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九年，兵部左侍郎舒赫德被任命为顺天乡试主考官，负责主持第三十九科乡试。作为主考舒赫德认真负责，毫不徇私，但这次乡试依然进行得不顺利，因为“作弊”行为不但多还很猖獗。
八月初九，第一场考试，仅在入门搜查这一阶段，就查获二十一名欲夹带小抄入场的考生。夹带的方式五花八门，诸如饭罐、鞋底；腰带、帽子、衣物的内衬中；被掏空的戒尺、砚台内；甚至有考生为了逃避搜查，将小抄藏在裤裆羞处 …… 如果考虑另一种更难检查的作弊方法 -- 枪手代笔，作弊的人只会更多。
当天舒赫德就将相关情况上报给了乾隆，而乾隆也派人前往考场宣读了他的谕旨：
且有藏于亵衣裈胯中者，其丧心无耻至于此极 …… 若辈自轻自贱若此，以称先法古之徒竟同鼠窃狗偷之辈，冥顽不灵，不可化悔。若不立法严查，则诸弊何由而除，真才何由而见？
《清高宗实录》
由于皇帝亲自斥骂和威吓，第二场考试还未开考就吓退了二千八百余人（接近全部考生的三分之一），贡院周围被丢弃的小抄不计其数。尽管场面一度非常难看，如果就此能让其后的考试太平无事，大家也还能接受。
然而皇帝谕旨的作用，远没有大家想象的那般强大。
八月十三日，第二场考试和四天前基本一模一样。同样是在入门搜查时，同样查获二十一名欲夹带小抄的考生，他们的夹带方式也和之前一样没有变化。
这足以说明这次科举已经背离了它原本的意义。因此这科考试还未结束，舒赫德就向朝堂扔了一颗重磅炸弹。他以“已非为官择人之良法”为由，请求朝廷废除科举。
这个时候的乾隆也非常恼火，有理由相信他一度比舒赫德更想废除科举，因为乾隆从这科考试中感受到了莫大的羞辱。
这届科考乾隆非常重视，提前一个多月就开始了布局、准备。
七月十二日，乾隆同意了御史的要求另外加派朝廷高官舒赫德、哈达哈前去监考（这也是舒赫德被任命为主考官的原因）。原因是礼部的低阶汉族官员在考场根本就约束不了旗人、权贵子弟肆意夹带、作弊的行为 ……
二十三日，乾隆又同意了御史加派专职监考官的要求。因为参加乡试的人太多，考场因人手不足会降低搜查、监管力度 ……
二十四日，不放心的乾隆专门发出谕旨，要求考前点名时务必重视检查。严防替考、夹带等，“务使弊绝风清”……
皇帝想尽其所能主持一届干净、公平的科举，但是现实犹如响亮的耳光，乾隆能不愤怒和痛恨么？
不过乾隆是个理智的皇帝，他这次并未凭情绪而作出决断。而是将舒赫德的奏折转给礼部讨论（点名要求朝廷重臣鄂尔泰参与）。礼部很快就有了讨论结果 – 不同意，于是一场是否废除科举的大辩论就此展开。
注：鄂尔泰为雍正朝重臣，乾隆九年时任总理事务大臣、军机大臣、领侍卫内大臣、议政大臣、经筵讲官、管翰林院掌院事等官职。
舒赫德要求废除科举的理由有四个。
第一个理由是作弊风气太盛。舒赫德认为此风大涨的原因不是朝廷监管松懈，而是在为官的诱惑下，学子们逐渐丧失廉耻，心思全用在投机作弊上，法令根本就是防不胜防。
第二个理由是用科举来选官，这个方法效果差。舒赫德认为学子们即便是凭借真才实学科举中第，也不代表他就能胜任朝廷官职。然而这种人即便是为官能力低劣，朝廷一样会下达任命，即“庸人反不得不用”。
第三个理由是科举早已变了味，学子们是为了八股、为了考试而学。
从明朝开始，为了降低评卷过程中的人为主观干预，朝廷主动约束科举考试的内容、格式，甚至是答案。比如题目只从四书五经中抽取；科举的一个代名词“八股”，实际就是一种答题行文的格式 ……
更重要的是永乐朝颁布了《四书五经大全》，此集收录了朝廷认可的四书五经标准注解。换句话说，科举考试答题的内容不能超出这些解释的范围，否则就不合格。
注：《四书》的标准注解是朱子集注，《易经》是程传和朱子本义，《尚书》是蔡氏传及古注疏》，《诗经》是《朱子集传》，《春秋》是左氏、公羊、谷梁三传及胡安国、张洽传，《礼记》是古注疏。
这样一来大部分学子就开始背离科举的本意“通经致用”，转而进行针对考试的突击学习。因为不在标准范围内的“通”，通了也当不了官，还怎么致用呢？
最常用的突击方法是背题目。因为考题只能从那几本书里抽句子出，撇除一些无法成题的内容（例如很大众的语句、犯忌讳的语句等），短时间内不能重复出题等，范围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般大。而且背不下来的还可以做成小抄不是 ……
舒赫德认为这种突击学习出来的学子，即便科举成绩优秀，也是废物。而且这种为“逐利”而学的人，为官之后，怎么能指望他们行事正呢？
第四个理由是科举题目设置有问题。
乡试和之后的会试，均分为三场考试。第一场也是最重要的考经文（也就是通常说的八股文）；第二场主要考判语（诏、诰、表、判等），是考察学子的官方文书能力；第三场策论，考察学子对政务、社会问题等的分析、处理能力。
舒赫德针对的是第二场判语。他认为这些官方文书，格式固定，具体的内容在真正书写时又不允许主观发挥，所以根本就没有专门考试的必要。
舒赫德的理由均直击要害，尤其是第二条和第三条，是人尽皆知的事实，明朝时就有很多大儒提出来了。
那么礼部是怎么反驳的呢？他们的理由大致有三个。
其一，科举取士并不是舒赫德说的那般无用。他们列举了明、清两朝的名臣，并指出他们都是科举出身，说明科举还是能大量选出优秀人才的。
这就有些诡辩的味道了。那些名臣的科举出身，只能说明他们有能力通过科举。不能说明是没有科举就发现不了他们的才能，更不能反证过不了科举的人就没能力吧？反倒是徐渭、王宠这类屡试不中的“科举门外汉”，说明科举并不能广泛地发掘人才。
其二，八股、判语等考试也不是那般无用，“内可检其本原之学，外可验其经济之才”。礼部官员认为方法是好的，只是执行的时候出了问题。朝廷应该更为严格的判别优劣，而不是因为一时的问题就放弃整个科举。
其三，当下没有更好的制度。礼部的官员们承认科举存在诸多弊端，但是当下已有的其它制度（例如汉代察举制、魏晋九品中正制）弊端比科举更多。
最终朝堂上下并没什么人支持舒赫德，他的奏请自然也就不了了之了。其实从乾隆将舒赫德的奏折转礼部讨论时就已经决定了结果。怎么可能指望科举选出的朝堂，反对科举本身呢？
但是礼部的反驳，相对舒赫德的攻击要弱上很多。前两个理由，实际是为了反驳而反驳，并没什么说服力。而第三个理由，看似很强，但是理由本身就包含着反驳的依据。
当下没有更好的不代表就问题就不存在，也不代表这问题就不需要被解决，更不代表就不能变革。不然察举制是怎么让位于本不存在的九品中正制的？而九品中正制是怎么让位于原本不存在的科举制呢？
历代皇朝史也可以看作皇权和官僚，争夺皇朝控制权的斗争史。察举制是因为汉朝时皇帝和朝廷在能力上还相对式微，无法直接管理整个皇朝，只能委任于地方大员（州牧）组织管理。
魏晋大分裂的乱世中，皇帝们为了获取地方世家大族（实际就是察举制培养出来的）的支持，只能用权力收买他们，也就是九品中正制。一度出现了一种让皇权极其尴尬的场景，“流动的皇帝，铁打的门阀”。
隋唐重新统一后，皇帝在和门阀的权力争夺中发现了一个不会“养虎为患”的新方法。也就是培养、扶植一个“成员流动、非世袭的集团”，这才是朝廷大力推行科举取士的真正原因。
宋元明清，对于皇权和官僚来说都是快乐的一千年。
对于皇帝们，曾经威胁掣肘他们的世家、门阀没有了，只要自己不作死，皇权是“永固”的。对于官员来说，虽然他们不能世袭传承权力，但是对于他们所属的科举集团而言，权力实际也是“永固”的。
皇权和官僚在漫长的斗争后，建立了彼此都满意的平衡，维系这种平衡的科举，自然也就不可能被撼动了。不过的皇朝也必须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没有了“威胁”，就丧失变革的欲望，进而僵化和自我封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