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古今军事战争史，古今中外，能带着十万二十万部队打胜仗的将领多得是，但能指挥近百万大军合同作战并取得胜利的人物，却并不多见。因为打仗不是单挑，任何在个体身上可以克服的小问题一旦基数大了都会变得十分不可控，所谓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一个针眼在乘以100万之后足以变成可令全局崩盘的黑洞，如何准确掌握这一百万人的位置，如何保证一百万人的士气，如何让这一百万人能吃饱饭，都是对指挥者能力的考验。
不少人有着一种错误的认知：凡是以多胜少就是人海战术就是胜之不武，这种战役，我上我也行！《明朝那些事儿》中有句话说得好，别说让你带几万人打仗，带几万人出去旅个游能把团囫囵个儿的带回来就已经很不错了。
今天咱们就来看看志愿军是如何在天时地利都不具备的条件下依然能保证前线百万大军不致崩盘的。
天时
总有人说志愿军是秘密入朝打了联军一个措手不及，占了先机，其实这只是从短期的战役战术角度来说的。如果放眼全局从战略角度来看，不客气地说，1950年10月的中国和美国，中间还差了几十个日本。
彼时我们的年钢产量为61万吨，美国8785万吨，是我们的146倍；我们的空军有作战飞机60架，美国有3万余架（存量），是我们的500倍；海军更不用说，就在7个月之前，新中国第一任海军司令视察刘公岛时只能租渔船上岛。
就是在这种实力对比下，美国把它三分之一的陆军，五分之一的空军和近半数的海军轮番投入到了朝鲜战场，而我们在运动战阶段所拥有的也只有陆地兵力优势，陆军作战力量由6个军变9个军，再变到12个军、19个军，巅峰阶段130万的兵力看似很多，但随之而来的问题也很严峻：
一、战线的推进导致补给线被延长。以一到三次战役为例，战线从清川江一路推进到三七线附近，短短两个半月，运输线由原本的五十多公里一下延伸到500公里以上；前线打得太猛太快，这让原本就没有充分物资准备的东北后方基地更加捉襟见肘，前线部队断粮断弹的现象时有发生，甚至会因为衣食不足出现非战斗减员；
二、气候不适。一至三次战役期间正值隆冬，气温最低时可达零下四五十度，入朝部队中除了最早的东北边防军一部，后续大部分由南方调集的部队官兵很难适应半岛的极端气候，冻毙减员情况时有发生，这也是为何我们在势头最盛的第三次战役时只追击逃敌到三七线附近就无力再向前进的主要原因，战士们的体能消耗已到极限，如若继续打，搞不好会崩盘。
地利
朝鲜半岛是三面临海的狭长山地，山多河多，而朝鲜北部的铁路线多是沿海修建，被美国海军封锁得死死的；公路线也是山路十八弯，十里一小桥，百里一大桥，一旦被炸，抢修难度极大，这种地理条件既不利于由北向南的交通运输，更不利于东西两线部队之间的相互支援。
敌人的物资不仅可以走海路走空投，志愿军的物资就只能由数量并不多的汽车，顶着敌机的轰炸，走着朝鲜北部的山间小路运到前线，加之雪天路滑，那时的汽车又没有防滑链条，驾驶技术不过硬的汽车兵经常会出现翻车事故，层层折损之下，这些由国内筹集的物资能够成功运抵前线的不足标准量40%。
这就导致运动战阶段大部分时间大部分部队都得不到充足的补给，比如第四次战役时，三十九军、四十军两个军有长达半个多月时间一次补给都没能收到，只能靠挖野菜，喝稀饭坚持。五次战役二阶段作战时，9个军中也有4个军只备有五天口粮，粮食吃光了不敢冒进，只能眼睁睁看着敌人逃出包围圈，失去战机。
其实以往在国内战争时期也不是没遇到过天时地利都不具备的挑战，但不论情况如何恶劣，我们总是能靠最后一个要素：“人和”来绝地翻盘，这是人民部队的看家法宝，兵民一家就地补给，但是在朝鲜半岛这压箱底的绝活也近乎失灵。主观来说是缺乏民众基础，语言又不通，客观说就是这破地方本来粮食产量也不高，常常是一个村庄北边来了洗一波南边来了再洗一波，等我们的部队到达，再想和群众买粮换粮已极为不易。
天时地利人和都不具备是志愿军在武器装备之外的又一大软肋，李奇微正是看准了这个突破口，于1951年夏秋季，趁着北边爆发洪灾的时机，发动了著名的“后勤绞杀战”，将八成的空军力量用于轰炸志愿军后方交通线，计划在三个月内彻底摧毁北方的交通系统，从而达到让前线中国军队“窒息而亡”的目的。
“摧毁各条线路上的每一辆卡车和每一座桥梁， 瘫痪39度线上各铁路运输终点站和前线之间地区的敌人运输， 使之经常处于不能使用的状态。” ——《割裂世纪的战争：朝鲜1950—1953》
其实这招数美国人1944年在欧洲就对德军用过，疗效很显著，他们认为你中国人再能打，总不能比德军还难对付吧？
所以打从1951年8月至次年6月，美军共出动飞机近16万架次，投弹量高达十几万吨，对志愿军后方运输线进行“无差别覆盖+重点毁灭”式打击，清川江以南至平壤以北的铁路沿线平均每隔七米就是一个弹坑，最重要的铁路桥同江大桥，更是前后遭轰炸38次之多，这种程度的打击确实一度令志愿军前线部队陷入困境，1951年9月彭老总在给聂荣臻的电报中甚至愁到连“马克思都救不了我”这样的话都说了出来。
“早晚秋风袭人， 战士单着， 近旬病员大增， 洪水冲， 敌机炸， 桥断路崩， 存物已空， 粮食感困难， 冬衣如何适时运到， 实在逼人， 马克思在天不灵， 望兄良策救我。 ” ——1951年9月初 彭德怀致聂荣臻电报
事关全军生死，逼得我们不得不改变后勤结构。根本性的变化就是将以往的由东后（东北军区后勤部）直接将物资送抵一线各军的两级跟进式保障法进化为东后——志后（志愿军后勤司令部）——各军三级分区式保障法。
具体来讲，即从中朝边境到一线各部队之间为战役后方，这一大片区域由之后根据总的作战方针划分为五个供应区，每个供应区下再设几个战役兵站，各分区的兵站之间既前后相通又左右互衔，方便在紧急情况下进行转运及支援；分区对军进行补给时则会根据各军的实力、任务强度以及驻地气候条件等制定出补给标准，一般是每个月供给一次；
而从军后勤至前沿阵地之间是为战术后方，下设若干战术兵站。战术兵站属于机动性兵站，攻击部队走到哪兵站就跟到哪，补给时同样会根据任务强度等条件确定补给量，逐级下送，军保证师，师保证团，团保证营连，一般情况下，军对师、师对团都是10天一补充，营连级5天一补充。
这样，从国内到战役后方，再从战役后方到战术后方，就构建起了一个以东后、志后、各军为脊梁，以28个大型战役兵站为骨干，若干小型战术兵站为血脉的四通八达的兵站交通网，时称“打不断、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
同时，面对美军在空中的疯狂绞杀，我们也迅速做出了应对策略，首先是增派了两个急需兵种的兵力，一为高炮部队，分布在铁路沿线及重要桥梁、仓库区附近，是对空作战的主要力量，在整个反绞杀战阶段，高炮部队共击落、击伤敌机1300余架，使得越到绞杀战后期，美军的飞机就越不敢频繁来找麻烦；
二为工程兵部队，为了能够完成“随炸随修，白天被炸毁夜间就通车”的任务，在时任志愿军后勤司令的洪学智将军指挥下，十余万工程兵分作昼夜两班投入到了对铁路公路桥梁的抢修之中，最终，不仅做到了对原有铁路公路的修复，甚至还多修了100多公里铁路及数百公里的公路出来,每座重要的大桥附近也都建有三到五座便桥，这种便桥的好处是随架随用，当有车通过时就提前架好，过后再主动拆除将架桥材料隐藏起来，这样就能既保证抢修时间最小化，又减少了架桥材料的损失。
这种结果一度让美军飞行员十分意难平，他们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什么自己已经很努力地在加班加点搞轰炸了，却还是跟不上中国军队搞基建的速度，你看，早在70年前，就已经能在志愿军工程兵身上看到点“基建狂魔”的影子了。
除了高炮兵和工兵外，还有专门用于为汽车兵们提供警戒的防空哨部队也值得一提，具体做法是沿公路运输线，每隔1.5公里就设置一处哨岗，专门用于监视敌机行动，当有敌机掠过时，哨兵就会鸣枪示警，因为音速要超过当时飞机的速度，所以枪声在经过一个个哨岗的接力后最终会先敌机一步传到公路上的汽车兵耳中，此时汽车就会关灯隐蔽，躲进沿线提前修筑好的汽车掩体中，待敌机飞走后再继续前行，大大降低了汽车的折损率。
正是凭借着以上种种做法，在历时十个月的反绞杀战斗争中，志愿军从一开始的毫无还手之力逐渐将局面拉回到可与美军四六开的程度，将损失降低到最小，基本解决了前线几十万大军的衣食弹药只有三五天存量的重症。
到1952年2月，前线各军基本能保证有一个月的给养储备，又过了半年就更厉害了，各军已经能做到保有两个月的给养，营连级阵地则普遍达到15至20天储量。而且食物花样也越来越多，从最初的炒面就雪发展到豆浆油条，饺子红烧肉，美军一看怎么越绞杀中国人吃得越好，弹药也越充足呢？剧本不是这样的啊，是德国人不抗揍还是中国人太开挂？
总之，美军三个月扼杀志愿军的绞杀战计划，于1952年6月彻底宣告破产。美第八集团军司令范弗里特在记者招待会上无奈承认，“虽然联军的空军和海军尽了一切力量阻断中国军队的供应，然而中国军队仍以难以令人置信的顽强毅力把物资送到前线，创造了奇迹。”
有句话说得好，让一支军队快速成长的最佳办法就是从战争中学习战争，1953年志愿军归国后，聂荣臻深有感触地说“我们是从抗美援朝战争中才充分认识到后勤工作在现代战争中的重要性。”
没错，如果不是抗美援朝，我们的战士还不乏那种“不就是美械军队么，我一个师就能扫国军一个美械军”的轻敌思想；如果不是抗美援朝，我们的后勤建设也依然是“仓库在前方”的游击战水平；当然，如果不是抗美援朝，全世界都不会想到原来被欺负了一百年的中国人竟然有这么强大的爆发力。
现在，如果有人还是单看人数，以为志愿军有134万陆军就叫做胜之不武，那你应该再了解一下这百万大军吃的每一口饭，用的每一颗弹都是怎么来的，再看看美军一次性能用军舰飞机投递多少物资，节省多少时间，这算不算胜之不武呢？如果你以为我们用一个师打美军一个营的战术就叫做以多欺少，那美军每天出动飞机300架次炸我们的运输线，而我们在航空师高炮师入朝前根本毫无还手之力，这又叫不叫以多欺少呢？
本文原作者：军武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