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经》中对庶人孝道的要求，“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强调在物质生活中对父母的孝养。而士大夫则强调敬、养并重，并且以敬为先。
孝经中对庶人的孝道，要求只需要在日常生活中利用天地之间所赋予的，顺应天道，努力耕种田地，使父母免受饥饿和寒冷。
平民并未像士大夫一般接受过儒家礼制的学习，因此平民的孝行常常展现出愚昧极端、违背礼制的特征。
《新唐书》中记载的出现如割股奉亲、自戕陪葬等极端孝行的多是平民。关于割股奉亲，《新唐书》中记载的以割肉疗疾的人数有29人。
但没有记述其详细的事迹，只有姓名。另外还有3人记载了细节。池州的何澄粹，亲人病重。那里的习俗“尚鬼”，生了病不看医生不吃药，而是找一些偏方，何澄萃“剔股肉进”，亲人吃下后不久痊愈。章全启的母亲生病后，章全启“刲股”，割下自己大腿上的肉给母亲吃。
寿州安丰人李兴。父亲得了重病，时日无多。李兴割下自己大腿上的肉“自刃骨肉”，假称这是馈赠得来的，想让父亲吃下，但父亲已经病重年老到无法吃下，不久后便去世了。
关于平民在居丧期间违背礼制，自戕陪葬的行为也有很多。张进昭的母亲患了毒疮，而后其母为了治疗截掉左手，但不久后病亡。张进昭在安葬完母亲后，“截左腕庐于墓”。
许州人王博武，在唐武宗会昌年间，侍奉母亲前去广州，在途中遇见狂风，母亲在水中溺亡，而王博武随后也“自投于水”。
庐州人万敬儒，亲人去世后在墓旁边修庐守丧，将自己的手刺破，用血来抄写佛经，为亡亲超度。在抄写的过程中，将两根手指都抄断，但不久后又长出，“辄复生”。
他们的孝行有许多复杂的驱使动因，有天然的亲情的驱使，譬如柳宗元认为庶民没有接受过儒家的教育来引导他们的天性，并且从事着“耨末”之业，其割股救亲的行为是“天意”，是“醇孝”。
同时也受到当时社会经济文化的综合影响，有为了逃避赋税徭役的考虑，如太宗于贞观十六年（642）下的敕令，规定“今后自害之人，据法加罪，仍从赋役。”
针对当时有人自残以避赋税徭役的行为进行明令禁止。还可能受到佛教“舍身供养”、少数民族自残行为的影响。
也可能是为了得到政府表彰，如上所引的为亡亲抄经断指的庐州人万敬儒，地方政府将其所居住的地方改为“孝乡广孝聚”，大中年间还得到了统治者的旌表。
还能获得物质奖励，京兆人张阿九、奉天县人赵正言的母亲生病后，都割下大腿上的肉给母亲治病，玄宗“赐物五十”以资孝行。
还可以获得赐官，丰田县的滑清泌，父亲生病后割肉给父亲治病，此行为被京兆尹李岘奏上，肃宗至德三年（758），“宜与官以旌孝道”。
士大夫阶层从小便接受了较为完整的儒家孝道教育，同时也受到了良好的家训家风影响，相较于平民，其对于孝道的认识更加深刻，更容易以较高的道德标准要求自己去践行孝道。
在生前孝养、死后送葬父母的过程中能够做到理性克制。有着许多理性服丧，压抑自己的悲痛情绪，践行礼制规范的人。陇州防御判官殿中御史内供奉府君崔揆，“事亲孝，居丧得礼”。
府君郑谌，七岁时母亲去世，过于悲伤导致父亲担忧，于是“自抑以从”。后丁父亲和继亲忧，“皆仅至毁减，俯而从礼”。
韦文度任海陵尉时服母丧，“毁瘠殆不可支”，服丧结束后，“我继世灭身，反不孝。”
认为居丧时不适当克制自己的哀情更是不孝。孝经中强调孝子要爱护自己的身体，因为那是父母赐予的。这符合儒家原始孝道的本意。
如国子明经吏部常选李元确，墓志中描述其“生知孝敬”，未满十岁时，曾经不小心被刀划伤了手，“尝以兵刃损指，捧手改容，深以毁伤自诫，中外姻戚惊而异焉。”为伤害自己身体而后悔自戒。
宪宗元和年间，韩愈曾写下《鄠人对》反对朝廷旌表鄠县郭姓孝子的割股奉亲行为，认为有悖于圣人之教，其目的不过是为了免除赋役，获得表彰和奖赏，旌表此人只会使得当地民众人心紊乱。
晚唐时期的皮日休认为割肉奉亲是愚民的不孝行为，不过是为了“邀县官之赏，市乡党之誉。”
在广泛士大夫阶层中，对居丧时过哀以致死亡或者伤害身体的行为仍然持批判的态度。绝大多数士大夫还是理性的，守礼的，不至于为了物质奖励，违礼背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