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2月22日，时任以色列领导人的本雅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代表以色列国家正式宣布，向在20世纪中期以色列建国时期“被盗婴儿”的以色列家庭进行赔偿。
内塔尼亚胡在声明中称：
这是以色列历史上痛苦的事件之一，现在是时候让那些被带走婴儿的家庭得到以色列国家的承认，以及经济补偿了。
以色列此次批准了约1.62亿谢克尔（约合5000万美元）的赔偿金。用于补偿在其建国初期后的几十年中，长期存在的系统性盗窃婴儿的事件，而这一系列事件也被称作“也门儿童事件”。
一、以色列建国后的“也门儿童事件”
也门儿童事件，一般是指在1948年以色列建国后，分散在世界各地的许多犹太人纷纷选择前往以色列定居，但在随后的一段时间，越来越多刚刚返回以色列的犹太新国民发现，很多来到以色列后出生的婴儿，或在出生不久被携带返回以色列的幼童，被医院及其他社会福利机构以各种名义宣告“夭折”或者“死亡”。
而在这些婴幼儿中，以来自也门的儿童数量最多。原因在于当时返回以色列的新国民群体中来自也门的犹太人数量最多，由此导致也门犹太儿童莫名失踪的数量占比最高。
根据相关统计，在当时返回以色列的也门犹太人中，每8个孩子中就有1人下落不明，预计其失踪婴儿的总数在1500至5000人之间。然而，在大部分莫名失踪的婴儿中，失踪儿童的父母只是被告知婴孩死亡，但医院既拒绝出具死亡证明，同时在婴孩父母要求时，拒绝交出其遗体，其后便没有任何关于此婴孩的可靠资讯。
除了也门犹太人外，来自巴尔干地区、北非和其他中东国家的很多犹太家庭也有类似遭遇，但奇怪的是，很多来自欧洲精英阶层的以色列犹太人几乎没有出现同样的遭遇。
久而久之，很多孩子的父母坚信孩子并没有如医院所说的死亡。舆论也广泛相信这些婴孩实际是被绑架后，被赠送或者贩卖至很多富裕且不能生育的欧洲犹太家庭。在此后的很多年，在已经获得证实的数个案例当中，这些子女长大后追寻到生父生母，并通过基因检测的形式最终确认了血缘关系。
与此同时，以色的媒体也曾确认称，以色列专门成立用于调查此事的三个调查委员会多年来却基本类似在空转，毫无作为。成立几十年后，仅在2001年的一份报告确认称“有69个孩子肯定没有死亡，他们下落不明”，同时也只在报告中声称“调查委员会对痛失骨肉的家庭表示遗憾”，加上此次的国家赔偿，几乎已经等同于承认上述“婴儿被盗”事实是国家主导的系统性作为，而这被许多受害家庭视为国家在“认罪”。
曾经深度关注并屡次报道的法新社记者相信，在这一也门儿童事件背后，正是折射出犹太民族内部存在的“内部歧视”——即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对包括塞法迪犹太人和米兹拉希犹太人等在内的其他犹太人分支的歧视问题，以及彼此之间貌合神离的严重隔阂。
二、以色列内部的犹太人存在严重的隔阂与歧视
首先我们必须要明确一个基本的事实：
作为现代国家的以色列，在本质上是一个“非单一民族国家”，不但非单一，更确切地说以色列本质上就是一个超级复杂的“民族大熔炉”。
首先，以色列的阿拉伯公民备受各种歧视与不公平压迫。
虽然以犹太人为主，但在以色列拥有公民权的阿拉伯人占比超过20%。而这些以色列的阿拉伯人实际上是典型的“二等公民”。虽然法律条文赋予了他们同等的广泛权利，但在社会实践中以色列的阿拉伯人被人为设置了种种难以逾越的障碍，这种不平等广泛体现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如果说在以色列这样的国家，因为种族差别导致的歧视和隔阂在所难免，那么在以色列不同犹太人分支之间歧视与隔阂，甚至远远超过犹太人与阿拉伯人之间的鸿沟。
其次，以色列不同犹太人分支之间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
由于犹太人的悠久历史，几千年来，犹太人散居在世界各地。虽然所有犹太人的祖先都可以追溯至生活在迦南地区的古以色列人（Israelite），但在数千年的大流散中，以色列人与各地的不同民族相互融合混同，产生了犹太人内部各个独立的分支，互相之间在体貌外观、语言、风俗、文化等方面产生了极明显的差异。
千年大流散中，经过通婚、混血，使得各地的犹太人长相差别极大：有白皮肤黄头发的俄罗斯与欧美的混血，外表与阿拉伯人长相相近的中东与北非的混血，还有与非洲埃塞俄比亚黑人的混血黑肤色人种等。甚至连以色列官员都承认：“没法凭外在判断谁是犹太人。”
而在不同的分支中，主要分为以下三个主要组成部分：
第一是阿什肯纳兹犹太人，指的是源于中世纪德国莱茵兰一带的犹太人后裔（阿什肯纳兹在近代指德国）；根据基因研究，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的父系祖先可能来自黎凡特，而母系则来自欧洲（主要是西欧和南欧），目前阿什肯纳兹犹太人依然是全世界犹太人以及以色列人的最主要组成部分，其占比约70%左右；
阿什肯纳兹犹太人构成了今天犹太人精英阶层的主体部分，其中今天很多大家熟悉的犹太人后裔均属于此分支。例如最伟大的物理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核弹之父罗伯特·奥本海默、精神心理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尚在世的如金融大鳄乔治·索罗斯、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电影导演斯蒂芬·斯皮尔伯格、传媒大亨迈克尔·布隆伯格、谷歌创始人谢尔盖·布林等等等，可以列出很长很长的一个名单。
第二是塞法迪犹太人，又称“西班牙系犹太人，是指在15世纪被驱逐前，祖籍伊比利半岛并遵守西班牙裔犹太人生活习惯的犹太人。而在以色列，则无论祖籍背景，泛指非阿什肯纳兹并在犹太教上实行塞法迪礼的犹太人。
第三则是米兹拉希犹太人，又称“东方系犹太人”。主要包括中东和北非的犹太人，有时也被划归到塞法迪犹太人之中。
当然除此之外还包括一些人数较少的群体，如印度犹太人、希腊犹太人、意大利犹太人、非洲犹太人、中国犹太人（尤以开封犹太人为代表）等等。
其中开封犹太人（通常被称作“蓝帽回回”）的历史则尤为精彩和传奇，在之后的文章中，我们可以进行专门的介绍。
而我们今天所要介绍的以色列被盗婴儿的去向，据信也是将很多非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家庭（其中以也门犹太人为主）的孩子，交给了欧洲背景的阿什肯纳兹犹太家庭。
三、以色列“婴儿失窃”的时代背景
1948年以色列建国后，曾积极实行名为“魔毯行动”（Operation Magic Carpet）的秘密移民计划，主要是由于当时也门的局势日趋混乱，国家内部仇视犹太人的情绪日益高涨，为此以色列通过380 趟的航班将生活在也门的4万多名犹太人撤离到以色列，而这些被撤离到此的移民到达后被安排住在类似集体庄园的营区中，很多年幼的婴童被迫与和父母分开，集中照顾，许多婴儿离奇失踪的事件开始发生。
从那时起，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在当时的战乱背景以及大量外来人口迁入造成的混乱情形下，有些官员以形势混乱为掩盖，系统性地从医院和诊所执行绑架儿童任务，并将他们送往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的家庭，其动机据推测是为了让他们接受所谓的“更好的照顾”。
另一个经常被作为证据的事实是，当时被誉为以色列国父的大卫·本-古理安（Daivid Ben-Gurion）曾多次表示表示：
来自阿拉伯或其他东方国家的移民（即通常所称的米兹拉希犹太人），因为没受过太多教育，会拉低下一代的受教程度。而在未来的 15 年内，一个家中有超过 5 个小孩的米兹拉希家庭却会成为以色列社会的重要成员，所以要致力用欧洲犹太人的传统和习俗来教育他们。
很多人相信，医疗系统发生的绑架儿童背后的正是在执行当时的这种国家任务，而在这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在以色列国家中来自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对米兹拉希犹太人的“种族内部歧视”。
四、世界上广泛存在的同类事件
实际上，类似的事情在很多国家也都先后发生过。
例如阿根廷在1976到1983年期间的军政府时期，其中的一些军政领导人涉嫌制定“系统性计划”，窃取很多在押人员的子女，共造成约500名婴儿“失窃”。在2012年7月，阿根廷法院宣判前领导人魏地拉和比尼奥内50年和15年监禁。
而在以高福利著称的瑞士，很多如“儿童之家”或者“教养院”之类的社会福利机构，在19世纪初至1980年代期间，也曾经广泛以“契约儿童”的名义的将许多双亲离世、父母离异、母亲未婚，或者仅只是出生贫穷的理由，瑞士当局便把孩童强制送往寄养家庭照护，被称为“契约儿童”，而这些儿童中的绝大多数则完全被寄养家庭当作了廉价劳动力使用。
由于承担与年龄不相适应的繁重劳动，不少契约儿童无法兼顾学业，教育程度较差，成为社会的弱势族群。然而，相关机构却忽视契约儿童的生活困境，甚至还发生阻碍原生家庭带回孩子的事例。
其中很多儿童不仅要承受身体的伤痛，还要忍受心理上难以承受的巨大痛楚，甚至很多孩童出现精神问题，或者自杀终结悲惨的一生。
其中瑞士一家杂志曾经报道过其中一位儿童的遭遇。在50 年后，该杂志重新找到了当年的儿童亚弗瑞德 · 立特（Alfred Ryter），他们一起重新拜访了他曾经生活的老农场。事后已年过花甲的亚弗瑞德坦承这次返回是一个巨大的错误，曾经的悲惨生活使他在现场便心理崩溃，必须紧急送医接受精神治疗。
然而，这样的悲惨故事却依然过后的很多年，在世界的很多地方依然上演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