足够重视，证明香港分局和潘汉年的“政治注意力甚弱！”这也是周恩来对潘汉年批评最为严厉的一次。
新中国成立后，潘汉年担任上海市委社会部部长、统战部部长、上海市常务副市长等职，协助陈毅管理上海市日常工作。
1955年，党内开始严查一些和叛党之人密切相关的人员，潘汉年思索再三还是找到了陈毅，道出了12年前的一桩隐秘旧闻。
1943年，时任华中局情报部长的潘汉年接到消息说日伪军要对淮南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为了弄清真相，他冒险联系到了李士群，等他到李家后，才得知李士群已经去了南京。
潘汉年作为中共情报工作负责人，亲自去南京显然是不合适的，如果被国民党得知，我方就会陷入被动，但他思考再三后，居然没有上报组织，孤身一人去了南京见李士群，等他见到李士群后，却又被李要挟去见汪精卫。
周恩来常说潘汉年的意识弱，潘汉年这次的行为恰恰证明了这一点，他没有想过和汪精卫见面的不利后果，也不会想到这件事会成为他后半生的悲剧开头。
和汪精卫见面后，潘汉年不是没有懊恼过，很快，戴笠就声称有中共要人曾和汪精卫见面，妄图泼脏水，还没等潘汉年回过神来，毛泽东和党中央就郑重辟谣，此时潘汉年如果汇报此事还不至于引起严重后果，但错就错在他居然想着隐瞒下此事，一直到12年后此事才最终爆发。
其实在1943年前后就多次传出潘汉年曾与国民党人士交往密切的传言，但因为没有确切证据，而且潘汉年工作的特殊性，这一传言也就不了了之了。但让大家都没有想到的是，潘汉年居然会将如此大胆隐瞒下私自见汪精卫的事，这在情报工作中可是大忌！
1955年4月1日，潘汉年找到陈毅将当年的事详细作了汇报，同时还将自己写的有关报告交给陈毅，请他转告中央，陈毅认为这是一个重大问题，答应他向中央汇报。
4月2日，陈毅亲自赶赴中南海向毛主席报告了此事，还把潘汉年写的材料交给了毛主席，毛主席看后随即在报告上批示：“此人从此不能信用！”随后作出了立即逮捕潘汉年的决定，由时任公安部长的罗瑞卿亲自组织人员执行。
潘汉年被捕后，声称自己当年未作汇报是因为汪精卫手里有照片，他这才隐瞒不报，但他的嫌疑并没有洗清，而且当时又没有第二个人为他作证，这些都是他的一面之词，无法排除他和敌特勾结的嫌疑。
虽然潘汉年在情报战线上表现突出，但他私自去见汪精卫这件事实在是影响太坏了，而且他还隐瞒不报，这更是情报人员的大忌，更何况他在1936年的所作所为就让毛主席对他有些不满了，这次的事更是让人失望，当时很多人都不相信潘汉年会和敌人勾结，但没有证据一切都是苍白的，他也只能被捕入狱。
27年后，潘汉年的冤屈被洗刷，但对他当年的过往还是有很多人存在质疑，而毛主席在1936年给潘汉年的评语更是让人佩服他的眼光，而后来的经历也证明了他的话，虽然潘汉年工作能力突出，但他的政治意识确实欠缺，这也是造成他后来悲剧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