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有智 张承志文学品读
这是西海固民间立场的表达
这是中国底层的正义回声
这是对一名战士吁求人道的声援
张承志文学品读/zczwxpl999
“唤起人们对文明的尊重”
——读张承志散文集《越过死海》
李有智
《越过死海( 2011—2015) 》是张承志第十三本散文集，正如书名所标示，这本文集收录的是其 2011年至 2015年5年间作品，共计36 篇，其中《代后记: 全集却不全，杀青若汗颜》一篇，亦为10卷本《张承志作品系列》( 东方出版社 2014 年版) 、12 卷本《张承志文集》(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5 年版)后记。
读张承志的散文，依然是那样令人深感愉悦，不仅仅是情感上的，更是一种思想上的愉悦——张承志的文字，你不可能一目十行，只能一句一句地咀嚼，在一种满满的愉悦中，也会获得认识上的某种启发或更新。读张承志的作品，也让人愈发感受到，不只在同代作家中，扩大来说，在整个当代作家中，张承志都表现出了一种迥异于人的特点——视野极为宽广，涉及知识领域亦非一般作家、学者所能望其项背; 同时，张承志为了印证、探寻一种文明、文化，他会前往产生了该种文明、文化的地域，去实地感受、认识。把一种文明、文化与土地、人民联系起来，是张承志文学和学术的鲜明风格。“用脚思想”，行走于大地，这于张承志而言绝非偶一为之，却是几十年来不曾间断、成为他生活和写作的一种常态，无人可及。
张承志富有人文关怀和现实关怀，他关注的范围极广——少数民族文化本位问题、正义问题、革命问题、 红卫兵主题、巴勒斯坦问题，等等。尤在学术散文中，那种批判锋芒未曾稍减。
打通诸文明的内部渠道，在多种文明间建立起一种连接，确立人的尊严，这是张承志文学和学术的一个最终目的，在这本新散文集中表现得更为成熟、突出。2010年，就第十二本散文集《你的微笑》回答编辑提问时，张承志说过一段话，颇可用来说明这一点:
我们努力的一切终极目的，唯有唤起人们对文明的尊重。是的，他者的文明、他者的心情、他者的权利——乃是我们在“痛感自己文明享受能力的狭窄”之后，要抵达的目标。你说得对，努力向这个目标前进的人，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文明人。
一
《越过死海( 2011—2015) 》中有一篇散文令人印象深刻: 《讲演: 人生一度越死海》。2012年，张承志将改定版《心灵史》的全部收益，捐献给了巴勒斯坦难民。捐助难民，这是一种难能可贵的行为，但对张承志来说，是他文学、学术及人生信念的一个必然结果。其后，张承志在国内数所大学作了讲演，阐述了捐助活动的全过程，这篇散文即是他多次讲演后的最终定稿。其实，这个讲演不只是一次带有报告性的讲述，张承志说，也是借此机会“进行人生最认真的一次总结”，其中涉及红卫兵、正义、作家与民众结合问题、《心灵史》的修订等诸多话题。
修订《心灵史》，于张承志而言，在他全部的文学实践活动中，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张承志是一个艺术性和思想性并重的作家，一旦认准了某种思想、观念，他会一直坚持下来。阅读张承志的作品，能够感受到一些清晰的脉络，一些一以贯之的看法。但从另一方面说，张承志也在不断地修正着某些观点，除了应对现实之外，这些修正使得他的思想更趋宽容。一个尊重他者文明且在各种不同文明间寻求共同点的作家，他的渐次定型的思想体系显示出宽容性，是一点也不奇怪的。1991 年版《心灵史》中对中国文化、孔孟之道等的批评，其激烈程度恐怕至今仍会使一些人难以接受。而改订版中则显示出作家的看法、观点已经有了根本性的改变，论证取代了情绪，宽容替代了激烈。试简单对比两处文字。关于中国文化:
中国文化，这是一个使中国人感受复杂的题目。它光辉灿烂，无可替代，但是它压抑人性。它深奥博大指示正道，但是它阻止着和腐蚀着宗教信仰。( 1991 年版)
中国文化，这是一个复杂的题目。它光辉灿烂无可替代，但是它压抑人性。它深奥博大兼容并蓄，但是它绝拒和解构信仰。( 改订版)
改订版中在“深奥博大”一词后面出现了“兼容并蓄”，这可不是随意加上的，而是基于对中国文化精神深刻的体验和认识从而得出的一个准确认识。再如关于回族民间的“达依尔”，1991年版只有一句“达依尔，是尔麦里的外貌”，改订版则予以充分的阐释:
达依尔是“尔麦里”的外貌。而尔麦里则与中国文化密不可分，尤其与中国古典中“孝悌”的思想水乳交融。甚至可以说——尔麦里的本质，只是借伊斯兰苏非派的框架形式，来满足中国人执行他们的孝道。
上引文字中，其意非常明显，已经不是将“尔麦里”这个伊斯兰文化概念与“孝悌”这个典型的中国文化概念结合起来，而是后者借助前者的框架形式，来完成一种“孝道”。这种变化同样让人吃惊。从中国古典文化中寻找一种健全、健康的资源，打通古典文化与今天文化的通道，这是张承志几十年来一直所做的工作。因此，把回族民间的文化仪式与古典文化中的某一个部分并置，在二者间建立起一种逻辑的、历史的、现实的联系，看起来似乎有点突兀，实则这种改变有着认识基础。尽管张承志没有进一步论述，但下面这样一种观点其实已经包含在他的认识之中: 深奥博大、兼容并蓄的中国文化，是能够容得下一种宗教信仰的。
用有无宗教信仰的标准来衡量和评判中国文化，标准本身就不大恰当。严格地说，这是两种全然不同的标准，在它们之间不存在对等关系，因而不可以小衡大。中国文化不是宗教性的，但它却是精神性的，具有极强的包容性，能够容得下不同文化、不同宗教。如果是某种单一性的文化，往往具有排斥性性格，很难容得下他种文化。
从修订一事看，似乎张承志又回到了早期的一些认识上。当我们读到改订版中的文字时，很自然会想到1982年发表的《心火》中的议论:
因为历史是那样写着的: 回族从她诞生的那天，就别无选择地与中华民族相濡以沫。……她不可能对成为东方基础的汉文明采取任何的排斥态度，因此也避免陷于狭隘。历史规律不允许她自吹自擂，封闭自己。
不能说张承志又回到了原点，这是不准确的说法。张承志经过了一个貌似较为激烈的阶段，然后更加明确了早期那种在文化上求同的认识，他的思想愈加丰富，视野愈发宽阔了。在阅读中，我们也体会到了一种亲和力。文明相互包容，文化关注人性、提升人道。《安乐寺里的苏非》( 2011 年) 记录的仅是张承志诸多文化实践中的一项: 在日本岛根的一座小小的佛教寺庙里，张承志进行了为期 3 天的向他种文化的学习实践。向来就对异文化充满兴趣的作家，甚至亦从寺庙殿额上的一则故事中有了重要发现: “鱼肉可食，妻子可娶”的日本佛教，挣脱了清规戒律的束缚，“向绚烂的文明疾行前行”，在张承志看来，这种破执里面包蕴着真正的“人道思想”。
显然，张承志谈的是宗教，目的却在文明、人道、人性等大题目上。宗教在这里面可能只是一种题材，如何养成完满的人性，才是张承志文学的终极目标。这让人也禁不住想到，20世纪90年代，有些学者试图把张承志定位为教徒作家、宗教文学的作家，几十年过去了，这顶帽子当然不适合张承志。但是，张承志作品中多写宗教，何以写宗教，似乎还未认识清楚。这是一个值得多加探讨的题目，但此中原则并不模糊: 如果仅仅停留在宗教题材上，认识范围亦拘泥于此，那么，对张承志的研究必然导向狭窄化。
二
《启蒙的历程》( 2012 年) 是一篇近3万字的长篇回忆性散文。近几年来，张承志较少写草原、写内蒙的作品，故而本篇散文值得珍视，值得一读再读。它亲切有味，数万字的作品，一气读下来，并不觉其篇幅长，反令人回味不已。
读这篇散文的最好方法，是回过头来再读一遍中篇小说《阿勒克足球》( 1980 年)，因为这两篇作品写的是同一件事: 作家本人在草原当小学教师的经历。小说和散文毕竟属不同文类，区别很大，前者虚构，后者纪实，而更能反映作者曲折心路、心事的，一定是小说了。《阿勒克足球》中，主人公的女友离开了，而他也因肝病死去。知青到了最后都想离开，回到城市，主人公的死亡就是一种隐喻，死亡即离去，人往高处走，历来如此。
小说里面有两处细节描写，在散文中得到了修正，将二者对比看，是大有意味的，一处是主人公“巴哈西”( 蒙语“教师”) 第一天开课时，有一段带有渲染色彩的描写:
亘古以来，大概只听过牛羊的叫声，骏马的骤驰和婴儿的啼哭的乌珠穆沁母亲，第一次听见了牧民子弟的琅琅书声。我好像听到南飞的大雁在回首鸣啾，茫茫的草海在飒飒低唱，达古图湖从胸膛深处发出动听的哗哗声。瞧那正襟危坐在门外草地上的队长大叔，他听得出了神，甚至没有发觉腮上挂着两滴混浊的老泪。还有那几个目空一切的马倌，他们一向自认为是草原的骄子，走到哪里都大声吵嚷。可今天却老老实实地坐在门外，连大气也不敢出。
而对一个牧民的孩子来说，喊一声“巴哈西”，则意味着一种对知识的渴望、一种觉醒、一种启蒙:
唉! 老师———对于我们这些七八岁时已经过早地投入了劳动，十来岁还没有产生过读书奢望的牧民孩子来说，这简直是和阳光、春天、幻梦一样美妙的词汇。喊了这么一声，我们就变了，变成了文明和知识的朋友，并有了能与草原上白发老人媲美的荣誉和地位。
把知识、文明和启蒙带给草原，这与 20 世纪 80 年代文学常见主题相一致。而事实上，这也符合草原的，自不待言实际状况，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牧民的愿望，像小说中阿爸批评那些不让孩子读书的人，除了会数个牲畜之外连账也不会算。但在散文中，张承志侧重叙述了他本人从草原所得的惠益——在当时用蒙古语教书，既为一种教学手段，就自身学习而言，亦从这种文化中获益匪浅。文化是双向交流的，同时也是互惠的，在此基础上才能谈到理解、尊重。就蒙古文化以及民间文学给予自己的影响，张承志在这篇散文中再次写道，“蒙古民间文学的宿命论、韵律感和概括力，加入了对我的启蒙。以后它又在整整半生里，支持了我的文学观念”。因此，把小说和散文中所写的并举，就是一种完整的认识了。
另一处是小说中写到了学校冬天缺少燃料，老师带领学生捡羊毛以解决此困难。但小说所略掉的，散文中则以较多篇幅叙述: 真实情况是，向保管员请求帮助遭到了拒绝，而这个保管员正是作家最喜爱的索依拉的父亲。这说明作家对保管员并不是十分痛恨，除非他像黄毛希拉一样坏，作家轻易不会予以鞭挞的; 另一方面，这也代表作家早先所说的“禁忌”原则，尤在面对少数民族生活题材时，做到对描写对象的尊重。
在散文中，张承志中还写到了一件事，时至今日他深感后悔的三件事之一，就是孩子们整天追着一个破篮球胆玩，而他却把一只从东乌旗抱回来的、美丽的黑白花足球藏了起来。实际上，中篇《阿勒克足球》已经充分地表达了他自己的后悔之情。小说最能反映作家心灵深处隐藏的情意，便是一个证据。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张承志是一个充满深情的作家。
说到文学，张承志有他自己愈来愈明晰、坚定的文学观念——文学的核心部分，必须与正义相关。《歌手和游击队一样》中，他这样写道: “没有以正义为核心的艺术，最终不过是些垃圾——中国大量的伪诗人即是如此。”再如《讲演: 人生一度越死海》中所写: “……因为正义乃是文学的基础。正义也是总结历史的原则。”
似乎在更多的时候，张承志对文学是失望的，《如画的理想》一文中“只是我一直没来得及说: 文学是最粗糙的艺术。由于它手段的简单( 码字敲键盘) 和元素的枯燥( 无色无韵) ，它藏污纳垢，容忍了那么多恶棍。”这里是在拿绘画与文学作比较，抛开这点，张承志对某些文学的不满，主要原因大约还是在于这种文学缺少正义。
三
这本散文集中收有一篇非常短小的作品《致一九七八》( 2010 年) ，在文中张承志谈到了自己在 1978年获奖事。当年颁发首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为获奖作品之一。张承志一般很少谈及作品获奖的事情。这次大约也是一种致谢，他谈得很得体，以为一个作家因获奖而得肯定，随后应该做的，“是倾尽自己的人生，以每一篇都更丰满的文章，回报社会和人民”，他做到了。
《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在当时影响就很大了。但是，对这个短篇小说真正的认识，要到30年以后。2009 年，评论家李敬泽发表了《1976年后的短篇小说: 脉络辨〈中国新文学大系( 1976—2000) ·短篇小说卷〉导言》，首次确定了这个短篇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小说中真正的解冻始于张承志的《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这篇小说发表于1978年10月的《人民文学》。它的主题是“我”与“我的人民”。“人民”不再是一个先验范畴，它是个人，是一个“我”在经验中、在思想和情感中体认和选择的结果。
由此，张承志确证“我”在——我思故我在，一种笛卡儿式的命题成为文学的解冻剂，“我”的声音从宏大历史和人群中区别出来，它不仅是一个人称、一只书写的手，它成为主体，文学由此与生命、与世界和语言重新建立直接的关系。如果上帝在的话，那么他也有待于个人的独自寻求，这在1978 年无疑是一次革命，尽管当时的人们并未领会此事的革命性。
张承志从此成为一个特例，《大坂》《九座宫殿》《辉煌的波马》，他在两个方向上与同时代的作家们拉开了距离: 他坚持“我”的个人性，但这个强大、外向的“我”又是在它的公共性中确立的; 他以“我”的行动和书写见证和拓展对公共生活的意识。
僻道独行。1978 年的“骑手”构成了一个新的文学时代的隐蔽标志:
“一种崭新的意识在我心里萌芽了。好像，探求了多年的真理，这时，在我的脑海里逐渐清晰起来……”( 《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
现在多数的文学史教材以及种种通行的模式化的文学史书写中，《伤痕》《班主任》仍然是新时期小说解冻的开端性作品，尽管以艺术标准来衡量，这两篇作品其实相当粗糙、低劣。它们的影响之所以超出了本身分量，李敬泽认为，那是因为它们“作为政治文本的意义远超过它们作为文学文本的价值，在文学上，它们并未开辟未来，而仍然停留在过去”。在新时期小说乃至新时期的文学中，“真正的解冻”的开端性、标志性作品，既不是《伤痕》，也不是《班主任》，而是《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
作为一个批评家，李敬泽眼光出牛背上，他对《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的重新认识和定位，在将来一定会改写新时期文学史。而他所指出的张承志在那时就与同代作家拉开距离，今天看来，这是非常准确的把握和描述，区划出了张承志的风格。
“僻道独行”的作家，几十年来却以他独特而丰富的作品，回赠着社会，回赠着他热爱的人民。就像上文所说，张承志的视野宽广，他关注的范围亦颇为广泛; 同时，张承志进入的知识领域，不仅专业，而且具有难度和深度，这对一般读者来说或许会形成一种障碍。但是，只要用心读，越过那些难懂的知识，也许会抵达理智和情感的深处。《啊，两个中的第二个》( 2015 年) 一文，主要解释一句经文“驱逐( 直到) 两人中的第二个”，张承志以他的个人经历和体悟，阐释了其中包含的哲理，或许那是一种关于友谊、友情的至深表达:
在这样的人生瞬间，在这么一个节点，我站在关口之上，体会着一个词组。确实，只有它，写尽了人之间的关系。它一字千钧，概括了所谓的朋友; 它入木三分，解剖了世间的男女。
哦，“两人中的第二个”! 你一语讲透了我的人生一切，所有度过了的和还没有迎面的。你用两个类似词———它们连读音都似近又远，连书写都那么奇妙，初学者常会弄混———揭破了人的结交离合，解释了什么是前世的兄弟、渡世的伴侣、大业的同志。
有一位汉族作家读了这篇文章后，大为感动，敬服有加。
对学者出身的张承志来说，他的文学的目的不在知识的多少，而是心灵深处的相遇相通。倘若拿心去阅读，张承志的文学最好懂。
作者简介: 李有智( 1967— ) ，男( 回族) ，宁夏海原人，宁夏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文学博士，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