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和事功
上一期留下了一个问题：功成名就的诱惑力毕竟太大，舍弃传统道德的感觉又不太好，难道就没有折中的办法吗？#司马光#
这不仅是司马光的时代里很需要直面的问题，甚至可以说是春秋战国以后，两千多年间一直纠结着中国知识分子的经典难题。你有你的看法，我有我的意见，大家谈不拢，最后各立山头，各收弟子，这就在同一个儒家阵营里分出了不同的学派。
如果要找到最核心的矛盾，那么大而化之，就是道德和事功的矛盾，所以就分出了道德派和事功派这两大阵营。道德派主张道德至上，事功是道德的副产品；事功派主张事功优先，对道德倒也不完全排斥。
如果表现在国家层面上，那么两派的分歧就可以表述为：国家追求的目标应当是善还是富强？
如果落实到个人身上，那么两派的分歧就可以表述为：人生目标应当是由善入圣还是功成名就?换句话说，该做一个好人还是该做一个成功的人？
做好人的代价就是未必能够成功，做成功人士的代价则是或多或少总会有那么一些时候需要牺牲道德。
司马光的师承
那么，司马光会怎么看呢？
司马光的看法，毋庸置疑，肯定是道德优先，国家要向善的目标发展，个人要向着好人的方向努力。在这个问题上，他的学术资源有一个相当独到的来处，那就是汉朝学者扬雄。
今天提到扬雄这个名字，我相信大多数人的反应都是：不熟。
最多在学古代文学史的时候听说他是一个汉朝的文学家，擅长词赋。
但不要说今天，就算在古代，词赋这种文学类型在汉朝辉煌过一段时间之后，就不大受人追捧了，认真去学扬雄词赋的人自然也就不多，更没有多少人在意扬雄的学术成就和学术地位了。
但是，在儒学谱系的确立上，如果赢家是司马光而不是朱熹的话，那么当我们今天提到儒家，就不会有孟子什么事，荀子也很可能屈居二线，而扬雄会取代孟子的地位，成为孔子之后的二号人物，我们熟悉的名词“孔孟之道”就会变成“孔扬之道”。
历史总是充满偶然性，观念和著作的流传未必真的都是优胜劣汰。
司马光之所以没能赢过朱熹，在我看来，主要是因为司马光对佛学缺乏应战意识——这种态度既不能说是错，也不能说不够高明，甚至司马光的儒学正是因此才显得醇正——虽然司马光也搞一些虚头巴脑的阴阳五行，但和朱熹比起来就显得醇正太多了。
形而上学
醇正的儒学是一门高度入世的学问，它可以是政治学，可以是社会学，甚至可以是人生哲学，但唯独不是哲学，因为它既不探究终极问题，也完全没有高来高去的抽象思辨。这就不怪佛教东传之后，越来越多的高知都被佛教吸引了去。
有些人应该有这种感受，什么是空，什么是有，什么是无常，凡此种种，就算你不信佛，也不关心生死，至少也要承认这些问题及其解答都属于极高水平的智力活动。回头来再看儒学，哎呀，太俗了，真无聊！所以，朱熹为了应对佛学的这种挑战，为了守卫儒家地盘，这才发明出了一整套儒家世界里的形而上学。
形而上学是一切认知的地基。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之所以意识不到这一点，只因为我们对问题不会穷追猛打。而说到对问题的穷追猛打，今天我们都会想到这是科学的特质，但问题是，理解科学也一样需要形而上学地基。
比如拿给你一份双盲实验报告，但你还是可以追问：“我看到的数据是真实的吗？这份报告虽然捧在我的手里面，看在我的眼里面，但触觉和视觉难道不会骗我吗?插在水杯里的吸管看上去不就是断成两截了吗？”
这样追问下去的话，于是“我”是否存在，世界是否存在，一概变得可疑了，一切科学知识因此也都是基于假定而存在的——假定世界是物质实体，假定作为观察者的“我”是活生生的人。
人很难接受不确定的状态，所以无论如何都要给知识寻找地基——普通人要找一个至上神，高知要找一套形而上学。
对于儒学而言，如果没有一套形而上学基础的话，一切命题也就只能浮在世俗层面了。比如我们追问一下：“为什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呢？”儒家回答：“人人如此的话，社会才能向善。”
我们再问：“为什么社会非要向善呢？社会糟糕一点的话，才方便我浑水摸鱼嘛。”儒家会说：“你的价值观有问题，要改。”
我们再问：“凭什么就是我的价值观有问题，而不是你的价值观有问题呢？”
这种问答，到最后一定停止在价值观偏好上面，只是双方各有所好，互相看不顺眼。
当朱熹改造儒学，给儒学打造出了形而上学基础之后，儒家的传统理论才算有了坚实的地基，“善”才有了“天理”做基础，从价值偏好变成了客观事实。尽管这种客观事实在今天看来完全站不住脚，但对于古代人来说，完全够用了。
所以朱熹体系打赢了此前所有的儒学派系，这是很有必然性的，实至名归。
但是，正因为朱熹是知识体系上的大赢家，所以朱熹很多纯属个人偏好的东西也就跟着鸡犬升天了。
朱熹推崇孟子，孟子的地位就一路高企；朱熹讨厌荀子和扬雄，荀子和扬雄也就越来越冷了，这绝不是因为荀子和扬雄的学术水平真的不高。看清这种现象，会给我们的读书方法提供一个很有价值的启发，那就是没必要只盯着热门书，除非你读书的目的只是想增加谈资，为社交目的服务。
北宋五子
前边讲过，儒家确立道统，奠基性的一篇文章是唐朝学者韩愈的《原道》，说荀子和扬雄虽然貌似“道”的传人，但对“道”的掌握既不精粹，也不完备——韩愈的原话是“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韩愈的意见是：后人如果要想精粹而完备地领略圣人之道，就必须从孟子入手。
后来从北宋五子到南宋朱熹，都跟韩愈一唱一和，但司马光唯独标榜扬雄，说扬雄是“真大儒者”，是唯一有实力继承孔子衣钵的人，比孟子和荀子高出一大截。（《说玄》，《温国文正公文集》卷68）
司马光对扬雄佩服得五体投地，就连写书都模仿扬雄著作的模样。
扬雄模仿《周易》写出一部《太玄》，司马光模仿《太玄》写出一部《潜虚》。所谓“潜虚”，意思是深入探索“虚”的本质。
怎么深入探索呢？其实就是用阴阳五行构造出一套神秘主义体系，勉强算是给儒学打了一点点很不牢靠的地基，和朱熹的形而上学一比就显得太弱了。不过重要的是，从这部书特别能够看出扬雄对司马光的影响，以至于宋末元初的大学者王应麟有一个评语，说司马光的学术就是扬雄的学术。（《困学纪闻》卷10）
无论是《潜虚》这一类的著作也好，还是对扬雄名著的注释也好，司马光对于儒学地基总还是有着肉眼可见的学术创见，所以在这个领域里面，他曾经和同时代的周敦颐、张载、邵雍、程颢、程颐一起合称“六先生”，但因为他是扬雄的学术继承人，又不喜欢孟子，跟程朱一脉的差异太大，所以等程朱理学大行天下的时候，他的名字就被拿掉了，北宋“六先生”这才变成了“北宋五子”。
那么，扬雄会有怎样的主张，对苏秦、张仪的人生取向又会发出怎样的议论呢？
我们下一期再谈。
上期回顾：为什么背信弃义的张仪能吃得开？一是文化，二是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