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7月中旬的一天，11岁的陆兰沁在母亲陆璀的陪同下，从北京乘火车来到了刚解放不久的上海。
刚出火车站，母女俩就被一辆汽车接到了中共华东局机关的驻地，这里原是国民党“励志社”的旧址。
走进办公大楼后，在饶漱石的办公室里，陆兰沁在人群中一眼就认出了父亲。实际上，她从记事起就没有见过父亲，但她一直珍藏着父亲的相片。
而且，饶漱石的外貌特征很显眼：中等微胖的身材，浓密黑亮的头发，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最重要的是，他嘴上那一撇标志性的胡须。
见到妻子和女儿的到来，一向沉默严肃的饶漱石很是高兴，他从办公桌后站起身，微笑着迎向她们。
但陆兰沁毕竟还小，而且此前从未与父亲真正相处过，所以一瞬间她显得有些胆怯和羞涩，不自觉地躲在了母亲的身后。
当饶漱石走到她们面前的时候，或许是出于一种亲情的本能，陆兰沁鼓起了勇气，突然迎上前去，拥抱了父亲，并在他的脸颊上亲了一口。
在她的意识里，这是一种再正常不过的西方见面礼仪，但饶漱石似乎有点不太适应，不过他很快反应了过来，继而和众人一起笑了起来，一时间办公室里充满了温馨欢快的气氛。
作为饶漱石唯一的子女，陆兰沁为何没有在父亲身边长大？饶漱石身陷囹圄后，她的人生命运又经历了怎样的变迁？
巴黎女孩
1937年，抗战爆发之际，饶漱石作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国际代表，出席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并与王明等人共同起草了著名的《八一宣言》，为抗日救国统一战线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此后的数年间，他来往于法国、英国、美国等国家，积极开展国际统战工作，在海外华侨中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为八路军、新四军募集了大量钱物。
也正是在这期间，饶漱石结识了正在巴黎从事爱国救亡运动的陆璀。
陆璀是浙江湖州人，比饶漱石小11岁，她曾就读于清华大学，参与组织了著名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因在运动中的英勇表现，被斯诺称为“中国贞德”。
1936年，陆璀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她作为全国学联代表出席了第二次青年大会，并被组织上派往法国、美国、加拿大等国家进行国际宣传。
在这种情况下，这两个才华出众、信仰和志趣相投，且从事着性质相同的革命工作的年轻人，在有着“浪漫之都”之称的巴黎街头邂逅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后，两人很快互生情愫，正式结为了革命伴侣。
1938年底，两人的女儿在巴黎出生，饶漱石为女儿取名为饶兰沁，这是一个具有浓厚中国传统文化韵味的名字，饶漱石希望女儿能够像兰花一样，拥有沁人心脾的淡雅气质。
然而，饶兰沁刚出生没多久，父母就奉命到美国工作。临行前，饶漱石望着襁褓里的女儿，心里固然有万般地不舍，但为了革命事业，他们只能以大局为重。
之后，饶兰沁被寄养在巴黎的一家婴儿保育所内，由中共支部的人帮着照料。
第二年，由于抗战工作需要，饶漱石夫妇又被调回国内工作。他们本想坐轮船取道巴黎，将女儿一并带回国内，但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海上交通全部中断，他们不得不放弃了这一计划。
从此，饶兰沁与父母天各一方。像当时世界上的很多家庭一样，他们一家也在战乱中忍受着骨肉分离之苦。
在支部同志的关怀和帮助下，饶兰沁得以健康成长，还在巴黎上了学。尽管童年缺失了父母的陪伴和关爱，但她自幼就十分懂事和乖巧，学习也很用功，同时也养成了较强的生活自理能力。
同一时期，她的父亲饶漱石回国后，先后在新四军、华东野战军、中共华东局担任要职，为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母亲陆璀则主要在妇联组织工作，为推动妇女解放事业呕心沥血。
虽然脑海中没有关于父母的任何记忆，但饶兰沁的心里仍然非常想念他们，她只懵懂地知道父母在国内“干革命工作”，至于“革命”是什么意思，她一时半会儿还弄不清楚。
1947年，饶兰沁9岁的时候，母亲被派往巴黎国际妇联工作，时隔多年后，母女俩终于得以再次相见。
在巴黎出生长大的饶兰沁，讲得一口流利的法语，但一句中文也不会说，好在陆璀在国外工作多年，有一定的外语基础，简单的沟通交流没有什么障碍。
1949年，全国即将解放之际，陆璀也结束了在国际妇联的工作。今非昔比，这一次她终于可以带着女儿一同回国了。
饶兰沁的心情是同样地激动和兴奋，这意味着她将第一次踏上祖国的土地，更重要的是，她即将见到日思夜想的父亲了。
左一为饶漱石
短暂的相聚
1949年7月初，陆璀带着女儿饶兰沁经满洲里到达北京。随后，她们又乘火车抵达刚解放不久的上海。此时，饶漱石正担任中共华东局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华东局机关的驻地正是在上海。
在饶漱石的办公室里，饶兰沁从记事起第一次见到了父亲，当时他正在和几名同志商量事情。虽然饶兰沁对父亲感觉有些陌生，但毕竟血浓于水，不懂中文的她便用“吻脸”这一“洋礼节”表达了对父亲的情感。
饶漱石也是在国外工作生活多年的人，对于女儿的这一举动，他先是一怔，继而反应了过来，便开心地笑了起来，一旁的众人也跟着大笑起来。
在饶漱石的身上，这种情况是并不多见的，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平时是一个沉默寡言且严肃认真的人。很显然，女儿的到来让饶漱石感受到了久违的温情，对正忙于华东地区革命建设事业的他而言，是一种精神上的莫大慰藉。
此后的一段日子里，一家人在一起度过了难得的团聚时光，饶漱石的心情也明显比以往好了很多。
由于饶兰沁不懂中文，她与父亲的交流只能靠母亲在中间翻译。当母亲不在旁边时，无论饶兰沁用法语说什么，饶漱石总是微笑着说“好”、“好好”，因此饶兰沁也开玩笑地称父亲为“好好爸爸”。
不过，在饶兰沁的印象中，这位“好好爸爸”对她更多的是严格要求。虽然从没有对她发过脾气，但她总感觉父亲身上有一种令人敬畏的威严。
为了让女儿尽快学会汉语，以融入国内的学习生活，饶漱石在一个练习本上工工整整地写了四句话：“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以此作为女儿练习汉语的字帖。闲暇之余，饶漱石总会抽出时间检查女儿的作业情况，一边检查还一边解释每个词语的意思。
同时，饶漱石还要求女儿多学习中文口语，减少法语的使用次数，且不许陆璀再给她做翻译。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后，饶兰沁的中文水平有了很大进步和提高。
之后，饶兰沁进入了华东保育院小学部学习，开始了住校的集体生活。在学校里，她谨记父亲的谆谆教诲，不摆高干子女的架子，也不搞任何特殊化。除读书学习外，饶兰沁还和其他同学一样，学会了缝衣补被、织毛衣等生活技能。
周末学校放假时，母亲会将她接回家中，但饶漱石这时总是在伏案工作，难以抽出时间来陪伴女儿。工作之余，饶漱石似乎也没有什么娱乐爱好，最大的消遣便是一家人偶尔一起在院子里散散步。
1953年，饶漱石调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共中央副秘书长，饶兰沁也跟随父母一同进京，进入北师大女附中学习。
此后，她继续着住校生活，父亲的工作也比之前更忙碌了，父女之间的相聚时间变得更加少了。偶尔在饭桌上，她会见到父亲，父亲仍是像从前那样，很关心她的学习情况，并一再叮嘱她和同学要搞好团结，生活上要保持勤俭朴素的习惯。
然而，这样的平静生活并没能持续太久，仅仅不到一年后，一场令她猝不及防的厄运降临了......
一刀两断
1954年2月，饶漱石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遭到批判，随后不久便告“失踪”。
由于长期住校，加上家人对她保密，此时的饶兰沁对这场政治风暴并不知情。
直到暑假期间，刚入团的饶兰沁兴高采烈地和同学们来到公安部大礼堂，聆听中央文件传达时，才发现父亲的名字赫然出现在“反党联盟”的定语中。
对于她而言，这无疑是一个晴天霹雳，敬爱的父亲一下子变成了“野心家”、“反党分子”，无论如何她也接受不了这一残酷的事实。
祸不单行的是，她的母亲也很快被隔离审查，甚至连家都回不去了。
在这种危急情况下，时任中组部副部长的张鼎丞顶着压力，将她接到家中保护起来，负责照顾她的日常生活。
张鼎丞的女儿张九九与饶兰沁正好是同窗好友，两人此后便结伴上下学，饶兰沁也得以熬过了那段黑暗的低谷。
一年后，母亲陆璀结束了隔离审查，重新恢复了工作。与此同时，饶漱石被正式开除党籍，遭逮捕入狱。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影响下，父亲的负面形象逐渐在饶兰沁心中定格，为了避免受到牵连，她宣布与父亲划清界限，并将自己的姓改随母姓，变为了陆兰沁。
不久后，她的母亲也与饶漱石离了婚，后来与任弼时的秘书，有着“和平诗人”之称的朱子奇重新组建了家庭。
从此，陆兰沁与父亲一刀两断，不但再也没见过面，连一封书信往来都没有。父亲身在何处，境况怎样，一切的一切她都无从知晓，也不敢去打听。
到了1965年的时候，陆兰沁已经与一名海军军官结了婚，并在叶帅的关心下，进入了军事科学院外军部工作。
有一天，单位一位领导找她谈话，问她想不想见父亲。
此时，陆兰沁与父亲已经十多年没有见面了，从心底来讲，她是很想见到父亲的，但转念一想，这会不会是组织上在考验她呢？此前她已表态与父亲划清界限了，如果再去见他，岂不是自找麻烦？
在那个政治压倒一切的年代里，理智最终战胜了情感，她坚决地回答道：
“不想见！”
“如果父亲想见你呢？”领导追问道。
“那也不见！”她不假思索地说。
然而，当时她并不知道父亲已被假释出狱，也因此遗憾地错过了与父亲相见的唯一机会。很多年以后，回想起这段往事，陆兰沁仍然感到悔恨不已。
可以想见，重见天日的饶漱石最想见的人肯定是女儿，因为妻子已经改嫁，女儿是他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
今天，我们已无从窥探，当饶漱石得知女儿拒绝见他时，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据公开的史料，饶漱石在狱中患上了精神分裂症。很显然，这是长期的孤独、压抑及苦闷造成的结果。
命运起伏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本来已安置在一家农场内的饶漱石，被重新收监入狱。他的前妻陆璀也没能幸免于难，已重组家庭的她再次遭到隔离审查。
而作为两人唯一的女儿，陆兰沁终于没能独善其身，她被康生一伙诬陷为“法国间谍”，在海军情报部工作的丈夫则被扣上了“外国特工”的罪名。
在那动荡的岁月里，陆兰沁先是遭到审查，后来又被下放到干校劳动，经历了重重坎坷和磨难。
出于本能的恐惧，陆兰沁企图切割与父亲的一切关系，甚至焚毁了她与父亲的所有合影照片。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重获新生的陆兰沁期望父亲能假释出狱，毕竟他的年纪大了，且刑期也快到了，她和丈夫已经商量好，准备到时将他接回家照顾。
直到看到父亲在文革中写的一份证明材料时，陆兰沁才得知他早已于1975年去世。久已麻木的亲情在这一刻被唤醒，回想起与父亲相处的短暂时光，她陷入了深深的悲伤之中。
改革开放以后，陆兰沁一直在外交系统工作，直至离休。
晚年的陆兰沁，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了研究整理父亲的生平史料上，她也得以详细了解了父亲在革命和建设时期，为国家作出的种种贡献。
如今，陆兰沁已经放下了历史包袱，坦然地面对自己的特殊身份和过往经历。在她心里，既后悔曾经误解伤害过父亲，也为拥有这样一位父亲而感到自豪。
在陆兰沁的家里，还珍藏着一件“传家宝”，那就是父亲送给她的马背垫，它见证了父亲壮怀激烈的峥嵘岁月，寓意着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
历史的功过是非早已尘埃落定，但一个人的出身是无法选择的。
所以，世人不必苛责陆兰沁在那个特殊年代，为求自保而做出的那些无奈之举，因为她无法改变任何现实，只能屈从于多舛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