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有一次我问过一个问题：如果鲁迅、徐志摩、郁达夫被骂作渣男，萧红、丁玲、张爱玲母亲黄逸梵等人算不算渣女？
如果不是考虑到当时女性的艰难处境，仅就其行为性质而言，萧、丁、黄等人真好不到哪去，甚至可以说是有过之无而不及。
这个时期出现众多性质相似的“渣男”“渣女”，只因他们面临着相似的困境——在旧道德与新生活之间有一道深深的裂缝，跨过这道裂缝，才能到达彼岸，他们没有跨过去，落在这道缝隙里。
他们中有人，比如鲁迅，面对的是无解难题——他想让朱安学文化，朱安不学，想让朱安放脚，朱安不放，他想给朱安一笔钱，让朱安开始新生活，朱安不肯。他最后无奈，选择了与许广平一起生活，但他终生供养着朱安，让朱安一生不稼不穑仍维持着丰衣足食的生活。除了没有与朱安生儿育女，他没有对不起朱安之处。
有人，原本可以做得更好，在追求自由之时，要兼顾责任，但他们把自由放在了第一位，把责任放在了末位。
这个结局就是，他们获得了自由，他们的亲人——主要是他们的儿女，承受着他们“追求自由”的代价。
二
张爱玲是她母亲自由人生的“代价”之一。
母亲是张爱玲一生仰望的人，也是一生伤她最深的人之一，她一生中曾为两个人绝望到想自杀，一个是她的母亲，另一个是胡兰成。
黄逸梵是江南水师提督黄翼升的孙女。她的父亲黄宗炎到广西任职时死于任时，很年轻，没有儿女，只有一个姨太太大着肚子，这个姨太太的肚子成为全家人的希望所在，如果她生不出一个儿子，万贯家财就要被族人瓜分。
姨太太生孩子那天，屋顶的瓦上都是人，监督着屋里的一动一静。姨太太先是生了一个女儿，就是黄逸梵，大太太绝望得差点昏过去，这时产婆告诉她，姨太太肚子里还有一个，又娩出一个男婴，就是黄逸梵之弟黄定柱。
但据黄逸梵说，弟弟黄定柱是抱养的，太太怕成为绝户，让一个仆妇偷偷抱进一个婴儿冒充双胞胎。
黄逸梵长大以后，嫡母选中张佩纶之子张志沂为乘龙快婿。
张志沂面色白净，身材高挑，一副翩翩贵公子的模样。他的父亲张佩纶是清末名臣，张志沂之母是李鸿章爱女李菊耦，可谓强强联合。
这样的家世，黄家怎么不急于结亲呢？
黄逸梵后来提起此事，心里愤愤不平，嫡母哭着劝她嫁到张家，说张家怎样好，待她嫁过来，发现不过如此。
张佩纶没有积累太多财产，张家的主要财产是李菊耦的嫁妆。李菊耦死时，张志沂和妹妹张茂渊还没成年，家产被异母兄占去大头，他与妹妹张茂渊只分得小头。
张志沂抽喝嫖赌样样全，又不认真做事，整天躺在榻上抽大烟。
黄逸梵对这样的丈夫很不满，幸好此时已是民国，西风东渐，有钱人家的子弟纷纷远渡重洋求学，黄逸梵也动了心，想到国外看看异域风情，只是有两个孩子的妈妈没借口出国。
黄逸梵与小姑张茂渊关系要好，张茂渊出国留学，需要一个监护人，黄逸梵趁机提出她当监护人，陪伴张茂渊出了国。
三
黄逸梵在国外放飞自我，她扔掉拖沓的中式服装，穿上了轻便的洋装，梳上时尚发型，放大的小脚穿上定制的皮鞋，在瑞士的阿尔卑斯山上滑雪，在巴黎与徐悲鸿一起学美术，足迹踏遍欧洲诸国。
而在国内，她的丈夫张志沂仍然过着浑浑噩噩的日子。
母亲出国时，张爱玲四岁，弟弟张子静三岁。
因为年纪小，他俩渐渐适应了没有母亲的生活。
这不是他们不想母亲，只是母女、母子共同的记忆太少，想母亲也不知从何想起。
四年后，母亲和姑姑回来了，她们变得时尚了，靓丽了。在母亲要求下，他们全家搬到了上海的一座洋房里，房间的颜色是张爱玲自己选的深粉色，屋里有狗，有花，有童话书，客厅里有地毯和钢琴。张爱玲坐在狼皮褥子上看母亲弹琴唱歌，高兴得在狼皮褥子上滚来滚去。母亲在卫生间的抽水马桶上一边读老舍的小说《二马》一边笑，张爱玲倚在卫生间门口也格格格地笑。
这是张爱玲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
这时她留下的照片，脸圆圆的，满脸是幸福满足的光。她给天津的小伙伴写信描述她的新房子，写了三页纸，还绘上了房子的图样，幼稚又好笑。
她爱笑，喜欢温暖明亮的颜色，有很强的倾诉欲，与后来那个高高的、瘦瘦的、喜欢冷色调、离群索居的张爱玲，判若两人。
如果这样美好的日子持续下去该有多好啊！
虽然母亲回来以后，没有试图弥补张爱玲姐弟缺少的母爱。她没有抱过两个孩子，没有亲吻过两个孩子，牵女儿的手也只有一次。那年张爱玲九岁，跟着母亲过马路，马路上车来车往，母亲犹豫了一下，咬了咬牙，拉起张爱玲的小手，刚过了马路，她就把手松开了。
她不想向儿女表达母爱，母爱的背后是责任，会破坏她在男性心中的迷人形象。
她害怕来客的时候，儿子跑出来叫她一声“妈妈”，她很庆幸女儿因为口头上过继给大伯，叫她“二婶”，这就让客人感觉这不是她的女儿。
四
黄逸梵回国不久，又与丈夫发生矛盾。小心眼的丈夫想花光她的钱，让她没有财力再飞出去。已经在欧洲玩野了心的黄逸梵不再安于家室，在费了很多周折以后，她终于离了婚。
离婚以后，黄逸梵再次去欧洲。
在动身以前，她到学校里去看张爱玲。张爱玲看着母亲转身离去，红色的铁门缓缓关上，觉得她应该哭，于是哭了哭，她对离别也麻木了。
在没有母亲的日子里，张爱玲长成一个高高瘦瘦的女孩子。
父亲再婚了，继母对她客气而疏离。
她上中学了，是一所贵族女校，学生个个衣着光鲜，只有她穿着继母带来的旧衣服，领子磨毛了，颜色、款式都不适合她，她只能没完没了地穿。她不愿与别人交流，也没有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在学校里被同学瞧不起。
在她将要中学毕业时，母亲回来了，继母对光芒万丈的前任很忌惮，听说张爱玲不打招呼去生母那里，抬手打了张爱玲一巴掌。张爱玲想还击，没成功，却被闻讯起来的父亲一阵拳打脚踢，然后被关禁闭，病得要死，父亲也不放她出来。
她在保姆何干帮助下逃出去，逃到了母亲那里。
黄逸梵收留了走投无路的女儿，但她心里很不情愿，收留女儿意味着她要花钱，还会影响她的自由。
她表现得很矛盾，她一面鼓励张爱玲学习谋生技能，做一个独立女子，一面又想迎合男性的处女情结，把尚是处女的张爱玲嫁出去。她嫌弃张爱玲起床影响她睡觉，嫌弃张爱玲笨手笨脚，推沙发推坏她特别订制的小地毯，当着客人的面斥责张爱玲是“猪”，但她又不惜重金，请老师给张爱玲补课，让张爱玲能够上大学。
张爱玲心中五味陈杂，她对母亲越仰慕，母亲对她的斥责和贬低就越让她心中自卑，她感激母亲的收留，又怨恨母亲的自私。
即使如此，张爱玲也比她的弟弟幸运。她的弟弟张子静在姐姐逃离以后，也拿着一双监球鞋来到母亲住处，想让母亲收留，母亲没有答应，张子静哭着离开了。
五
张爱玲到香港大学上学，靠奖学金维持学业，她买不起自来水笔，每天拿着一个墨水瓶上课。放暑假无处可去，继续住在学校宿舍里，管理宿舍的嬷嬷很不满意，只好把她带到嬷嬷们居住的修道院，让她在修道院小学教两节英语课，免费供她食宿。
黄逸梵到修道院看望张爱玲，与嬷嬷聊天时说起她住在香港最贵的浅水湾饭店。张爱玲无地自容，知道嬷嬷心里鄙视她，母亲住香港最贵的饭店，女儿却装穷，在修道院白吃白住一夏天。
这期间发生了一件让张爱玲永不原谅母亲的行为——张爱玲的历史学教授佛郎士见张爱玲没有申请到奖学金，就从自己的积蓄中拿出八百元（这在当时是很大一笔钱，够一户普通人家生活一年），寄给张爱玲当小奖学金，他鼓励张爱玲好好读书，明年一定会获得奖学金。
张爱玲捧着这笔钱，像捧着一团火苗，又像捧着一颗灼热的心。她不舍得把钱存进银行，因为存进银行，再取出时，就是别人的钱，而不是佛郎士教授给她的钱。
她的内心快乐而骄傲，她急于向母亲分享她的喜悦，她捧着弗郎士教授的钱和信给母亲看，母亲却怀疑张爱玲与佛郎士教授有私情，让张爱玲把钱还回去。
这给张爱玲火热的心上当头泼了一桶冷水，张爱玲有听到自己的心脏爆裂的声音。
张爱玲离开后，黄逸梵在赌桌上把这笔钱输掉了。
她没有向张爱玲解释，也没有向张爱玲道歉，只是自此不提，仿佛这笔钱从来不曾存在过。
这件事让张爱玲对母亲冷了心，她再也不在意母亲对她的看法，对母亲再无一丝留恋。
后来她回到上海，请姑姑把母亲给她花的钱算了算，换成两根金条，交给母亲，自此与母亲两不欠亏。
六
黄逸梵是五四以后涌现出来的新女性之一，是五四新青年的一分子。
他们是最早接触西方思想与文化的一批人，在一个新天地里，他们摆脱父母和宗族的束缚，过上一种我的人生我做主的自由生活。
在这些新女性之中，黄逸梵是最新潮的人之一。她从二十八岁第一次离开国门，到六十一岁去世，足迹踏遍亚、非、欧多个国家。如果不是年纪渐长和经济困窘，她恐怕也不会在伦敦久居，而是会继续迈着一双放大脚探索新世界。
看上去，她跟躺在榻上抽大烟的前夫张志沂是两种人，实际上他俩非常相似——
他们都自私，自己一掷千金，大把的钱扔在烟榻上、妓院里、赌桌上、酒店里、飞机上、游轮上、各种奢侈品和艺术品上，但给儿女花钱，哪怕是必要的生活费和教育费，两个人也都精于计算，吝啬无比。
为儿女付出精力，他们更不情愿，他们偶尔会对孩子“好”，但是他们不愿为孩子持之以恒地付出。
他俩一生都没有经济自立，一生都在消费“祖业”——黄逸梵消费的是她自己的嫁妆，张志沂消费的是母亲的嫁妆。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父母不论给儿子留下房屋田产，还是给女儿陪送丰厚嫁妆，都不是让他们纵情挥霍，而是希望他们把这笔钱用在抚养子孙上，一直传承下去。
张志沂和黄逸梵看起来是挥霍自己继承的那笔钱，实际上他们继承的财产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祖上留给他们儿女的，被他们自己挥霍掉了。
高晓松的父母说：“一个男人要有一以贯之的世界观，不能要自由的时候把西方那套拿出来，要钱的时候把东方那套拿出来。”
黄逸梵跟那个时期的很多新青年、新女性被后世之人诟病，就是他们游走在两种世界观之间，要自由的时候把西方那套拿出来，花钱的时候，又心安理得地消费旧家庭的积蓄。
个体自由之中包含着的个人努力和责任感，他们选择了忽视。
黄逸梵跟她那双放大的小脚一样，半新半旧，她是一个仍未走出旧时代窠臼的新女性，是新旧时代之间一个过渡时期的特殊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