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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041年,历史上的第一次宋夏战争已进入第三个年头。尽管有三川口之战的惨痛经历,远在汴梁的北宋君臣却依旧无法摆脱思维定势,自觉只是在攻略某支侥幸走运的孱弱蛮族攻。因而丝毫不顾及敌我双方的强弱之势逆转,继续对督军前线的官员们下死命令,要他们务必以最短时间完结战斗。

结果,这种自带麻痹效果的莽撞心理,让宋人在好水川遭遇自开战以来的最大失利。两军之间的机动能力差距,更是在细节处暴露无遗。

此消彼长的军事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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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王国的对外扩张历程

事实上,早在李元昊公开称帝之前,西夏军队就已逐步脱离原本的党项部族武装。不仅有类似禁军的宫廷卫队,还集中力量编练出总数只有3000人的铁鹞子重甲骑兵分队。所以能在狭路相逢的山间疯狂突击,甚至从正面攻破善于布阵的北宋步兵主力。

哪怕是地位略低的贵族私兵,也在多次扩张胜利后得到显著加强。核心成员纷纷配备类似宋军精锐的全套扎甲,又或是通过西域获得更加轻便的优质锁子甲。另有不少出没于边境两侧的外围部落,也能为新君提供相当出色的山地轻步兵,非常适合与骑兵在复杂地形上进行协同作战。

西夏军队常用的重型扎甲与轻便锁子甲

北宋方面则因制度性傲慢而没有丝毫精进。除很少用于远征的孱弱厢军外,就连专职机动部署的禁军都鲜有变化,坚持以呆板的步兵预设阵地充当决战核心。当然,源自晚唐五代时期的骑兵传统,在该阶段依然有很大影响残余。某些时候,还可以通过招募边区的党项、吐蕃等部落民实现临时强化。但终究只是庞大队伍中的少数派,轻易不能为局势变化而独自行动。彼此间的联动缺乏正向价值,乃至屡屡在关键时刻演变为相互拖累。

更要命的是,北宋的军政系统过于复杂,有着无人敢打破的三级结构。例如稳坐汴梁的仁宗皇帝,经常在无法充掌握解实情的背景下,被高呼政治正确口号的大臣所怂恿。然后将廷议精神转抄地方,让那些坐镇西北的士大夫文官去用心领会。

由于制度性限制 宋朝的大部分军事活动都由文官一手掌控

但最终的落实消化,势必仰仗于真正负责带兵打仗的前线将领。他们不但没有对整体策略的发言权,还必须为彰显忠贞可靠而埋头苦干。于是在一级催一级的恶劣态势下,做些基于本能最坏选择。大不了在溃败中以死谢罪,免得被监察官判定为造成失败的罪魁祸首。

相比之下,尚处开国上升期的西夏君臣就无此隐忧。李元昊本人就经常亲临一线,对事态发展有较为清晰的认知能力。若是需要分队机动,通常会委派麾下的部落首领代劳,根本不存在将不识兵窘境。加之战场毗邻本方的日常生活区域,自然对地形等环境要素的理解能更加到位。因而能长期保持进攻态势,并在指挥协调层面具有较多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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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文物上的党项人祈祷画面

步步为营的伏击策略

西北地区的恶劣环境 让西夏和北宋的进军路线都有迹可循

公元1041年2月,李元昊继续开启自己的对宋作战攻略,率领号称有100000人的部队南下。此时的西夏国已经在河套大部、河西走廊和蒙古高原南部有很强影响力,但仍希望能将包括西安在内的整个关中盆地都收入囊中。因此将战争侧重点逐步向西调整,并利用河流充当本方快速穿越荒漠环境的必要助力。

由于当时的气候尚未转暖,又已超越常规的冬季南下节奏,所以对循规蹈矩的宋军来说无疑是种心理考验。后者正处于本年度战争策略的制定过程中,也就不可能提前将更多援兵派往前沿位置。几座重要城镇都紧挨着六盘山建造,以期最大程度的回避骑兵弱项。

位于河套西南部的六盘 宋军抵挡西夏扩张的重要屏障

与此同时,西夏主力已顺利沿着葫芦河南下,并扎营在与之呈直角的好水川入口处。这样做的好处既有缓解后勤压力考量,也是为了能避开东面几座山地城寨的宋军耳目。李元昊便决定在脚下的这片河畔山谷设伏,想办法将宋军的有生力量吸引来消灭。为此,他还不惜派数千轻装部队提前分离,佯攻六盘山脚下的怀远城。倘若有敌方的机动力量赶来解围,就能引诱他们沿好水川向西深入埋伏圈。

当年2月13日,18000名北宋援军就从固原赶来,跨过六盘山向突然告急的怀远城挺进。由于是为应付灵活机动的党项部族准备,所以有数千规模的轻重骑兵力量,比例远超当时的许多内地同僚。但指挥官任福却仅有前线执行权,必须受进士出生的大臣韩琦遥控。后者虽从未亲自前往视察,却早已在部队开拔前就面授机宜,指点属下如何绕到北面去抄西夏人后路。但阵中的大量步兵拖慢了全军步伐,根本就来不及抓住对手,更没可能在适宜地形上从容列队。只是因为有新的敌情从南张义堡传来,才匆匆调头沿山麓向南侧继续追赶。

由于骑兵居多 西夏军队的战术机动能力往往在宋人之上

是,任福又急忙率部追赶,力争在友军打跑西夏人之前加入战斗。奈何苦苦奔走一整日,才抵达张义堡就获悉自己还是来晚一步。加上不可靠的捷报谎称对手已有数千人毙命,心态上难免出现变化,便顺着敌军轨迹沿河流向西疯狂突进。其中,速度较快的骑兵随自己冲锋在前,在黄昏时分已抵达好水川流域。余下的步兵、辎重单位则全权交由部将朱观和武英协同跟进,预备隔天到泉口处与他们一同夹击。

至此,整支宋军都已落入李元昊布下的天罗地网。不仅在长距离行进中出现步骑兵脱节现象,还依然对即将面临的厄运没有任何心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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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水川之战的两军机动路线图

毫无意外的全军覆没

北宋与西夏的结构性差异 经常能在军队的布阵中暴露出来

公元1041年2月14日上午,任福的先遣队再度启程追击,却很快在山谷地形内发现好几个银盒。出于好奇打开后,发现竟有不少鸽子从中飞出,成为通知对方伏兵的行动信号。随后,大量西夏重装部队从山谷的另一侧鱼贯而出,开始对立足威武的宋军骑兵实施冲锋。双方立即在狭窄的谷地内展开对攻,一度因实力相差不大而呈现出拉锯之势。

这主要是因为北宋军中残留的五代传统,让他们对精锐骑兵相当重视,不至于在短时间内丢掉阵地。同时,党项人却受限于国力不强、人口较少等问题,非常关注骑手的损耗问题。所以往往不乐于做过多激烈纠缠,时常需要稍稍后撤并进行休整重组。甚至不惜暂退出河谷紧要位置,给惊慌失措的宋军以喘息之机。

在北宋中前期 少量精锐骑兵的实力依旧相当可观

而,作为铁杆主力的宋军步兵却根本来不及抵达战场,只得任由己方骑兵在险境中自求多福。于是,大量原本只是在外围担负侦查、警戒任务的西夏轻装部队,开始集中到两侧展开共同夹击。他们利用居高临下的地形优势,射出遮天蔽日的落顶箭矢,大量杀伤无马甲保护的宋军坐骑。等到猎物在包围圈中的体能告罄,才纷纷从山头俯冲而下,将只有千人的骑兵全部斩杀。

另一方面,由朱观和武英率领的宋朝步兵辎重队伍,也在北侧的笼洛川遭遇阻击。在没有己方骑手增援的情况下,被迫呆在原地承受大量轻骑兵袭扰。即便眼前的西夏人数量不多,也不敢轻易尝试战场机动。直至南侧的任福分队全军覆没,才终于迎来更多追兵的群起攻之,并且因箭矢消耗完毕与体能不支而选择撤退。期间,原本驻扎在西侧羊牧隆城的宋军亦有尝试赶来解围,却同样因机动能力太差而不得要领。只能退回原地驻守,坐看主力被西夏人疯狂屠戮。但他们的突然搅局,还是帮朱观等千余名溃兵逃脱,从而避免了全军尽墨厄运。

表面上宋军的损失并不十分严重

实则对层层布防的结构有很大削弱作用

由于这场好水川之战的惨败,宋朝的西北局势变得愈发恶劣。尽管还能靠大量援军暂时逼李元昊班师回朝,却已无力对敌方腹地展开任何大规模攻势。相反,1万多人的损耗虽看似并不致命,实则对依赖城寨群进行层层布防的宋军有很大影响。

正因如此,本在朝中缺乏支持的主和派声音逐渐增大,为后来的庆历和议做好了舆论和心理准备。但归根结底,还是制度性差异造成两军前线部队的机动能力差距。当朝宰相吕夷简的“一战不及一战”惊呼,也不过是文人跨界指导军官决策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