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诗歌历史上，隋朝诗坛总体面目苍白。
后人在评价隋代文学时不无这样的遗憾：“有隋总一寰宇，得人为盛，秀异之贡，不过十数”。统一后的帝国囊括了各地的文学之士，但是成名成家的却很少，整体文学的成就不高。这是时代的遗憾，也是历史的必然。不足40年的时间里，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隋朝的统治者刚刚厘清了政治、军事以及经济上的万千头绪，还不及在文化上有所建树，便被覆亡。
有隋一代，活跃在文坛的山东文人集团的代表诗人有李德林、辛德源、薛道衡、卢思道和孙万寿等；江左人士的代表人物则有江总、虞世基、王胄、孔德绍；关陇集团的代表诗人主要是杨素和杨广。三大圈子活跃在文坛的诗人数量并不少，只不过创作的诗歌作品无论是从量上还是质上都比较有限，形不成气候。
不过，关陇刚健，山东豪贵，江左清雅，这三股文化势力各有千秋，为即将到来的大唐文学范型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相比此后百年盛唐一世所开创的诗歌盛况，隋朝诗坛无疑是黯淡的。但它就像是黎明前的暗夜，暮夜苍苍，依然隐藏着一种原始生命力，于无尽的暗夜中默默积蓄着破晓的力量。
杨坚的崇佛大旗：
历朝历代，文化都是统治阶级极其看重的治国纲张。尤其是在归化民心这一方面，根植于士人骨血的儒教文化向来被认为是宣扬正统的法宝，所以当年宇文泰才会以恢复周制来争取更为广阔的民意基础。
杨坚在位的二十四年间，大隋王朝全国上下都在如火如荼地恢复生产和建设，千头万绪还有待厘清，再加上南方、西北、东北都不算安定，boss和得力干将们都忙得焦头烂额，根本没有精力风花雪月。在争取民意这一方面，胡化的汉人杨坚剑走偏锋，在执政期间，他旗帜鲜明地竖起了崇佛的大旗。
北周武帝一朝，大批寺庙、佛像被毁，僧人被迫还俗，佛教被宇文邕的毁佛运动折腾得奄奄一息。隋文帝即位以后，允许佛教徒出家，同时承认印制佛经和制作佛像的自由。据史料记载，文帝一代，共计度僧23万，建立寺庙3792座。但是与梁武帝萧衍不同，隋文帝并没有为此耗费国家财政。虽然他为自己的出生冠以传奇的佛教色彩，但他始终清醒地与佛教保持着距离。
公元600年，他甚至颁布了废除学校的政令。但是这不能说隋文帝就不重视文化的建设。早在583年，隋文帝就曾下诏求书，献书一卷赏绢一匹。“民间异书，往往间出”，“一、二年间，篇籍稍备”。到炀帝一朝，依然坚持这一国策。隋时的藏书量是中国历代最多的，据史料记载，隋朝藏书最多时有37万卷，77000多类的图书。只不过大部分图书毁于战火，到唐朝国力鼎盛的玄宗一朝，藏书最多时也仅有8万卷。
我们可以相信，杨坚弃文学而选佛教，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收拢民心、巩固统治，这是一个精明的政治家在审时度势之后做出的“最经济“的手段。
杨广的风花雪月：
公元604年8月，在独孤皇后去世两年之后，杨坚也因病突然去世。虽然关于杨坚的去世有太多的争议，但对于历史来说过程并不重要，最终的结果是皇帝老子告别人世，留给年富力强的太子杨广一个初步富裕但不够稳定的新兴大国。
这个时候隋朝的内政框架基本理顺，此时的杨广是极度清醒的，他将主要精力放在了稳定外部因素上。关陇集团骨子里的骁勇善战，以及保持长期作战实力的府兵将士们，让他轻而易举地平定了西北的吐谷浑和契丹。运河和东都工程也比较顺利，来得太过容易的成功让他渐渐忘却了初心。
风花雪月被提上日程。
父亲杨坚文学修养不高对文事也提不起兴趣，而且为了保证关陇贵族的利益，杨坚对山东豪族一系实际上采取防范和压制的政策，因而杨坚一朝文事极不兴盛。杨广则与父亲完全不同，他雅好文学，喜爱风雅，而且在南方初定时，杨广曾在南方呆过很长的一段时间，一力促进了江南政治文化的稳定。
杨广一登基，便大力恢复旧制，官办学校和传统儒学教育得到复兴。在他的引导下，炀帝朝的文学创作较之前有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之前郁郁不得志的江左文士，开始得到杨广重用，他们紧紧团结在皇帝周围，形成了一个新的宫廷文学集团。在此基础上创作了大量酬和作品，只不过受创作环境所限，这部分作品反而没有太多艺术价值而已。
我们通常习惯将隋唐两个时代连起来称呼，隋朝无疑是唐朝的先驱，作为一个过渡性的政权，除了知晓其承前启后的普遍作用外，我们还需更加审慎地考虑隋朝在中国历史上所具有的意义。
短短三十多年，无论其文化政策正确与稳定与否，隋朝注定只能成为一个过渡阶段，但任何所谓的历史定律都不能涵盖历史的全部细节。隋朝数量不多的诗人依然为我们留下了一定数量的优秀作品。江左降臣因为亡国之殇而吟哦的“南冠之思”，山东作家因为政治高压而产生的“草泽怨刺”之词，而关陇贵族则有具有主人翁精神的豪放雄逸之唱，皆是大唐诗歌多个流派的滥觞。
虽然这些作品只是改朝换代之际的特定产物，不能成为一代文学之常态，但足以让我们通过这些优美的符号，一窥时代的风起云涌，以及个体的命运沉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