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国神社”这四个字，相信每个中国人都很清楚意味着什么，它已经成为“战争”、“罪恶”和“反华”的代名词。时至今日，这里已经不再是单纯的祭祀地，俨然就是政客拉拢选民和右翼势力作秀的场所，笼罩着太多的政治氛围，极大地伤害了中国、朝鲜和韩国等国人民的感情。
问题来了，就是这样一个臭名昭著的“靖国神社”，作为曾经的末代皇帝和伪满皇帝，溥仪为何还要高调参拜？接下来，文史不假为您详细讲述那段历史，文章的所有插图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在日本，“天皇”是一种极其特殊的存在，具有极高的政治意义和象征意义。作为神道教的教主和天照大神的后裔，它以神的名义“万世一系”统治国家和守护万民，“菊花王朝”被认为从古至今唯一的朝代已有2600多年的历史。
“天皇”的称呼最早来源于神话传说，可信度可以参照中国的“三皇五帝”，充满了朴素的和强烈的君权神授色彩。为了更好地蒙蔽万民，又有意披上了宗教的外衣，逐渐形成了所谓的神道教。
与广泛存在于世界各地的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不同，日本的神道教属于多神教，几乎达到了主观唯心主义，故而才有“天地神祇八百万”的说法。其教义认为，非正常死亡的人会成为怨灵，很可能给国家和社会造成危害，故而需要被“招魂”。
从第一代神武天皇到今天的德仁天皇，日本的皇位已经传承了126代，以“天照大神”的名义统御国家。只不过，这段究竟是“历史”？还是“传说”？后世实在是无从可考。
为了打破这种“尴尬局面”，日本史学界经过不懈努力才将具有实物的记载推进到了第10代崇神天皇，那已经到了公元前30年。不过，由于经济和文化的滞后，直到第43代的元明天皇才出现了官方记载的史书《古事记》。
明治天皇以前，历代天皇都属于是名义上的虚设君主，军政大权基本上被幕府所牢牢掌握。1853年7月，美国海军准将马休·佩里率领四条蒸汽船舰队就敢强行驶入江户湾，以炮舰威逼日本打开了关闭的国门，幕府被迫签订了《日美亲善条约》。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威胁，幕府内部立即出现了截然不同的声音。其中，长州藩主张使用武力坚决予以回击，而萨摩藩则主张尽力避免战争，本就互相看不顺眼的双方从此开始不断积怨。
到了明治维新期间，长州藩和萨摩藩虽然都宣誓效忠天皇，但彼此之间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看来制衡之术历来就是“帝王首选”。受此影响，前者主导成立了“长州陆军”，后者主导成立了“萨摩海军”，双方在相互倾轧中经常引发流血事件。
1869年，军务官副知事大村益次郎在东京都千代田区九段主持修建了“东京招魂社”，希望祭奠和供奉这些阵亡的军人。到了1879年，明治天皇将东京招魂社正式改名为“靖国神社”，还准许使用皇室的16瓣菊花纹章作为装饰。
在靖国神社内部，不仅修建有用于祭祀的“拜殿”和“本殿”，还修建有存放阵亡名册的“灵玺簿奉安殿”和青铜制的“第一大鸟居”。除此之外，还有进行军国主义教育的“游就馆”，以及供阵亡者家属使用的“靖国会馆”、“军马慰灵碑”、“军犬慰灵象”和“求魂塔”等建筑物。
通过明治维新，日本走上了近代化的道路，国力得到了明显的增强，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扩张欲望。于是，他们先后通过入侵朝鲜和甲午战争来挑战存续几百年的“东北亚朝贡体系”。
伴随着日本的崛起，曾经的“天朝上国”中国却在晚清政府统治下日益落后，封建君权走向了灭亡。1912年2月12日，面对革命派和北洋系的双重压力，隆裕太后偕幼帝溥仪颁布了《清帝退位诏书》，从此进入了更加复杂和混乱的民国时期。
1912年7月30日，直接促成日本弯道超车的明治天皇睦仁过世，患有智力障碍的皇太子嘉仁继位成为“大正天皇”。作为他和贞明皇后的长子，裕仁被册立为太子并且登上了政治的舞台。
裕仁虽然身形瘦小，但自幼就酷爱军事，而且极其崇拜自己的祖父明治天皇，坚信只有强军和扩张才能实现皇国永存。因此，一战爆发后不久他便鼓吹参战，极大地影响了当时的大隈重信内阁。
众所周知，一战的主战场在欧洲，是欧洲列强为了重新瓜分势力范围而进行的一场“狗咬狗式的厮杀”。因此，日本参战纯属就是为了“刷存在感”，就是为了谋夺德国在山东的特权。
一战结束后，作为皇太子的裕仁急不可耐地前往欧洲学习和访问，还在英国、法国和比利时等国停留了数月之久。期间，他进一步增长了见识，也进一步见证了欧洲各国的军事实力，这令他感到惊讶，甚至是惊悚！
原来，日本和真正的强国比起来依然属于“小巫见大巫”！因此，大举入侵中国还得再缓一缓，再等一等。
中国的清政府虽然倒台了，但根据《关于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之条件》规定，废帝溥仪以及后宫嫔妃依然可以继续住在紫禁城内。而且，曾经的王公贵族和宗亲子弟也依然可以安享富贵，并没有受到北洋政府的反攻倒算。
1922年，废帝溥仪已经年满十六岁，依例到了大婚和亲政的年龄。只不过，曾经的满清帝国已经一去不返，他“亲政”的愿望是再也无法实现了。为了挽回些许的颜面，遗老遗少们准备完成“帝后大婚”，隆重选取和迎娶皇后。
得知溥仪要选后，整个民国都轰动了，可见当时的封建余毒依然严重。除了满清的遗老遗少们争相报名，就连各地的军阀们也都极为关注，纷纷将自己适龄女儿的生辰八字送入宫中待选，甚至包括了张作霖、徐世昌和张勋等大军阀。
溥仪很高兴，没想到自己已经退位十年了，依然如此受到“万民拥戴”。于是，接受过西方思想影响的他表示不用像传统选秀女那样本人入宫，只要把照片送来即可。
本着“公平公正但不公开”的原则，皇室通过层层筛选最终选定了皇后和皇妃的人选。虽然中间有过一些波折，但无论如何还是郭布罗·婉容成为皇后，而额尔德特·文绣则成为皇妃。
1924年10月，原直系将领冯玉祥通过“北京政变”短暂掌控掌权，立即就推翻了袁世凯和北洋政府的一系列内外政策。其中，他明确废除了《关于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之条件》，将以溥仪为首的整个皇室都赶出了紫禁城。
无家可归的溥仪，只好带着婉容和文绣一行人住进了父亲载沣的醇亲王府。不过，由于父子之间在许多问题上都存在矛盾，他最终还是离开了北京，在遗老遗少们簇拥下搬到了天津的静园居住。
1926年12月25日，大正天皇嘉仁因病过世，裕仁终于登基成为了“昭和天皇”。经过这么多年的积累，他认为日本已经是今非昔比，完全有能力开始“大陆政策”的第三步，那就是中国的东北。
通过长期的观察和选择，奉系首领张作霖成为了日本在华的代理人，也借助着日方势力在军阀战争中壮大，一度出任了国家元首。不过，这位草莽出身的张大帅却是“心里有数”，在领土、驻军、资源、铁路和移民等问题上始终都坚守底线，不愿成为汉奸卖国贼。
日本人没想到，你张作霖吃我的、喝我的、拿我的、用我的，却不为我办事。最起码，你没有“用心办事”，于是产生了取而代之的想法。
1928年6月，趁着张作霖在直奉战争中败退之际，关东军的一些下层军官竟然策划了“皇姑屯惨案”。谁知，盘踞在东北地区的奉系并没有四分五裂，少帅张学良不仅稳定了局势，而且还在国仇家恨下宣布“东北易帜”，从此实现了国民政府在形式上统一国家。
作为一次“下克上”，皇姑屯惨案虽然符合天皇裕仁的战略规划，但却明显感受到自己的权威受到挑战。于是，他借机生事，成功逼迫首相田中义一和陆相白川义则辞职，从而加强了对政府和军队的掌控。
在“皇姑屯惨案”期间，住在天津的溥仪也没有闲着，竟然和小军阀孙殿英杠上了。原来，此人不仅带兵洗劫了清东陵，而且还将乾隆皇帝和慈禧太后的陵墓炸得面目全非，将里面的陪葬物洗劫一空。
尽管溥仪数度昏厥，尽管满清皇室强烈要求国民政府严惩孙殿英。可是，经过对方的上下打点后竟然全身而退，这使得他更加仇视民国。
1931年9月18日，关东军的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花谷正和今田新太郎等人越过参谋本部再次“下克上”。他们在夜间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反而诬陷是东北军所为，借机挑起了“九·一八事变”。
面对日军的侵略，张学良却要求所有东北军“对日兵挑衅不得抵抗”，转而请示南京国民政府的态度。于是，几乎没有遭到抵抗的关东军进展神速，很快就攻占了奉天、四平、营口和安东等地，最终占领东北全境。
由于尚未做好全面侵华的准备，日本始终担心英美列强干预，于是准备扶持代理人进行间接统治。就这样，闲居在天津并且对国民政府积怨甚深的废帝溥仪就成为了最合适的人选。
经过数次秘密接触，经过土肥原贤二的亲自游说，溥仪终于同意前往东北去建立“伪满洲国”。1931年11月10日，他终于秘密离开天津静园潜往东北，并在第二年春宣誓成为伪满“执政”，开启了自己的傀儡生涯。
1934年3月1日，溥仪在新京举行了隆重的“登基大典”，从此建立了所谓的“大满洲帝国”。不过，除了日本和萨瓦多尔外，世界上再没有第三个国家承认它的存在。
为了打破这种尴尬的局面，天皇裕仁邀请溥仪前来“国事访问”，而且还成立了由14人组成的接待委员会。一句话，为了达到宣传“日中亲善”的目的，假戏一定要真唱！
1935年4月6日，溥仪乘坐裕仁的御用舰只抵达日本的横滨码头，由上百架飞机组成了空中编队低空欢迎。除了无比盛大的欢迎仪式外，天皇的亲弟弟秩父宫雍仁还亲自登船迎驾，将这出戏演绎得非常精彩。
抵达日本本土后，溥仪乘坐火车前往东京，天皇裕仁还亲自在车站恭候，这种待遇，在日本历史上是不曾有过的，用“诚意满满”来形容也不为过。据他在自己的回忆录《我的前半生》中记载:
到了东京后，裕仁亲自到车站迎接我并设宴，在我拜会后还回拜了我。我不仅接见了日本的元老重臣，而且还一起检阅了军队。
裕仁天皇除了带溥仪检阅了最精锐的近卫师团，而且还安排母亲节子皇太后出面陪同散步和聊天。这样的超高规格接待，让所有人都以为伪满是日本的最亲密伙伴而非傀儡，难怪史学家张馨元会这样表示:
随行官员皆感慨“二圣联欢”盟谊弥坚金石，特书史册永增无上光荣。
面对如此盛情的接待，溥仪自然也得有所表示。于是，他不仅身着军服参拜了靖国神社，而且参拜了天皇的家庙“明治神宫”，向那些侵略中国时受伤的日本军人表示慰问。真不知道，满清皇室的列祖列宗会不会气得活过来！
访问结束后，溥仪还将日本的天照大神“三神器”仿制品“请”回了东北，每日都要虔诚叩拜。不过，傀儡终究是傀儡，木偶终究是木偶，他只不过是一个日本侵华的道具罢了。
通过十四年艰苦卓绝的抗争，中国人民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1945年8月15日，曾经不可一世的天皇裕仁最终低下了罪恶的头颅，被迫宣布无条件投降。
面对强大的苏联军队，所谓的“伪满洲国”自然是摧古拉朽般散架。眼见形势不对，溥仪准备偕同弟弟溥杰从沈阳东塔机场飞往日本避难，可登机前却被苏军的空降部队逮捕了，从此遭到了苏联的关押。
1946年8月16日，溥仪以证人的身份出现在了远东军事法庭，出庭前受到了国民政府代表团秘书和检察官裘劭恒的问讯。据他这样回忆当时的场景:
溥仪见我是中国人就怕得要命，以为要把他当汉奸来审判。我告诉他，这次来东京是让你作证，证明日本人是怎么利用你做傀儡侵略中国的。
溥仪在揭露日本侵略的同时，极力为自己的罪行开脱。当时，各国法官们都知道此人的重要性，希望能得到更多的线索，他却装傻充愣一概回答“不知道”，深怕罪责会波及到自己。
显然，这已经违背了安排他出庭作证的初衷，自然遭到了法官们严厉斥责。之后，他在8天的庭审中基本上如实交代了自己如何一步步成为了傀儡皇帝，又是如何一步步见证了日本的侵华暴行。
新中国成立后，苏联将溥仪和其他的260多名战犯一并移交给我国政府，从此转入了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期间，他终于认识到了自己的罪恶，由抵制改造转变成了积极改造。
1959年9月17日，第二届全国人大九次会议正式通过了《关于特赦确实改恶从善的罪犯的决定》。之后，溥仪在特赦大会上第一个就听到了自己的名字，满怀热泪拿到了“赦字001号”的特赦通知书，从此成为新中国的普通自由公民。
回到北京后，溥仪不仅进入植物园工作，而且还与朝阳区关厢医院的护士李淑贤结为夫妻。只不过，他对于自己曾经的过错依然耿耿于怀，尤其对于参拜靖国神社的经历悔恨不已。
截止今天，靖国神社依然是中日两国最为敏感的话题。因为，其中合祀着太多的侵华阵亡“鬼子”，甲午战争时的13619人，攻占台湾时的1130人，八国联军时的1256人，济南事变时的185人，九一八事变时的17175人，抗日战争时的191250人。最可气的是，经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14名甲级战犯也供奉其中，包括东条英机、广田弘毅、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永野修身、梅津美治郎、小矶国昭、木村兵太郎、坂垣征四郎、武藤章、东乡茂德、松冈洋右、平沼骐一郎和白鸟敏夫。