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植祥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的一天，下了一场大雪。
原来在城里，下雪了，会很兴奋。会朗诵《沁园春·雪》，会想起小学的课文，这儿白了，那儿也白了。嗓子好的，还会来一句：“穿林海，过雪原……”而我，一点闲情雅趣也没有。棉衣棉裤，棉帽子，捂得严严的，一开门，风卷着雪扑面而来。出门走了没有几步路，雪花偷偷地钻进脖领子，好凉，好冷。冻得手脚冰凉，急急忙忙拿了几根柴火，赶紧回屋。
没棉鞋，没手套，闲情逸致？呵呵，真没有。
躲在屋里，看，院子里白了，对面房顶也白了。这时候，应该出去，看看山上是不是白了，村里的道路、村口的红沙岗子、岗子下的大土坑、村边的田野……风，呼呼地吹着，空中飘着的雪、地面落下的雪，在风里转着圈，呼啸着。
出门？呵呵，算了吧。
瑞雪兆丰年。也算是好兆头。
分红已经算出来了。一个工（十分一个工）一块八分钱。据说，这在西队是第一次，以前从来没有上过一块钱。
我们九个人，吃着供应粮，每月四十五斤定量。我们九个小伙子，用村里人话说，九个灰后生，吃着供应粮，还向队里借了将近七百斤莜麦，才没有断粮断顿。我有些明白了，为什么一些人家子女多：除了多子多福的所谓传统意识，除了晚上唯一的娱乐活动就是造人等等以外，最现实的就是家里有一个人头，就可以分三百六十斤粮。小孩子、女娃子，吃得少些，家里粮食总能够吃。城里，也一样。供应定量不分男女，只论职业，轻工业和干部普通市民一个标准，重工业和重体力劳动者一个标准。那时候，人们结婚早，也有一个现实因素：男女搭配，粮食够吃。无论如何，下乡第一年，我们1969，在庙沟还是很不错的。供应粮，加上队里借给我们粮食，我们每天都能吃饱。分红，扣掉了我们借粮的粮款，扣掉分羊肉、香瓜、西瓜和买煤的款项，最后我分到了二百多块钱。留足了1971年的预计生活费用，还能带着二百块钱回津，也是一件很骄傲的事情。
因为我很清楚，当时有些地方，有些村子，一个工最低的才有二分钱。劳动了一年，赚到的钱，还不够买救济粮的。我老舅家，六个孩子，年底分红，最好的时候能够分到十来块钱。
庙沟西队，一个工能够拿到一块多，真的可以让父母安心了。
雪停了，院里的积雪不过半尺厚。
说起来，也不算多大，只是有风刮着，形成了雪旋风，显得雪，下得很大。
没几天，路就通了。我们收拾行装，准备回津。
我带了些莜面、糕面，还带了十几颗土豆。最后，又想起来，把在南山沟捡到的那块云母带上了。
我们一起离开庙沟，到了可镇，吃饭的时候分开吃的。
我和部分同伴在武川县招待所食堂吃的晚饭，时间不到六点，食堂里没有什么人。食堂里只有烩菜、馒头。一份只有半碗的烩菜，土豆烩得都黏糊了，还有两个馒头。食堂收了半斤粮票，收了多少钱却不记得了。那时候，取点全国粮票不容易，非常金贵。
吃完晚饭，出了招待所食堂，是何春龙还是谁，我记不清楚了。说是有一辆去固阳的卡车，可以捎带我们去固阳，问我是不是一起去。我当时可能很疲乏，只想着先找个地方，好好休息，没有一起去。自己找到武川旅社，办了手续，住了进去。
李泽说，他们好几个人搭一辆卡车去了固阳，路上，寒风凛冽，坐在敞篷卡车上，棉衣、棉帽子穿着，冷风吹得和没穿东西似的，骨头都要冻僵了。到了固阳，买站票直达天津西站。列车上人挤着人，站了一路，脚都站肿了。嘉亮抢到了座椅底下一个位置钻了进去，睡了一觉。嘉亮后来和我说，当时又累又困，不知道是在哪一站，看见一个长座椅下面爬出来一个人，收拾起来点的报纸，提着行李下车了。当时，也顾不上干净不干净了，看着没有人往进钻，就钻进去。挺好的，能躺着，迷糊一觉，比有座位的还舒服。
我一个人，在武川旅社休息了一晚，第二天一早乘车去呼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