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4月8日,当98岁的驼峰飞行员罗伯特·莫尔抵达美国佛罗里达州坦帕国际机场,准备登机去首都华盛顿时,他受到了“明星般”的待遇——机场警局局长亲自护送,地勤人员向他致敬,乘客纷纷上前与他合影。

莫尔说:“万万没想到,大家这么热情。”那一天,身为援华抗战老兵的他受邀前往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参加翌日举行的“铭记英雄——纪念飞虎队80周年及二战时期美国援华空军历史图片展”。

1942年,为了保障国际援华抗战物资供应,中美飞行员飞越喜马拉雅山南麓,携手开辟了世界航空史上最艰险的空中补给线——“驼峰航线”,从印度阿萨姆向中国云南、四川等地运送物资。承担空运任务的是美国陆军航空队空运部印中联队和中国航空公司(以下简称“中航”)。莫尔正是印中联队的飞行员,曾不顾生命危险飞越驼峰70余次,为中国运输物资。

在美国,像莫尔一样亲历“驼峰航线”、如今仍健在的飞行员屈指可数,原中航飞行员彼得•J•古蒂尔就是其中之一。2022年9月28日,古蒂尔刚过完108岁生日。

今年是“驼峰航线”开启80周年。曾飞越驼峰680次的古蒂尔说:“二战期间,我亲身飞越了驼峰,如今还能亲历‘驼峰航线’80周年,感觉棒极了!”

飞越驼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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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J·古蒂尔是原中国航空公司飞行员,在二战期间曾参与驼峰航运,向中国运送抗战物资。左图摄于1944年,右图摄于2021年。(受权图片)

上世纪四十年代初,古蒂尔和莫尔先后奔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中国,援华抗日。

1931年9月18日,日军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大举侵占中国东北。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发起了全面侵华战争,随后陆续封锁了中国所有出海口。1938年8月,滇缅公路通车,国际援华抗日物资先运到印度,再通过滇缅公路送到中国。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翌年1月,由中、美、英、苏领衔,26个国家共同签署《联合国家宣言》,国际反法西斯同盟正式形成。在中缅印战区,中、美、英三国联合作战,共同反击日军。彼时,缅甸是英国的殖民地。

1942年5月,日本占领缅甸,切断滇缅公路。“驼峰航线”应时而生。它途经喜马拉雅山南麓、高黎贡山和横断山脉等崇山峻岭。从上空俯瞰,连绵起伏的山脊犹如驼峰,“驼峰航线”因此而得名。1942年至1945年间,它是向中国运送国际援华抗战物资的唯一“生命线”。然而,海拔极高、暴雪肆虐、日军截击,也使它成了名副其实的“死亡航线”。

事实上,“驼峰航线”并非单一航线。它覆盖空域极广,含多条路线,最主要的有两条——北线和南线。其中,北线航程长,海拔高,暴风雪等极端天气频发,十分危险。南线航程短,海拔也相对低,但处于日军火力攻击范围之内,常常受到截击。

自从占领缅甸后,日军战机经常从南向北飞,袭击东西向飞行、毫无自卫能力的中美运输机。战斗机打运输机,后者一旦被发现,只能挨打。1943年10月13日,中航72号机被三架日本“零式”战机围击,3名机组人员全部罹难。从那时起,中航决定,飞越驼峰,要么夜晚飞南线,要么白天走北线。

根据莫尔的长官——印中联队指挥官威廉·亨利·滕纳在其回忆录《飞越驼峰》中记载,“驼峰航线”上并没有专业气象站。从刚着陆的飞行员那里打听最新天气状况,是主要的气象信息来源。然而,这也不太管用,因为“‘驼峰航线’沿途的天气瞬息万变,每一英里都不尽相同。” 滕纳写道。

1945年1月6日,是“驼峰航线”史上最黑暗的一天。风速为每小时161公里的特大风暴让航线上的多数飞机失控。地面电台里充满了机组人员声嘶力竭的呼救声。仅仅那一天,在“驼峰航线”上至少有15架飞机因为强风暴而坠毁。滕纳说:“飞越驼峰的危险系数,堪比驾驶战斗机深入敌后轰炸纳粹德国。”

雪上加霜的是,居高不下的失事率导致人手奇缺,机组人员一天常常要飞两个来回,疲惫不堪。2003年10月29日,原中航副驾驶邓重煌在给《驼峰航线》作者刘小童的回信中写道:“你问我那时飞行最大的感觉是什么,我现在还能感觉的,就是疲惫。没日没夜地飞,既要和天气斗,又要警惕日本人的飞机。”

当时的中航是中美合资企业,机长多为美国人,而副驾驶和报务员多为中国人。邓重煌1943年加入中航,曾飞越驼峰600余次。“每一次飞行,在我们眼里,都是一次冒险,都是一次赌博,可每轮到谁(身)上,都是没有二话,背起伞包就走。那个时候大家都知道,国家就剩这么一条通道,只要仗还在打,空运就不能停。空运不能停,就得有人去做。我不去,你不去,总得有人去。作为一个年轻人,能在国家需要的时候当逃兵吗?” 他写道。2014年8月14日,邓重煌去世。

生死之间

在云南滇西抗战纪念馆里,陈列着牺牲在“驼峰航线”上的美国飞行员的照片(魏尧摄)

无论是美国空军飞行员,还是中航机组,飞越驼峰时都会经过令人生畏的“死亡之谷”——“铝谷”。那是几条空难频发的山谷。当他们从高空往下俯瞰之时,就会看到一路散落在山谷中的飞机残骸。在阳光下,破碎的铝片反射着刺眼的寒光。

在“驼峰航线”上,飞机一旦失事,机组人员生还的希望极其渺茫,因为他们迫降的地方或是原始雨林,或是雪山荒漠。大多数跳伞的飞行员不是死于饥饿、寒冷、重伤,就是惨遭日军的无情扫射。当然,也有例外,古蒂尔的同事——乌尔塞尔·埃尔伯特·库尔森——就是为数不多的空难生还者。

1944年8月31日,库尔森驾驶的飞机在途经缅北丛林上空时,一个引擎发生故障,机组人员被迫跳伞求生。库尔森被挂在了一棵树上,地上是密密麻麻的灌木丛,蚂蟥成灾。在树上,他被困了三天。从树上下来后,他经过艰难跋涉,终于找到了一个村庄,村长帮他联系上了美军救援队。在那一次空难中,他是唯一的幸存者。

与死神擦肩而过的库尔森很乐观。救援人员问他:“在树上困了三天,肯定饿坏了吧?”他答道:“饿倒不饿,我有蚂蟥吃啊!”看着对方难以置信的表情,他继续说道:“谁让它们吸我的血来着?!我为啥不能吃它们?我只不过是把自己的血喝回来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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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40年代,乌尔塞尔·埃尔伯特·库尔森(左)与同事在中航运输机前合影(受权图片)

那时候,每一个援华的美国飞行员都会收到一块丝绸做的“血幅”,上面写着“来华助战洋人,军民一体救护。” 美国飞行员大多把“血幅”缝在飞行夹克背后。在关键时刻,它也真成了保命的“护身符”。当飞行员在中国境内迫降后,看到“血幅”的民众会自发救护他们。正如滕纳所说:“在中国,每一位飞行员都感受到了中国人的友好,也得到了很大的帮助。”

1942年到1945年间,在印中联队和中航的齐心协作下,经“驼峰航线”运输到中国的各类战略物资达80多万吨,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时隔多年之后,曾在二战期间率领“飞虎队”与中国人民一道抵抗日本侵略者的陈纳德将军对滕纳说:“当年如果没有你们坚持不懈、组织有方的军需运输,‘飞虎队’不可能打胜战。”

共同记忆

2022年4月9日,驼峰飞行员罗伯特·莫尔在美国“铭记英雄——纪念飞虎队80周年及二战时期美国援华空军历史图片展”开幕式上讲话。(新华社图片)

2022年4月9日,在“铭记英雄——纪念飞虎队80周年及二战时期美国援华空军历史图片展”开幕式上,莫尔回忆了当年与中国人民并肩作战的经历。我国驻美大使秦刚充分肯定了飞虎队和“驼峰航线”的历史意义。他说:“任何一段伟大的历史都不应随着时间流逝而被淡忘,它值得后人以各种方式纪念和铭记。”

确实,八十年来中美两国人民从未忘记“驼峰航线”,一直以各种方式纪念那段携手抗战的岁月。1991年,“驼峰飞行纪念碑”在昆明奠基;2002年,驼峰飞行员吉米·福克斯铜像揭幕仪式在美国乔治·布什总统图书馆举行;2005年,云南怒江驼峰航线纪念馆竣工。

此外,中美还保持密切合作,搜寻散落在中国境内的援华美军遗骸。2015年,中国志愿者抵达海拔4100米的西藏林芝波密县若果冰川,搜寻找到1943年牺牲的三位美方驼峰飞行员的遗骨,转交给美方,送英雄回家。

中美两国的驼峰飞行机组人员多次聚首,故地重游。自2000年以来,古蒂尔曾四次重返中国。2007年,他去了当年“驼峰航线”的重要站点——昆明巫家坝机场,找到了部分旧时的跑道。惊喜万分的他装了许多跑道上的小石头,带回美国作纪念。

如今,虽然绝大多数“驼峰航线”的亲历者已不在人世,但他们的后人还珍存着那份共同的记忆,守护着两国人民之间历久弥新的友谊。伊芙·库尔森就是其中之一。1959年父亲乌尔塞尔·埃尔伯特·库尔森去世之时,她才8岁。从父亲遗作和古蒂尔等人的口中,她逐渐了解了父亲的在华故事。她说:“身为驼峰飞行员的后代,我感到十分骄傲。这份荣光不会随着岁月的变迁而褪色。”

如今,伊芙·库尔森是中国航空公司(美国)协会的副会长。1954年,中航飞行员及其后人建立了该协会,不定期组织聚会,缅怀驼峰岁月。2012年,为了纪念“驼峰航线”开启70周年,她陪同古蒂尔等飞行员访问中国,共同追忆中美守望相助的历史。她认为,在中美关系处于十字路口的当下,多举办一些民间人文交流活动将有助于两国关系的良性发展。

云南省飞虎队研究会会长朱俊坤认为,缅怀“驼峰航线”这段历史,会对促进中美关系起到很好的作用。他说:“中美之间,矛盾都是相对的,友谊才是永恒的。”

年近百岁的驼峰飞行员莫尔也在致秦刚大使的信中说:“中美友好合作对世界和平和发展至关重要。”他相信,“有着合作传统的中美两国可以为世界树立榜样。”

责任编辑:王海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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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周报》

44期-47期内附

“党的二十大报告和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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