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新发地疫情爆发后就有部分网络自媒体报道称：钟南山院士已在北京坐镇指导北京抗疫，然而这则消息后来经过官方证实是假消息。尽管这是一则假消息，然而从中也不难看出全国人民在钟南山院士身上寄托了何等的希望，不难看出钟南山院士在民众心中至高无上的威望。当然钟老有此威望是与他多年来的所作所为分不开的：从2003年的非典到2020年的新冠疫情几乎每次出现大型公共卫生事件时都能看到钟南山院士的身影。每每在关键时刻的力挽狂澜使人民群众记住了钟南山。
只要钟南山一出现甚至不用说什么也能让人有吃了定心丸一样的感觉，甚至有人不惜为此造谣、传言。中国有一个钟南山无疑是这个时代的幸运，然而中国只有一个钟南山。如今钟老已有84岁高龄，那么我们谁能保证在未来不确定的某个时点会再出现类似如今的新冠疫情这样的公共卫生事件呢？那时又能指望钟老做些什么呢？事实上他所做的已太多了，我们不能把民族未来的希望完全寄托在一位老人身上。钟南山院士曾在多次在采访中明确表示自己害怕被神化。
用钟南山院士自己的话说：“其实我就是一个给人治病的大夫”。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们的舆论宣传出现了这样的现象：每当国家人民面临危难之时就呼唤民族脊梁，而一旦风平浪静就变成了八卦绯闻占据热搜榜。然而所谓的民族脊梁其实和我们一样也是普普通通的人，他们从来都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与其在危难之时才想起呼唤民族脊梁不如在平时就切实关注他们的日常工作。包括钟老在内的医疗专家们普遍公认的一个事实是：这次疫情其实是值得我们反思的。
如果我们平时的工作再更为细致一些也许我们就能在更短的时间内遏制疫情，从而大大减小我们的损失。忽视平时的日常工作而一旦危机来临就无限神化拔高一线工作者在某种意义上是对一线工作者的捧杀。我们很多人都记住了非典和新冠两次疫情期间的钟南山，然而从2003年至今这期间钟南山在干什么呢？他平时的日常工作是怎样的呢？事实上在非典和新冠两次疫情之间钟南山一直在兢兢业业尽一个医生的本分。他也只需要恪尽职守尽一个医生的本分即可。
如果我们一有事就要这位耄耋之年的老人带头冲锋陷阵实在不是什么值得炫耀的事。事实上钟老自己就曾在武汉疫情时表示：和当年非典期间比起来这次他在疫情中发挥的主要作用就是实事求是地调查研究，不过他已不再像当年那样近距离接触一线病人了。钟老自己开玩笑说是因为他的学生们嫌他老，所以不让他近距离接触病人。其实学生们不是嫌他老，而是为他的安全考虑。钟老为国家为人民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既然他现在已带出了自己的学生、自己的团队，那么学生们早晚要接过老师的重担。
如今北京的疫情和当初的武汉有本质的不同：当初武汉疫情刚爆发时我们其实是真没多少应对经验，然而在经过和新型冠状病毒几个月的较量后我国已积累了不少应对这种传染病的经验。黑龙江疫情反弹后通过多方的调查和追踪在较短时间内锁定了密切接触人群。从5月7日黑龙江全省转为低风险地区，6月3日吉林省舒兰市也转为低风险地区。这就说明我们的防控体系已经建立起来，相关的防控机制正在逐步完善。既然我们连最困难的时候都熬过去了，那么相信我们也完全能应对新的挑战。
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在6月14日晚撰文表示：“目前发现的所有病例都与新发地市场有关，没看到无传播途径的病例“。这意味着北京疫情的传播途径是明确的，这和武汉当初的疫情是有本质不同的。武汉当时由于缺乏相关的防控经验，所以在疫情初期是走过一段弯路的。从2019年12月起武汉就已陆续出现不明原因的肺炎病例，然而直到春节前后才真正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相比之下北京这次疫情从发现到采取行动都很及时。
北京在防疫工作上其实是有自身独特优势的：北京绝大多数三甲医院都配备有发热门诊，此外还有一些专门的传染病医院。这样的硬件基础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加固了北京的第一道防线。除了医院这样的硬件设施优势之外北京在社会管理的深度上也有自己的优势：事实上我国的主要大城市基本上都有这种优势。我们正是通过社会管理体制上的优势达成了全国一盘棋的抗疫效果。作为我国首都的北京相比其他城市而言：这种优势更为明显。
其他城市在与中央的上传下达过程中总是要花费时间的，然而北京作为首都本身就是中央政府所在地。所以北京在疫情防控方面有着资源更丰富、政令传达更高效的先天优势。通过大数据追踪密切接触人群，通过社区单位进行联防联控，从而构筑起第二道防线。北京凭借自身的优势条件加之这次疫情发现早、采取措施及时到位是能在较短时间内遏制住疫情蔓延的。实在没必要让钟南山院士这位耄耋之年的国宝级专家风尘仆仆亲自跑一趟，即使有问题需要探讨也完全可以通过电子媒体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