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之前的文章中，我们曾聊到了台北故宫在管理上的严重混乱，不仅造成多件珍贵的明清御用瓷器被损毁，甚至像《祭侄文稿》这样国宝中的国宝都被他们随意外借给日本进行展览，尤其是在2022年8月，更是传出了其计划将台北故宫中的部分珍贵文物转移到日本美国的狼子野心。
今天我们就聊一聊台北故宫的历史，以及数量众多的故宫珍宝是如何跨越海峡进入台湾省的？
一、中国现存的四大故宫，哪一处最具有代表性？
这次台北故宫的文物损毁，以及文物可能会被台当局转移至其他国家的新闻，让很多之前对台北故宫并不熟悉的读者，开始纷纷把目光转移到这个在台湾省新建的所谓“故宫”上。
实际上，我们要明白现在中国境内一共存在四大故宫，分别是：北京故宫、台北故宫、沈阳故宫、南京故宫。而对于熟悉故宫的人，肯定听说过“台北故宫看文物，北京故宫看建筑，沈阳故宫听故事”的说法，也许会好奇当年蒋介石撤退到台湾省时，究竟带去了多少古代中国的传统精品，我们究竟有多少珍贵的稀世珍宝被存放在了岛上？
对于曾经去过北京故宫的人，如果回想参观的经历，绝大多数人在记忆中对于北京故宫的印象就完全集中在了故宫黄瓦红墙、楼阁林立、殿宇巍峨的皇家宫殿等古建筑上，通过一砖一瓦感受皇家威严气象。也许你更进一步听说过关于北京故宫不栽树的趣闻故事，了解过故宫宫女魅影，猫多无鼠的帝都传说等等，而唯独缺少关于在故宫中参观珍贵文物的记忆，这似乎也印证了“北京故宫看建筑”的说法。那这是不是就意味着北京故宫的珍奇异宝就比台北故宫要少呢？北京的故宫难道就只有建筑群？
我们先给出结论：
与台北故宫相比，北京故宫在古建筑上彻底碾压台北故宫；在馆藏珍贵文物上，北京故宫同样碾压台北故宫。
那为什么我们参观北京故宫时，印象里没有看到那么多馆藏珍贵文物。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北京故宫自带的博物馆原址性实在太过耀眼，几乎完全掩盖了其他任何馆藏珍宝的光辉。作为当今世界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木结构皇家宫殿建筑群，故宫的本身就是最具有参观性的目标。
也许正是由于北京故宫的遗址属性如此强烈，此后国家将故宫的很多档案交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将很多珍贵古籍由国家图书馆珍藏。可即便如此，北京故宫的文物依旧远远超过台北故宫。
今天的台北故宫一共有大约70万件藏品，其中约40万件为历朝奏折之类的历史档案，约20万件为古籍，约10万左右的器物和书画。
而北京故宫仅明清档案部就收藏了800余万件档案，后来组建成为第一历史档案馆，而现今这一数字已经超过1000万件。现在北京故宫收藏的历史档案约40万件。
在珍贵古籍上，北京故宫珍藏量超300万册，其中大多数转交由国家图书馆收藏，北京故宫收藏了其中精华的30余万件；
在器物和书画上，北京故宫收藏数量超过186万件，绝大多数为珍贵文物级别，在数量和质量上也完全碾压台北故宫。
二、台北故宫文物的南迁之路
抗日战争期间，故宫中的文物面临着被日寇侵吞的巨大危险。毕竟在那个积贫积弱的旧时代，清末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的惨痛伤口依然在流血，因此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后，文物南迁的准备就已经开始紧锣密鼓的开始准备着，毕竟在日本首先入侵的东北地区，诸如《四库全书》等一系列珍贵文物就收藏在当时的沈阳故宫中，因此文物南迁首先从1931年的沈阳故宫开始了。
到了1933年，随着山海关被日军攻破，当时的北平也失去了最后一道屏障，相应的北京故宫里的文物也就面临着巨大的风险。一旦北平这座古老的首都被日军进入，那些祖先流传下来的千年珍宝如若出现损失，将成为整个民族永远都不可能愈合的伤口。
1933年2月的一个深夜，北京故宫的第一批文物开始南迁。仅故宫一处就总计多达13427箱，此外加上北平古物陈列所、颐和园和国子监的文物，总计达到19557箱文物开始运离北平，这其中包含了近乎所有可移动的珍贵文物均被打包。
这些文物首先从北平运抵上海，到1936年底南京朝天宫的库房建成后，这些文物被运抵南京。1937年随着淞沪战役的爆发，为保障文物安全，这批南迁文物又加上当时南京城原有的一些文物被分南、中、北三路运往四川，前后跨越两万里，历时15年光阴。
直到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这些珍贵文物踏上了返回之旅，他们先是从西南后方被转运到重庆，所有文物在此集结并清点后，开始陆续分批北上，准备返回北京故宫。但在文物陆续北上的过程中，解放战争爆发。那些留在重庆还未来得及回到北京的文物，却开始了新的迁徙之旅，只不过这次的方向不再是北上，而成了南下。
而这些改变了原来的归途南下的文物，就成了台北故宫今天收藏的珍宝。
三、一幅画的分离与重聚
1350年，出生于南宋的著名画家黄公望创作了被后世誉为“画中之兰亭”的纸本水墨画——《富春山居图》。
这个自幼家贫的汉家子弟，在南宋灭亡后又被蒙元朝廷划入了当时四等人中的最低一等——南人，虽在元朝曾担任过人微言轻的掾吏，却又被陷害入狱。
出狱后，画家在他的这幅传世作品里几乎倾注了全部的心血，想要把国破家亡和在鄙视和屈辱中以求生存的种种血泪通过描绘故乡的山山水水倾诉出来，最终成就了这幅传世国宝。
此后，这幅画多番辗转到了浙江宜兴的收藏家吴洪裕手里，而此时明末清初的乱世中，这位收藏家也正面临与黄公望近乎同样的时代巨浪。史料记载，明亡后的乱世中，吴洪裕对这幅画珍爱至极，置其家藏于不顾，惟独随身带了《富春山居图》逃难。
在吴洪裕临死之际，他依然割舍不下对这幅画的执著，想要烧毁《富春山居图》“焚以为殉”，在被投入火中以后，他的侄子吴静庵（字子文）“疾趋焚所，起红炉而出之”，虽然最终把画抢救了出来，但却已经被烧断为一大一小两段。从此，《富春山居图》一分为二，前段被后人命名为“剩山图”；后段被称为“无用师卷”。并在清康熙年间继续辗转于民间收藏家之手，长期湮没无闻。后被乾隆收藏入故宫。
直到抗战结束后，富春山居图的前后两段，被分别收藏于大陆与台湾省。
2011年6月，在两岸的共同努力下，在分隔360年之后，浙江省博物馆馆藏的《富春山居图》之剩山图与台北故宫博物院院藏《富春山居图》之无用师卷终于重相逢。
这幅画的经历像极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多灾多难的历史，但一切总有团聚的那天。而每个炎黄子孙也都在期待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