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蒙童教育的实施，在汉代已基本成熟，到南宋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当时除了中央官办小学外，由私人设立的童蒙教育机构（如蒙馆、村学、义学等）一直是这时期蒙学教育的重要形式。究其原因，首先得益于宋代发达的私学为蒙学教育提供了重要条件。
北宋初年，由于经历了五代十国的战乱局面，经济上亟待恢复，因此统治者们非常重视人才的选用，而想要成为朝廷需要的治国理政之才，接受教育则成了普遍的要求。
从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 年）至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 年），北宋掀起了三次兴学运动，使得官学教育取得了重大的发展。
但对蒙学教育而言，地方官学中直接缺少这个阶段的教学，而中央官学也不可能招收普通平民孩童来学习，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南宋。
南宋的官学虽有发展，但由于战争频繁的原因，官学教育甚至处于时有时无的尴尬境地，且多数有名无实，“视庠序如传舍，目师儒如路人，季考月试，尽成具文”。
在此形势下，民间的私学教育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许多著名学者纷纷致力于童蒙教育，他们注意从蒙养阶段起就对儿童教授识字和基本知识。
“每一里巷，须一二所，弦诵之声，往往相闻”说明这时期京师地区民间私塾的设置已相当普遍。
到了南宋后期，蒙师这种职业已非常专业化了。他们常常集中在乡校、村学、义学或家塾等场所，教儿童识字，传授一些基本知识。
陆游有这样一首诗，描写了南宋时期儿童冬学的情景：“儿童冬学闹比邻，据案愚儒却自珍。授罢村书闭门睡，终年不着面看人。”
其次得益于科举引发的社会对童蒙师资的需求与日俱增。随着南宋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印刷术的推广，教育的范围有了明显扩大，要求受教育的人数也与日俱增，加之统治者十分重视教育，提倡读书，士子们普遍走“读书—科举—作官”这样的道路，导致整个社会的文化教育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统治者在科举取士中不问出身，使得各行各业的子弟都有机会通过科举考试步入仕途。
宋代走读书应举道路的人数较以往任何朝代都有所增加，连朱熹也感慨道：“居今之世，使孔子复生，也不免应举，然岂能累孔子耶！”
值得一提的是，宋代仍然沿袭了唐代的童子科，并把应试年龄从十岁以下放宽到了十五岁以下，一些天赋异禀的儿童就是通过应童子举走上仕途,著名的有贾黄中、晏殊、汪应辰等人。
而且南宋童子举受重视的程度也超过北宋，虽然有时会因战乱等原因被停罢，但次数较少。总之，在科举的推动作用下，儿童从小就被要求读书受教，家长们更
是积极配合，他们有的聘请塾师，有的送子弟到他处受教，有的甚至亲自培养监督，无不期盼着子女赢在起跑线上，从而一路高歌，鱼跃龙门……这些举措在客观上促进了南宋蒙学教育规模不断发展壮大。
南宋蒙学教育的兴盛还得益于许多理学家的积极参与和传播，其中不乏像朱熹、真德秀、刘克庄、王应麟等理学大师，他们的加入使得南宋蒙师的质量有了空前的提高。
他们有的设立乡校蒙馆，传授儿童基础启蒙知识；有的执教于义学或义塾，教化本族及乡里子弟；有的直接设塾于家内，用来教育自己的子孙后代；
还有的理学家对现有教材不满意的，也常常另行编撰，导致这时期出现了许多新编的童蒙读物，如《小学》、《童蒙训》、《家塾常仪》、《小学绀珠》等。
理学家们在学问和道德方面颇有威望，能为其学生所敬仰，他们教学认真负责，师生之间接触较多，有的蒙师甚至拿出自己微薄的薪水来补助那些家境贫寒的学子，与学生建立起深厚的情谊。
真德秀少年时期家境贫寒，但他有幸得到文章大家曾丰的谆谆教导和不遗余力地培养，在真德秀学成回乡时，曾丰特意作诗为弟子送行：“汝今正犹扶桑日，未免兴怀返故乡。切思故乡恩义多，亦念老夫情不薄”。
真德秀一生深念老师的恩情，在曾丰去世后，他一度悲痛欲绝，除了作墓志铭祭奠老师外，他还竭力举荐老师的后人为官，真德秀与曾丰之间的这段情谊，是南宋蒙学教育下师生感情笃厚的缩影。总之，南宋理学家们通过自己的努力推动了这时期蒙学教育的繁荣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