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中将吴信泉回忆：彭德怀高岗召开志愿军军长会议
1950年10月8日，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发出了一封电报:
彭高贺、邓洪解及中国人民志愿军各级领导同志们:
(一)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进攻，借以保护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着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
(二)中国人民志愿军辖十三兵团及所属三十八军、三十九军、四十军、四十二军，及边防炮兵司令部与所属之炮兵一师、二师、八师。上述各部须立即准备完毕，待令出动。
(三)任命彭德怀同志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四)中国人民志愿军以东北行政区为总后方基地，所有一切后方工作供应事宜，以及有关援助朝鲜同志的事务，统由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同志调度指挥并负责保证之。
(五)我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境内，必须对朝鲜人民、朝鲜人民军、朝鲜民主政府、朝鲜劳动党(即共产党)、其他民主党派及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同志表示友爱和尊重，严格地遵守军事纪律和政治纪律，这是保证完成军事任务的一个极重要的政治基础。
(六)必须深刻地估计到各种可能遇到和必然遇到的困难情况，并准备用高度的热情、勇气、细心和刻苦耐劳的精神去克服这些困难。
目前总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对我们有利，于侵略者不利，只要同志们坚决勇敢，善于团结当地人民，善于和侵略者作战，最后胜利就是我们的。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
1950年10月8日于北京
就在这一天，我接到了第十三兵团司令部的电话通知:
首批入朝作战的各军军长、政委务必于9日凌晨前赶到沈阳，彭总召开军以上高级干部会议。
从接到这个通知的那一刻起，我的心里就平静不下来了。
1938年10月，彭总在延安出席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后，回来路过山西省高平县。当时我在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六八七团任政治委员，彭总在我们团住了一宿。我向他汇报了部队思想、装备、作战等情况，他听了很满意。
从那以后再也没有见过彭总，算起来到现在已有12年时间了。一想到明天又能见到彭总，而且将在他领导和指挥下入朝作战，我心里很是高兴。
第二天-----10月9日凌晨，我和政治委员徐斌洲乘吉普车按时赶到沈阳参加会议，走进了东北军区第三招待所会议厅。
忽然，会议厅的门开了。只见，由东北军区高岗陪同，彭德怀出现在那里。随后进来的还有东北军区领导人李富春、贺晋年、张秀山和十三兵团领导人邓华、洪学智、解方、杜平。
我们都站了起来，鼓掌欢迎。
彭总脸上带着微笑，说:“同志们好!”然后招招手让我们坐下。
接着，十三兵团司令员邓华向彭总一一介绍着我们首批出国作战的将军们:
“这是三十八军军长梁兴初、政委刘西元。”
“这是三十九军军长吴信泉、政委徐斌洲。”
“这是四十军军长温玉成、政委袁升平。”
“这是四十二军军长吴瑞林、政委周彪。”
“这是炮兵政委邱创成、副司令员匡裕民。”
我望着彭总那熟悉的紫红色大脸庞，魁梧的身材，身体仍然是那样健壮，衣着仍然是那样朴素，精力依然是那样旺盛，但毕竟过了十几年，显得老了些，胖了些。他稳步走到了我们面前，一双有力的大手紧紧地握住了我的手。我又听到了他那洪亮、亲切而熟悉的平江口音:
“噢!平江佬，多年不见现在又见面了。”
彭总这“平江佬”三个字使我感到十分亲热。
会议由高岗主持。首先，由邓华宣读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关于任命彭德怀为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决定，以及对志愿军入朝参战的决定。
而后，高岗讲了话。他说： “我可以告诉大家，中央对出兵朝鲜的问题，是有不同意见的。比如我吧，就有些不同考虑，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我都谈过了，就不多说了。现在既然中央做了决定，那我们就要坚决执行。中央决定东北局负责志愿军的物资供应，我这个东北主席表个态：当好志愿军的总后勤⋯⋯”讲到这里，他指着彭总继续说：
“老彭敢挑这副担子可不容易，他的本事你们大家都知道彭大将军嘛！实话告诉你们，他是月日被中央调到北京，几天后到了沈阳，也是仓促上阵。原来，毛主席让林彪去朝鲜，他对四野熟嘛，可是林彪有病，去苏联治病去了。现在，德怀同志来也一样，你们大家要坚决服从他的指挥。既然中央信任你，点奖点到了你头上，你就干嘛。四野的同志欢迎你来，你们说对不对？现在欢迎彭总作报告。”
我们听到这里，大家都点着头笑了。
彭总站了起来，摆摆手说：“不敢说做报告，今天和大家见见面。你们都是四野的主力，四野是能打仗，能打大胜仗的。林彪同志曾经指挥你们打了很多胜仗嘛。攻锦州，克天津，辽沈和平津两大战役，功劳不小。这些年我在一野，在西北打仗，对四野的情况不熟，入朝作战要靠大家 以后不光是四野，现在就有华北的六十六军，宋时轮的九兵团正在开进途中， 还有十九兵团、二十兵团和陈赓的三兵团。我们的责任是非常重大的。
党中央、毛主席下这个决心是不容易的啊！我们一定要把仗打好。不要把美国军队看得太了不起，500 万国民党军队都是美国武装的嘛！不也是我们手下的败军吗？当然，我们也不能轻敌。我们的敌人不是宋襄公。他们不会愚蠢到这种地步 等我们摆好了阵势才来打我们。他们是机械化，前进的速度是很快的。我们 必须抢时间。中央叫我到这里来，也是3天之前才作出的决定⋯⋯昨天晚上，我会见了金日成首相派来的代表朴一禹，他说，金日成同志紧急要求我们迅速出动⋯⋯”
这次会议的第二天—10月10日深夜，彭总接到中央军委代总参谋长聂荣臻打来的长途电话，请他火速返京，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讨论出兵朝鲜的重大问题。会议讨论的结果:我们还是出兵朝鲜有利。如果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到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升温，对我国和朝鲜都不利，首先对东北更不利。最后决定:“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
彭总从北京返回沈阳后，又于10月14日在志愿军师以上干部会议上作了出国作战的动员报告。
彭总在这两次会议上的讲话，我印象最深、记得最牢的是这样一句话，他说:
“大将不在，廖化当先。我彭德怀本事不大，确实是廖化当先锋罗……”
现在，中央决定出兵朝鲜，彭总由毛主席点将挂帅出征，人民是非常信任的，军队是特别拥护的。在动员大会上，我们出国参战的军、师指挥员都纷纷表示:彭总当我们志愿军的统帅，同世界上头号帝国主义侵略军较量，我们心里更有底了，一定能打胜仗。请彭总放心，您指到哪里，我们就打到哪里。
最后，彭总提高嗓门，用他那洪亮的声音宣布:
“我命令—所有出国参战部队，从现在起，10天之内做好入朝作战的一切准备!”
1950年10月15日，这是我军军史上值得记载的日子一我们军正式列入志愿军序列，隶属于邓华、洪学智、解方、杜平等领导的志愿军第十三兵团，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十九军。
同一天，我和徐斌洲政治委员签署了我军开赴朝鲜的命令:
“经过本军全体指战员的请求，已获上级批准，自今日起，正式命名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担任支援朝鲜人民解放斗争，保卫祖国国防的伟大光荣任务，奉命即日进军朝鲜!
“为此，特号召我军全体指战员同志，一本过去光荣传统，英勇善战，艰苦奋斗，遵守政策纪律，团结朝鲜人民，为彻底消灭美国侵略者而奋斗!”
从1950年盛夏到初冬，我们首批入朝作战的三十八军、三十九军、四十军、四十二军和3个炮师，几十万大军隐蔽集结在通化、辑安、辽阳、鞍山、海城、安东等地，长达两个半月之久，然而，敌人包括美国最高指挥官麦克阿瑟，自始至终未能发现。一方面，说明部队指战员觉悟高，纪律严明，保密工作做得好;另一方面，说明当地群众热爱共产党和解放军，协助部队做好保密防奸工作;同时，也表明国民党反动派被赶到台湾后，还来不及恢复在大陆的特务情报活动……
出国前，彭总召开的最后一次会议是在安东.这时候，我们三十九军已按一一七师前卫、军直、一一五师、一一六师的开进序列，乘火车从辽阳一带出发了。
我在部队开进途中接到通知后，乘吉普车赶往安东。那天下午，我们参加会议的4个军长、3个炮兵师长都到齐了。彭总一走进来，大家都站了起来。彭总手指着铺在桌子上的一张巨大的朝鲜地图说;
“同志们!目前，朝鲜的战局十分严重。美国军队9月30日已越过三八线，又在仁川登陆，朝鲜人民军正在仓促撤退。为了保障人民军收容、集结、休整，稳定战局，我们决定在朝鲜的蜂腰部以北有利地形组织防御，而后再实施进攻。具体部署:
三十九军在泰川、云山以北，四十军在云山以东妙香山一线，三十八军在姚德以北、东西地区，四十二军在阳德、新上东西地区。”
说到这里，彭总绷着严肃的面孔，用深沉的目光朝大家看了一下，似乎在问我们:“怎么样?明确了吗?”然后继续说:
“各军到达位置后，一方面组织部队迅速构筑好工事，一方面派出侦察分队侦察敌情……”
我们4个军长是抱着前来受领战斗任务的心情参加会议的，急切地想知道入朝后，彭总给我们什么任务?在什么地区?采取什么办法作战?当彭总问我们“大家明确了没有?”我们异口同声地回答:“明确了。”
我们注视着朝鲜地图上彭总标出的各个军防御的地区，感到:彭总根据敌人疯狂北上，朝鲜人民军后撤的形势，采取先防御后进攻的作战方针，是完全正确的。这样，我们4个军部署在朝鲜蜂腰部以北，由西向东，组织防御，掩护人民军撤到中朝边境地区集结休整，把敌人放到蜂腰部以北，即清川江以北，云山、妙香山、宁远、姚德、新上以南之线，这是利于首战采取稳妥的战役部署。
会议的气氛是严肃而又紧张的。彭总还向我们宣布部队过江的时间:从10月19日晚至22日晚，四十二军和三十八军从辑安过江，四十军和三十九军从安东鸭绿江桥和长甸河口过江。
选择10月19日入朝，是毛主席决定的。这是最好的时机，既不早，也不晚，完全出乎敌人意料之外。早了不好，晚了也不好。早了，如8月底9月初入朝，美国9月15日在仁川登陆，那时我志愿军势必进至三八线，既暴露了志愿军作战意图，又因此处是朝鲜半岛最宽的地方，4个军防守，防不胜防，鞭长莫及。这样敌人可能不在仁川登陆，而在咸兴、南浦登陆，将把我们卷进去，处于很被动的地位。如果再晚到io月25日过江，敌人就要打过鸭绿江，这将失去我军出兵的突然性，达不到意外歼敌的目的。打过鸭绿江是没有问题的，但困难增多。因此，选择入朝时机是个很重要的战略问题。毛主席选择的入朝时机是最好的时机，是英明的决策。
会议只开了一个多小时就结束了。时间紧迫，彭总来不及同我们话别，就和我们分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