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张方平没有传世画像，文中插图只有其他人的画像）
1067年的正月初八日（丁巳），刚刚即位的宋神宗迫不及待地启用了自己的精神导师王安石，将他擢升为江宁知府。
1067年九月二十三日，神宗调王安石回京。1068年四月，王安石经过准备之后，来到开封。然而王安石到来之后几年，一个守丧期满、本来可以当上宰相的人，却因为王安石的“独断专行”而不能回京，受到重用。
而这个人，就是张方平。
1067年九月二十六日（壬寅日），张方平被任命为参知政事，但十月初四（己酉日），张方平因父亲离世，丁父忧回家，不能继续担任参知政事。
虽然神宗罢免韩琦和吴奎是为了给王安石让路，但是神宗为什么要擢升张方平做参知政事呢？
原因就在于，张方平早在英宗朝就备受器重，是一位不可多得的理财专家。当时的宋朝，积弊甚重，财政危机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虽然老臣司马光等人一直强调要节流，但是一系列的老臣都拿不出具体可行的办法，然而张方平却有办法。我们从苏轼等人的记录，以及其著作《乐全先生集》（四十卷，四库全书有存）中可以找到蛛丝马迹。（这里由于笔者没有《四库全书》，还希望有的朋友能够补充。）
但是，本文中，从神宗对于张方平的器重，就足以证明张方平和其他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大臣有着根本的不同——他是有具体方案的。
神宗对于张方平有多器重呢？
我们举几个例子可以说明：
首先，在神宗罢免韩琦、吴奎的时候，他需要找人商量，但是他不和别人商量，而是找张方平商量。虽然罢免韩琦是韩琦自己主动提出来的，但神宗也确实不想留着韩琦。但是关于将韩琦派到什么岗位上去的事情，神宗找张方平商量，就足以看到信任与器重。
韩琦
其次，在英宗时期，英宗第一次见到张方平，脱口而出问：学士怎么可以不留在中央呢？然后就表示希望他留在京中，留在身边。英宗第二次见到张方平时，与他交谈很久，交谈完后，觉得他之前看到的宰相大臣都不足道也，听了学士一席话，才知道朝廷里有可用之才。后来，神宗将英宗的丧事交给张方平办，费用竟然省下了十之七八。后来王安石变法，有官员在河北榷盐，加重盐税，张方平又力劝说，今天再加税，就等于收了两遍，宋神宗这才醒悟，停止加税。
其三，张方平遭到了司马光的弹劾，司马光在和神宗讲他是奸邪的原因时，神宗打断了他的话，并且事后也没有回复司马光的札子。神宗坚持用张方平，并且将司马光的御史中丞调任为翰林学士兼经筵的侍读学士。调令九月二十八日下达，但是到了十月二日才最终被司马光接受。通进银台司的长官吕公著驳回了罢免司马光的调令。神宗特地写了一份手诏给司马光，称经筵接下来需要讲《资治通鉴》，神宗将调令直接放到閤门司。司马光认为这样不明不白的调令会让以后提意见的官员不敢再提意见，要求神宗说清楚是自己说错了应当受到处罚（朝廷大政必须辨明是非）。司马光说自己面见皇帝结束之后再接受调令，这场谈话的内容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最终司马光还是不得不接受了调令。张方平总共就当了八天的参知政事，司马光调令的事情就弄了五天，可见皇帝对张方平有多信任。
那么张方平是何许人也呢？为什么司马光又非要说他是奸邪呢？
张方平比韩琦大一岁，很年轻的时候，被范仲淹称赞为天下奇才。仁宗朝早期，就已经做到了翰林学士、权知开封府、御史中丞和三司使（合称“四入头”，通过这四个职位，可以升到枢密院或者中书省的）。其中，三司使就是专门理财的岗位，替朝廷调运财、物，相当于今天的财政部长，并且是两次担任，并且能够将自己创造性的想法推行下去以解决问题。在他第一次当完三司使，京里有足够吃三年的粮食、足够六年给牲口吃的草料。第二次当三司使的时候，由于他的前任无能，开封的粮食储备只够一年半，草料储备仅仅够用一年。离职时，开封府又有了五年的粮食储备。
富弼曾经说，张方平是真的懂经济，而且他能解决的都是关系到国家根本的重要问题。张方平曾经给皇帝写过一个财政报告，专门谈漕运，就有14条，富弼读给仁宗听，一共花了十刻（150分钟）。当时卫士都已经站不稳当了，而富弼和仁宗听着却津津有味。张方平的这些政策推行后，都行之有效。可以说，神宗后来启用他，就是看中了他的超强的财政管理能力和丰富的财政管理经验。
除此之外，张方平治军也很有一套，仁宗朝李元昊叛变后，曾上“平戎十策”。
张方平的财政管理主张，和司马光等人在很多大的方向上其实是非常接近的，譬如他也反对只开源，不节流，也反对国家盲目增兵。但是司马光却仍然说他是奸邪，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这就要提到另一个人，那就是大名鼎鼎的包拯。
包拯
嘉祐四年，包拯弹劾张方平奸邪，起因是刘保衡案。刘保衡是一位开酒店的富民，因为欠了三司的酒曲钱（当时酒曲买卖是官营，由政府制作酒曲，再卖给酿酒的人）。当时刘保衡要把手里的一爿店卖了抵债。于是张方平买下了这爿店。这时，刘保衡的姑姑去开封府向包拯告状，说刘保衡不是刘家的亲生儿子，还败坏刘家家产。于是，这件事就被传为，张方平强买强卖，强行低价买入，包拯弹劾他利用职权敛财。
也正是因为这件事，张方平遭到司马光的弹劾（从司马光的札子中看出）。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司马光在人品方面有着强烈的精神洁癖。后来到了南宋，朱熹的学生问到过张方平这个人，朱熹说张方平曾经托人买妾，于是那个人忠人之事物色到了一个美女，花了几百吊钱买了下来。张方平收到美女之后压根不提钱的事，也不给人钱。可见，张方平的人品确实存在问题。也正因为此，张方平在仁宗朝一直没有受到大用。
那么，张方平丁忧结束之后，去了哪里呢？据苏轼的相关记载，是因为王安石排挤，张方平最终不能获得重用。不过，也并非王安石嫉贤妒能，而是因为两个人政见不合。张方平也多次与王安石产生冲突：
王安石弛铜禁，奸民日销钱为器，边关海舶不复讥钱出，钱日耗。方平极论其害，请诘安石："举累朝之令典，一旦削除之，其意安在？"帝颇采其言，而方平求去。……新法鬻河渡坊场，司农并及祠庙，宋阏伯、微子庙皆为贾区。方平言："宋王业所基，阏伯封于商丘，以主大火；微子为始封之君，是二祠者，亦不得免乎？"帝震怒，批牍尾曰："慢神辱国，无甚于斯！"于是天下祠庙皆得不鬻。——《宋史·张方平传》
在张方平看来，节流应是政府理财方式的首选，而不应该过多去增加老百姓的负担。而且，张方平也有自己的一套行之有效的理财方式，因此也多次极论新法之害。哲宗朝元祐六年十二月初一卒于家中。辍朝一日。张邦基《墨庄漫录》卷五：“乐全先生薨，东坡时守颍州，于僧寺举挂，参酌古今，用唐人服座主缌麻三月，又别为文往祭其柩，盖感其知遇也。”苏轼痛哭不已，对张方平的死感到万分悲哀。
苏轼
可以说，如果当年张方平没有去为父亲守丧，就没有王安石变法和后来的新旧党争。尽管当时神宗已经犹犹豫豫想要启用王安石，但如果张方平理财成功，也就真的没有王安石什么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