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初，西南军政大学。
政治教育科科长王玮正抱着一沓厚厚的档案向办公室走，在拐角处，一个走路急匆匆的人撞到了他，手中的档案也洒落一地。
那人一边连声说着:“对不起”，一边蹲下身来帮王玮捡档案。
就在那人站起身把档案递给王玮的那一刻，两人的目光短暂对视。
王玮却感觉到，这个人怎么这么面熟？
而那人与王玮对视过一眼后，眼神也有些躲闪，转身便要离开。
突然间，王玮好像记起了什么。他一把拉住那人说道:“刘子仁？”
那人连忙否认:“不不，同志，你认错人了...”
“刘团长，不要再装了，咱们一起工作那么长时间，你能瞒得了我？”
王玮冷笑着说道。
那么，这位“刘子仁”究竟是什么人？他又为何不肯承认自己的身份呢？
不满“兵权被削”的耿司令
说到刘子仁，就不得不提1940年震惊豫皖苏边区的“耿、吴、刘叛逃事件”。而这次叛逃事件的起因，则是因为一个名叫耿蕴斋的人。
耿蕴斋，肖县人，地主出身。
早年在黄埔军校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隐姓埋名到国民党统治区任教，先后在肖县师范和沛县师范担任过教师。30年代脱党以后又担任过国民政府的区长职务。
因为他经常留着细长的胡须，所以也被称作“耿髯公”。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耿蕴斋再次和党组织取得联系，表示愿意为抗战出力。
此后，耿蕴斋积极组织抗日游击队，并被改编为八路军。其也被任命为苏鲁豫游击支队第七大队大队长。
虽然耿蕴斋做了我党的干部，其麾下的游击队也被改编为八路军。但实际上，耿蕴斋在肖县还是过着一种半“土皇帝式”的生活，每天大酒大肉、情妇众多。
正因如此，当上级决定调他随八路军第四纵队北上时，耿蕴斋予以百般拖延，打定主意要留在肖县，继续享受生活。
后来，边区党委任命耿蕴斋为边区保安司令部司令，率部驻守涡北。
虽然耿蕴斋升了职，但他原有的两个营却被划归4师特务团，只留下一营和一个骑兵连随他活动。
再加上涡北条件艰苦，耿蕴斋认为自己这是被“明升暗降”、“削了兵权”。
所以没过多久，他就未经组织批准带着警卫连回到了肖县。
其实，在耿蕴斋率领警卫连回到肖县的时候，他就已经对党组织十分不满，产生了叛逃的心思。
彼时，正值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之际，汤恩伯20万人马兵临豫皖苏边区。
因此，耿蕴斋计划先和同为八路军干部的吴信容联络活动，必要之时，二人可以直接率领部队投向汤恩伯。
查办“耿、吴”，误信奸人
为什么耿蕴斋在谋划叛逃时会想到这个吴信容呢？
原来，时任6旅副旅长的吴信容也是肖县人，和耿蕴斋这位老乡的关系相当不错。而就在不久之前，6旅旅长谭友林被调往延安工作。
本来，吴信容认为自己继任旅长是理所应当的事，可没想到的是，组织决定由饶子健同志担任旅长。这样一来，吴信容便心生不满。
更加重要的是，虽然吴信容积极抗日，但他和其他干部的关系却并不融洽。
可以说，当时正是吴信容在部队里最心烦意乱的一段时间，而耿蕴斋也就看准时机，找上了这位老乡。
察觉到耿、吴二人的异常行为后，四纵司令员彭雪枫决定先派遣边区党委组织部长周季方到肖县去做耿、吴二人的思想工作，争取在事态未严重化之前把耿、吴二人重新带回组织。
可到了肖县之后，吴信容的态度还算积极，不仅和周季方见了面，还信誓旦旦地向他表示:自己也觉得耿蕴斋的做法不合适，决不会做出叛党的事情来。
但耿蕴斋却是另一番意思，虽然他让别人向周季方表示“过两天就回去”，却对和周季方见面这件事百般推辞。
在肖县待了几天，最终周季方也没能见到耿蕴斋本人。
鉴于耿、吴的表现，边区党委认为二人还是存在叛变的较大可能性。
于是，经研究决定，派边区党委书记吴芝圃前去再次做耿、吴二人的工作。如果耿、吴二人执迷不悟，则依靠刘子仁的十七团直接武力拿办。
当时边区党委之所以选定十七团，是因为十七团的“政治条件好”。
毕竟，团长刘子仁素来表现积极，又是党员。而且，十七团的连级以上干部都是经过培训以后派去的，全团的党员占比更是超过五分之一。
可边区党委没想到的是，刘子仁竟然是个阴险狡诈的“两面派”。他想要叛变的心思，实际上比耿、吴二人更加强烈。
在接受边区党委的指示以后，刘子仁明面上表示坚决服从命令，并且还建议以自己的名义邀请耿、吴二人来十七团赴宴。
暗地里，他却立即派人去给耿、吴二人通风报信，说吴芝圃此行是专门为了设“鸿门宴”，如果耿、吴二人前来，很有可能在宴席上就被当场杀害。
果不其然，耿、吴二人在收到刘子仁的报信后又惊又怒，很快就决定联合刘子仁一起将边区党委派来的干部全部抓起来，然后再向汤恩伯方面叛逃。
“大逮捕”行动
当天中午，吴芝圃等人左等右等，始终没有见到耿、吴二人的身影。暗中搞鬼的刘子仁此刻装起了糊涂:“吴书记，既然他们没来，想来是遇到了什么变故。不如先派人去看看。”
于是，吴芝圃就让路南地委书记李忠道去耿、吴驻地张三座楼去查看。
刚到张三座楼，李忠道就察觉到了异常。沿路岗哨林立、实弹荷枪，这明显是要进行军事行动。
而吴信容一见到李忠道，立即大哭喊冤:“我吴某从没做过对不起党的事，为什么要设鸿门宴害我？”
李忠道听了也十分疑惑，连忙否认道:“这绝不是鸿门宴！”
可一旁怒气冲冲的耿蕴斋却不允许他再解释一句，打个手势，后面的两名士兵便上前来缴了李忠道的枪，把他关了起来。
12月11日晚上，刘子仁把十七团的亲信干部叫来开会。在会上，刘子仁谎称彭雪枫将要率军逃跑，还打算把十七团调到津浦路东去替他们挡子弹。
说到“动情”处，刘子仁竟流下眼泪来:
“咱们祖辈是永城人，决不能离开家乡。平日受尽外来的这些蛮子干部们的气，今天咱们就好好跟他们算算账！”
说完，亲信们也群情激愤，准备“大干一场”。
随即，刘子仁的亲信、警卫连连长朱世华率领士兵赶到团政委蔡永的住所将其逮捕。
然后，刘子仁又派人去把旅部派来的干部叫来开会。这些干部刚进门，有一个算一个，全部被朱世华指挥士兵绑起来关进了里间。
另一边，在吴信容的十八团，虽然刘子仁要求“一网打尽”，但是吴信容却并没有照此执行。
毕竟，吴信容的动机跟刘子仁还是有着本质区别，他只是对部队中的一些干部感到不满，并提出了“叛军不叛党”的口号。
为此，他仅仅是抓了那些他认为是“跟他作对”的干部，包括一营教导员张曼平、团直指导员项丹等人。而对于参谋长廖弼臣、参谋主任李桂山，吴信容却是赠予马匹银元让他们平安回到了旅部。
吴、李“虎口脱险”
在李忠道被耿、吴扣押以后不久，以肖县县长纵汉民、民政科长许西连为代表的肖县文化界名人就来到了张三座楼，向耿、吴二人提出释放李忠道、与吴芝圃方面对质“鸿门宴”问题的要求。
最终，耿、吴被说服，同意派兵“护送”李忠道去东曹庄，邀请吴芝圃前来澄清问题。
同时，耿蕴斋还另外派了一个加强排的兵力。命令他们如果吴芝圃拒绝前来，那就立即将他击毙。
面对耿、吴二人这实实在在的鸿门宴，吴芝圃想到耿、吴、刘三人手里还扣押着近百名信仰坚定、经验丰富的党员干部，绝不能让党的这些宝贵财富白白损失在叛军的手里。
于是，他当即决定:应邀赴会。
当吴芝圃、李忠道被耿、吴的士兵带到肖县洪河集时，西门外早已排列好了机枪大炮，沿途更是有两列荷枪实弹的士兵“夹道欢迎”。
看着这些“威胁”，吴芝圃脸上没有流露出一点恐惧的神色。
相反地，耿、吴二人刚一露面，吴芝圃就快步走上去握住了他们的手笑道:“耿司令、吴旅长，好久不见哪！”
看到吴芝圃如此热情，吴信容关于“鸿门宴”的冤屈情绪再次涌上心头，顿时大哭着说道:
“吴书记，我一向尊敬你。可我吴某到底犯了什么十恶不赦的大罪，让你设下鸿门宴来杀我？”
吴芝圃听后，正色严声说道:
“断无此事！鄙人托刘子仁邀请二位赴宴，专意是为了商讨耿司令的归队事宜。反倒是耿司令、吴旅长你二位今天的安排，才真正是让吴某心惊的鸿门宴。
二位统率部队，不专心抗日杀敌，反而却受奸人蛊惑，将屠刀砍向同胞战友。
试问二位如何面对国家？如何面对党和组织？”
耿、吴二人被质问地无话可说，只好悻悻地说道:
“我们抗日之心不会改变...不会改变...吴书记，先入座再说。”
几人入座后，吴信容又略带惭愧地说道:“兄弟只是对有些干部有意见...”
吴芝圃立即回应道:“对干部有意见可以向上级报告，为什么要做出这样违反纪律的行为？”
正说话间，刘子仁的通讯兵来到，向走到院子外面的耿、吴二人传达了刘子仁的意见:“即刻杀掉吴芝圃等人，率部到一条脊村会合。”
耿、吴二人稍一商量，认为吴芝圃是豫皖苏边区的重要人物，如果把他杀害，自己势必成为八路军的头号仇敌。因此，还是暂且不杀为妙。
而屋子里的吴芝圃和李忠道也察觉到危机，出门跟耿、吴二人说道:
“既然说定与刘子仁当面澄清鸿门宴一事，那我们得先回部队安排事宜，过后必将前往一条脊村与二位解清误会。”
耿、吴二人也不为难，放吴芝圃等几人径自离开了。
刘子仁知道耿、吴没有杀害吴芝圃后十分震惊，旋即派出十多名骑兵前往追杀，最终也没有追上。
叛徒的下场
至此，边区领导已经完全明白这件事是因为中了刘子仁的离间计。
刻不容缓，彭雪枫当即命令滕海清、张震分别率领十四团、十六团向刘子仁部队驻地挺进，准备围剿叛军。
临行前，彭雪枫还特意嘱咐对于叛军首领要采取不同的处置方法:坚决打刘，对耿、吴二人则尽量采取劝说统战的方式。
16日，滕海清率领五旅十四团抵达刘子仁所驻白王楼地区，与叛军展开激战。
几番激战下来，刘子仁部叛军渐渐抵挡不住，于是便和耿蕴斋、吴信容部一同向汤恩伯方面控制地区撤退。
叛军撤退过程中，曾遭遇十六团阻击。
但由于当时对耿、吴二人持统战态度，所以十六团并未对叛军赶尽杀绝。而一路追击叛军的十四团因为在永东地区与日军发生遭遇战，所以后来也未能追上叛军。
但由于十四、十六两个团的威慑，刘子仁还是在不久以后释放了所有被扣押的党员干部，并成功逃出边区。
耿、吴、刘所率叛军逃到国民党汤恩伯部控制地区后，汤恩伯亲自在安徽界首召见三人，但吴信容却并未赴召。
后来，汤恩伯任命耿蕴斋为苏鲁豫皖边区挺进游击队第一纵队少将司令，刘子仁为副司令兼第二支队队长，吴信容为第三支队队长。
由于叛军中耿蕴斋的亲信只有一个警卫连，所以耿蕴斋很快便成为了一个空头司令，实权则掌握在刘子仁手里。
没过多久，混不下去的耿蕴斋便离开了军队，回到老家成了一个普通农民。
解放后他的叛变罪行暴露，被抓进了监狱。
几年后，河南省政府主席吴芝圃给肖县写信说明情况，他才被释放，最终病死家中。
吴信容投向汤恩伯部后，念及他的态度，我党又派出地下工作者向他进行统战工作，使他的思想有所回转。1942年，国民党方面发现他的态度转变，于是派特务请他“吃饭”。没过几日，吴信容便离奇身亡。
解放战争期间，其弟吴信元率其旧部起义，后曾请求吴芝圃为吴信容撰写碑文。
而“耿、吴、刘叛逃事件”的主导者刘子仁叛变后担任诸多要职，并对我党我军造成了极大破坏。
1949年末，时任国民党309师师长的刘子仁被迫在巴中跟随127军军长赵子立“起义”，后被送到西南军政大学学习。
1950年，刘子仁在西南军政大学被叛逃前的原部下司法科长王玮认出，吴芝圃获知消息后，立即派人把刘子仁逮捕回了河南。
1951年3月7日，刘子仁在开封被枪决。
结语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像刘子仁这样罪大恶极、无恶不作的无耻叛徒，虽然在叛逃后能够享受到所谓的荣华富贵、金银权力，却最终难逃正义的审判，也将会被永远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以告慰牺牲烈士们的在天之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