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大多是大夫的非嫡长子（非宗子），他们是封建贵族中最低的阶层，他们没有世袭的领地，也不能建立祭祀祖先的宗庙，大多数情况下，也不可以参与本国的政治进程。
士与卿大夫之间的等级区别非常明显，这可以在《左传》等文献记载中看出来。《春秋》甚至没有提及任何一个士或者庶人，可见士在礼制地位上的卑微。诸侯国中少数几个卿大夫世家把持国家的高级职务，同时有意识地将其他阶层排除在上层核心权力之外。
士一般只能充当卿大夫家族的家臣或者邑宰，他们向上的社会流动是极为有限的。士反对封建时代以贵族的世袭身份决定一个人的政治社会地位，希望能以个人的聪明才能通过自由竞争来决定自身的政治社会地位。
在战国时代，士更是已经失去了原先作为最低等次贵族的身份，甚至与具有人身自由的独立农民无甚区别。他们可以是进德修业以求任仕的读书人，可以是千金一诺的游侠，可以是亲任躬耕的小地主，可以是持戈军阵的武士，他们或凭文才，或恃武力，想搏取出人头地的功名。
孔子对士的精英身份进行了新的界定，在一定程度上瓦解了春秋以前血缘决定高低贵贱的模式。而孔子对“举直”、“举贤才”的提倡，为士人向上的社会流动营造了社会氛围。墨子也毫不掩饰地为士的崛起提供理论支持，比如“是故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
墨子主张不应该固化社会等级，个人的地位应该取决于其本人的“贤能”，他这样描述了古代圣王的“尚贤”政策：“不党父兄，不偏贵富，不嬖颜色，贤者举而上之，富而贵之，以为官长；不肖者抑而废之，贫而贱之，以为徒役。”
墨子在此说得非常清楚了，贤能与否是决定一个人社会地位的唯一因素，贵族的世袭特权不再是不可挑战的。这些都反映出战国时代，人们在思想上的巨大转变，“尚贤”已经成为政治思想领域中的重要原则，士的崛起与封建贵族被迫放弃世袭特权只等着政治的力量介入而定型了。
国君与士联手促成君主集权春秋以来，列国极其深刻的社会政治与军事危机，加速了以血缘为基础的封建社会秩序的解体。虽然王（公）室成员和封建世卿大族子弟的取仕之路更为通畅，但是政治精英的结构已经悄然发生了深刻改变。
春秋末期，士在社会中的崛起已经成为普遍的现象。封建贵族世家在血腥残酷的权力斗争中死伤殆尽，国君们便更加愿意任命出身不高、威胁更少的士来担任高级职务。
有些强大的卿大夫，如晋国的赵氏、韩氏、魏氏，以及齐国的田氏，他们或裂国、或篡国而成为诸侯以后，他们继续任命原来为他们服务的士来担任新国家的高级职务，从而使士这个阶层直接有机会跃升到更高的权力层次。
随之而来的战国时代，列国为应对军事和生存危机，行政和军事体系发生重大革新，也带来了政府机构和军事组织的膨胀，士有更多的机会进入相应的行政和军事组织。从春秋末年开始，已经渐渐有平民出身的士人为官作宰，有的成为世卿的家臣，有的甚至执诸侯国政。
到了战国时代，平民出身的士人成为列国卿相者，更是不胜枚举。由此可见，原本世袭的封建等级制度已经变得不再严格，社会等级身份的上下流动逐渐成为常态。原先由布衣起身的人，也可以凌越贵族，晋身高位而辅佐国君。这种身份流通的社会趋势，在秦国商鞅变法时变得更为显著。
在商鞅变革中，秦国采用了崭新的人材晋升制度，完全以战功（斩首数量）、税收缴纳数量为标准赏赐身份爵位，即是明显地以政治的力量废除世袭的特权。商鞅通过变法最大程度地激发士人与国民建功立业的激情，使秦国社会上下风貌焕然一新，生机勃发。商鞅之后，士以布衣之身而成为国相者仍不乏其人，如范雎、吕不韦。
战国中后期，贤能之士对君权集中与国家稳定的重要作用，已经基本上成为列国的共识。士一般情况下缺乏独立的政治和经济基础，相对于拥有世袭领地和农奴人身依附的封建贵族而言更难以威胁到君主的权力。
同时，士在军事、外交、行政、知识等方面的经验，迎合了战国政治社会急遽变革的时代需求。列国诸侯在招贤纳士方面的竞争成了一种新的社会现象。有了贵族擅权的历史教训，有了尚贤任能的思想理论，有了集中君权的时代需求，战国时代的君主集权也就水到渠成了。
西周封建制度的瓦解，并非是由于商业势力的兴起与活动，士也并非是代表某个经济势力的一个阶级，他们只是具有一定政治理想的、渴求建立功业的、深度参与政治活动的低级贵族，甚至只是有学识的庶人，他们迎合了致力于限制封建贵族权力、将国家权力集中于自己手中的封建诸侯的政治需求。
战国时代列国成为统一的中央集权君主制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国君与士联手促成，这里的士就是封建制度完全解体后，君主专制体制下官僚队伍的前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